戲劇大師曹禺先生的一生充滿了戲劇性，有人説他寬厚仁慈，從不忍傷害別人，也有人説他圓通世故，他那“不錯不錯”“不易不易”的口頭禪，似乎成了他為人狡黠的明證。曹禺先生無疑是一個稀世的戲劇天才，他青年時期創作的《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家》已經彪炳史冊，然而新中國成立後他卻基本上告別了戲劇創作的巔峰時刻；他一次又一次地感慨這一生寫得太少，但直到晚年他也沒有下決心擺脫紛擾，續寫那些已經打了無數次腹稿的半成品，甚至於沒有留下必要的自傳材料；對人生、對藝術他耗盡了心血去體味，許多創作上的經驗像多年的陳釀一樣在他的心底發酵，但他自己卻是一個“沾上理論就頭疼”的人；因此，多年致力於研究曹禺及其劇作的田本相先生不無遺憾地説：“他帶走的比他留下的還要多。”

    畫家黃永玉説，曹禺的後半生“像午夜喝了濃茶，清醒于混沌之中”。作家巴金多次鼓勵曹禺不要停下手中的筆，要“把你心中的寶貝交出來”。然而，曹禺畢竟垂垂老矣，且多愁多病。所幸的是我們有了一本田先生的《曹禺訪談錄》（江蘇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１月版），它真實地記錄下了歷時２０年的採訪內容，這其中有曹禺先生對自己家世、生平、創作、思想的回顧，有他對於歷史問題和現實創作狀況的深刻反思，也有故舊親朋對曹禺個性、心態、為人的品評，更有作者本人即時寫下的訪談氣氛、神韻以及意會的心得。對於一個創作的相對數量較少，而藝術的“含金量”極高的作家來講，《訪談錄》無疑為我們剖析曹禺先生內在的矛盾，領悟其藝術的真醇，揭示其“才盡”的秘密，體味其精神的苦悶，提供了最原初和最具可信度的資訊文本。許多研究中的難解之謎，或可依據《訪談錄》的資訊符碼，在有心者的仔細審讀中現出謎底。

    《訪談錄》的問世也是頗具“戲劇性”的事情，甚至也可以説是“風雲際會”的産物，這其中蘊含著很多“巧合”：田先生與曹禺先生的家世頗為相似，他們同為一度豪富而漸趨破敗的封建家族的子弟；曹禺曾經就讀的南開大學，恰巧又是田先生的母校；天津，作為孕育了《雷雨》、《日出》的文化母體，其風土人情同樣令田先生耳熟能詳。但這還只是外在的巧合，真正的機緣還在於，田先生本來是研究魯迅的，只因“文革”後期讀起曹禺劇作，深感他對複雜人性揭示的深刻，才提筆抒發感想，不料從此一發而不可收，各方的約稿鎖定了曹禺研究，直到完成了專著《曹禺劇作論》，他甚至也不曾與曹禺先生謀面，只是一味堅持著他文本研究的獨立性和客觀性。是曹禺先生事先看過了《曹禺劇作論》之後，才相約見面談談的，從此，一顆尋求理解的靈魂和另一顆真誠探尋的靈魂才真正地對接在一起。

    試想，如果沒有那本《曹禺劇作論》墊底，曹禺先生也許不會想到尋找田先生作為傾訴對象，他下決心要默默帶走的東西早已打點整齊，有什麼拆封的必要呢但是所幸的是他找到了傾訴的契機，他們一見面，他就激動地引用《詩經》中的兩句話，表達了他對自己的研究者的感激，他説“他人之心，予忖度之”。正因為他相信他的心能被“忖度”，所以他才有可能向田先生敞開封存多時的心底的秘密，並且把寫作《曹禺傳》、編輯《曹禺文集》的事，都一併鄭重託付給這位忘年知己。

    正如曹禺先生所言，田先生是一個“老實人”，決不謬托知己，生發其事，而是盡可能地真實記錄下曹禺先生的談話，甚至刻意保留了曹禺先生跳躍性思維的特點、慣常的語氣和富有深意的語詞。人之將老，其言也誠，閱讀《訪談錄》，我們仿佛能領略曹禺先生談笑風生的音容，他沒有成名者的驕矜，沒有名利場中的韜晦，有的是“貨賣于識家”的快感，剖析自我的坦然，總結人生的莊嚴。因此，接受訪談的曹禺是一個“真”曹禺，《訪談錄》已經最大限度地還原了曹禺先生的靈魂。舉小事為例：曹禺先生説：“有人説我在抗戰時説過國民黨長不了，我記得我沒説過，我那時沒那個膽量。”儘管他真心佩服左翼作家的一些作品，但坦白地承認“我沒有參加過左聯”。他痛心地懺悔自己在“文革”中對朋友吳祖光、孫家（王旁加秀）的批判，感慨萬千地説：“知識分子可悲、可憐，有時也是可恥的。”《訪談錄》對於後人理解和研究一代知識分子的心靈史，無疑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然而，儘管書中以很大的篇幅展示了曹禺先生對人生和創作中的遺憾所進行的反思，但《訪談錄》的價值決非一部個體生命的“懺悔錄”堪與比擬。曹禺先生對戲劇創作規律的深刻體認，對戲劇發展歷程的追索、總結，對盲目追隨西方各種主義的行為的反感，對“戲劇實用主義”的透徹批判，皆因透過了一個偉大作家的個體心靈這面凸鏡，經歷了一個苦悶靈魂一生的摸索、聚焦，才顯示了帶有普遍性的深刻意義。《訪談錄》所給予我們的啟迪將是深廣的，它不僅引導我們認識一個偉大的戲劇家曹禺的靈魂，也會讓我們透過一個生命去具體地認識近一個世紀的戲劇史，甚至從一個側面去認識特定時期內一個民族的精神軌跡。

    《中國文化報》2001年5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