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古典主義最後一位文化巨人歌德，當年身邊有一位有心人，他在與歌德的交往中，留心歌德的一言一行，並細心地記載下來，最後整理出版，這就是世界聞名的《歌德訪談錄》，這人便是愛克曼。正是憑藉愛克曼的這本書，我們才得以了解晚年歌德的豐富而複雜的精神世界，這其中包括他的哲學思想、宗教思想、政治思想、美學思想、文學思想、科學思想乃至世界觀等。創作了《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這些經典戲劇作品的曹禺，不僅是中國劇壇上的偉人，也是20世紀亞洲劇壇的傑出者。他也有著豐富而複雜的內心世界。歷史有時是很相似的。曹禺的身邊也有著這樣一位有心人，他也將與晚年曹禺的每一次交談詳細記錄，不僅揭示了曹禺謎一樣的個人生活和戲劇創作道路，而且還展現了曹禺複雜的內心世界。這就是江蘇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苦悶的靈魂——曹禺訪談錄》，這人便是田本相先生。
當然，細心者不難發現，《曹禺訪談錄》與《歌德訪談錄》畢竟是兩本不同的書。
首先，這與書中主角的不同有關。歌德幾乎是一位通才，在文學與科學兩大領域都曾取得非凡成就，並有著豐富的社會閱歷和深刻的思想，而曹禹則主要是一名戲劇藝術家，他的一切有價值的思想都來自一個傑出藝術家的社會良知和藝術良知。因而在這兩本書中，我們可以看出，歌德的談話涉及的範圍更廣，相對而言，論述的也更精彩、更有條理，也更富有理性。曹禺的談話內容則相對更為集中，更為感性，更為真誠，因而也更令中國當代讀者感動。
其次，也許應該説，更為重要的是由於這兩本書的作者不同。
首先是作者的客觀條件不同。愛克曼初訪歌德時還是位青年，作為青年作家，他是懷著崇敬心情和求教心理來見歌德的，在歌德身邊一呆就是9年，直到歌德逝世。這期間，他作為歌德的秘書，幾乎天天與歌德見面，成為與歌德來往最密切的人。這是愛克曼得天獨厚的地方。田本相先生是作為一個研究者訪問曹禺的，第一次見曹禺時，田先生已是有一定成就的中年學者。從1980年到1996年，田先生與曹禺交往長達17個年頭。這比愛克曼與歌德的交往多出了8年，可是由於曹禹身居文藝界領導的高位，事務性工作繁忙，且身體欠佳，晚年的曹禺長年生病，這使得田本相先生與曹禺的會晤僅30余次。這又比愛克曼與歌德的見面次數少許多。了解了這一點，我們看到《歌德談話錄》的內容遠比《曹禺談話錄》豐富多彩時，便不會感到難以理解。
其次是作者的主觀動機不一樣。愛克曼曾説：“自從我初次與這位非凡人物會見，以後又和他在一起生活過幾年，我一直都想從他那裏得到教益，所以樂意把他的談話內容掌握住，記下來，以備將來終生受用。”在另一處，愛克曼又説，“歌德的偉大思想和偉大性格特徵‘好像一個山峰’”，“他向我展示出他性格中最高貴的品質，他的精神點燃了我的精神。”以上清楚表明，愛克曼完全是仰視歌德這個巨人的，他記下了歌德的談話最初完全是為了自己受益。由此也可以想見，愛克曼在談話中是多麼被動。田本相先生則顯出了另一番學術姿態。他理性地走向曹禺。訪問曹禺，對田先生而言，不是為了接受教育（不可否認，多次訪問，客觀上也確實受到教育），而是為了探求曹禺戲劇創作之謎以及試圖通過解剖曹禺創作這一獨特的藝術現象總結齣戲劇創作的一般規律。兩位作者不同的思想動機也使他們筆下的書大不一樣。《歌德談話錄》忠實地記載了歌德的談話內容，但也僅此而已。也就是説，愛克曼每次見歌德之前，是無法意料歌德要談什麼話題的，而歌德所涉及的內容其大部分往往是愛克曼毫無研究的。這樣一種主講者與記錄者之間的不平衡甚至使我們在某種程度上相信，歌德身邊只要有一位秘書，這本《歌德談 話錄》便會誕生，哪怕這人不是愛克曼。是的，愛克曼在書中僅僅充當了歌德的傾訴對象。而《曹禺訪談錄》就不一樣了。曹禺所談的話題和大部分內容，都是田本相先生設計或引導出來的。這些話題或內容往往是田先生看了大量資料、經過深入思考之後而仍找不到確切答案的。也就是説，作為交談的一方，田先生對交談的內容是有充分準備的，這種準備包括學理的和知識的。正是有了這一準備，才使得田先生能夠在與曹禺基本平等的地位上進行對話，並以自己或鼓勵或質疑的提問，引導對話深入下去，或證實自己的推測，或推翻自己的思考，總之是要解答田先生心頭的困惑。不僅如此，田先生常常還以自己的研究為曹禺的觀點提供依據。這些都使我們有埋由相信，沒有田本相先生，便沒有這本《曹禺訪談錄》。我們也許可以説，愛克曼是被動記錄，他追求的“真”體現在記錄的真實性上；田本相先生是對話的策劃者，他探究的“真”則隱藏在這些書面文字的背後。因為他探究的是一種美學的和歷史的真，所以，他不限于直截面對曹禺，他也訪問伴隨著曹禺一生成長的親朋好友與同事。更重要的是，他不僅單純地記錄，而且還不憚于記下自己的真切感受與思考。也因為如此，我們才得以在《曹禺訪談錄》中見到如下的真實形象，研究者追問下的藝術家曹禺，現實主義精神觀照下的曹禺劇作，平民百姓倫理觀念中的作為平常人的曹禺生活。
儘管《曹禺訪談錄》與《歌德談話錄》有如此的相異之處，但由於它們都同樣展示了大師的精神風貌和內心世界，因此我們可以説，它將與後者一樣擁有廣大的讀者和長久的生命。
《中華讀書報》2001年5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