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説不久前的北京申奧、國足出線因為存在著很大的不確定性，從而讓廣大國人飽受翹首期盼、寢食難安之苦的話，那麼最近有關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折磨效應”就要顯得“遜色”許多。
剛剛閉幕的WTO第四屆部長會議，在事先沒有任何懸念的情況下順利地通過了《關於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決定》，這標誌中國自1986年7月11日提出復關申請之後長達15年的“口水大戰”最終修成了正果。
雖然簽署“入世”協議猶如鐵板釘釘，不存在半點變數，但相當多數的國人還是把即將到來的12月11日這一天看作是一個特殊的分水嶺，因為在他們看來，加入WTO的時刻實際上也可以説是中國在改革與發展的征程當中一個新的起點。另外，在政府部門及學術界，最近也掀起了一股關於WTO問題的研討熱浪，人們廣泛從政治、經濟甚至文化、意識形態等多重角度對WTO本身以及即將踏入WTO“殿堂”的中國等問題展開了積極的對話。
在中國即將正式加入WTO之際，筆者在此僅想就以下三個方面的話題進行簡要的闡述：一是由於WTO及其前身GATT的産生與發展帶有著鮮明的時代特徵，因而必須將WTO置於全球政治經濟的寬闊視野來予以審視；二是儘管近年來諸如國際性組織機構、多邊貿易談判、關稅削減、協議條款等名詞已呈“氾濫”之勢，但我們還必須透過表像，從更深入的層次去把握WTO的真實本質；三是有必要對中國加入WTO問題作出總體性的判斷，以及中國加入WTO的意義問題。
首先，近現代全球政治經濟發展演進的鮮明特徵表現為，不同國家之間儘管在經濟利益上相互依存，並且隨著人類分工網路的日益複雜化，這種相互依存的程度還在不斷攀升，但在政治主權方面，各國卻依舊保持著相互的獨立。實際上，關於經濟利益與政治利益孰輕孰重的權衡和判斷，一直以來都是不同民族國家領導者們所面對的共同難題。
從時代背景來看，在WTO的前身GATT成立之前，人類社會經歷了先後兩次世界大戰以及1929－1933年的經濟大危機。面對來自戰爭和經濟崩潰的威脅，絕大部分國家均選擇了極端的民族保護主義作為“安身立命”的惟一砝碼，爭相對其貿易和資本流動採取了嚴格的限制性措施。由此“關稅大戰”、“外匯傾銷”持續多年，直接導致了全球貿易和投資活動的急劇萎縮。
針對這一局面，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尚未全面結束之前，就迫不及待地提出“貿易自由化”的倡議，極力主張在全球範圍內建立一個以實現貿易自由化為目標的國際性貿易組織。從這個意義上來説，1948年GATT的生效不僅反映了戰爭結束後各國在經濟和政治領域矛盾與衝突的緩和，更重要的是，GATT在其後數十年時間裏的發展充分體現出了以開放和競爭為核心理念的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在國際貿易領域的加速。
綜觀GATT所主持的8輪多邊貿易談判，削減關稅及非關稅壁壘、提高市場準入、增強規則機制的透明度等議題始終都居於主導性的地位。儘管我們偶爾也會聽到一些類似于1999年西雅圖會場外數以萬計示威者的抗議聲，但經濟全球化由於其巨大的內在推動力，正以銳不可擋的勢頭，逐漸滲透到包括貿易領域在內的世界絕大部分角落。
第二，就本質而言，WTO與其説是在GATT基礎上進一步升級而成的具有法人地位的一家國際性貿易組織，或者是一整套針對所有成員國家都具有法律約束力的貿易條款及爭端處理規則，還不如説是世界各國建立在相互間“利益捆綁”的基礎上，就國際貿易領域相關問題所形成的一套“遊戲規則”以及針對這套“遊戲規則”所展開的多邊對話。
從靜態角度看，為了實現成員國國內市場的相互開放以及企業間的平等競爭，最終獲取貿易利益，就有必要就消減直至根除那些有礙于國家間經濟貿易活動的因素制訂相應的規則，以對整個“貿易遊戲”發揮監督和指導的職能；而從動態角度看，隨著貿易活動本身的千變萬化，以及各類派生性問題的陸續出現，各成員國還必須經常結合新情況和新問題，針對“遊戲規則”展開多邊對話，以圖在原有的基礎上有所改進。
由於利益方面的衝突，發達國家之間關於“遊戲規則”的吵鬧猶如家常便飯、無休無止，美國與歐盟之間多年來關於農産品補貼與反補貼問題的爭執即是典型的案例。而更為引人注目的是，由於國力方面所存在的巨大差距，廣大發展中國家至今尚未獲得與發達國家之間平等的對話權。可以預料，在世界各國經濟發展水準參差不齊的格局沒有得到徹底改觀之前，WTO今後的發展道路註定將並不會平坦，關於“遊戲規則”的多邊對話永遠都將是荊棘叢生。
第三，關於中國加入WTO的問題，姑且撇開具體的細節不論，由於加入WTO首先是要全盤接受WTO現有的一整套規則，因而對別人制訂的“遊戲規則”進行全面系統的學習，是當前國人最迫切需要完成的任務。惟有如此，我們才有可能真正做到審時度勢，在以開放和競爭規則為特徵的經濟全球化背景下，逐步兌現我們所作出的各項承諾，並通過WTO這個“大講臺”，積極參與多邊對話，以表達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經濟體的主張和願望。
再有，儘管我們的經濟實力和制度架構與發達經濟體之間還存在有相當的距離，但既然我們已經下定決心選擇了開放與競爭，就沒有理由對加入WTO後中國的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滿懷憂慮，因為WTO對於我們的最終價值在於，它能夠對國人較長時間處於相對凝固和禁閉狀態的思想觀念産生根深蒂固的影響，這在筆者看來已經遠遠超出了由於短期內可能發生的利益外流所帶來的損失。 （方衛星，華東師範大學金融學系博士生。）
《國際金融報》 (2001年11月23日第六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