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理論界普遍認為，我國的城市化嚴重滯後於工業化，因此“十五”期間要全面加快城市化。我個人卻認為，我國的城市化並沒有嚴重滯後於工業化，主要問題在於就業結構的非農化水準較低，而人口城市化與就業非農化是基本一致的，並不存在嚴重滯後的問題。如果忽視以就業結構非農化的發展為基礎，片面去加快城市化，不僅難以達到目的，還會導致以就業問題為中心的城市問題嚴重化。
我國的城市化並沒有嚴重滯後於工業化
認為我國城市化嚴重滯後於工業化的觀點，主要是以工業産值比重來衡量工業化的。然而，由於我國的工業産值比重片面演進，以此來反映工業化水準並不恰當。根據工業化理論和國際經驗，在這種條件下，衡量工業化水準的主要指標應當是每人平均GDP水準或非農産業的就業比重；同時，與城市化進程直接相聯繫的工業化指標，也主要是非農産業的就業比重而不是工業的産值比重。從我國1952年以來近50年的經驗數據看，城市化率的上升與工業産值比重上升的相關性較低，而與就業結構非農化的相關性則明顯較強。
從國際比較看，以每人平均GNP水準作為衡量依據，我國的城市化水準與其他國家的一般變動趨勢相比，與相近收入水準國家的數據相比，特別是與亞洲國家的相應數據相比，並不存在明顯的偏差。
再從非農産業就業比重與城市化率的關係看，以非農産業的就業比重為衡量依據，我國的城市化水準與相近發展水準的國家比較也不存在明顯偏低的問題。
因此，可以説我國的城市化進程並沒有嚴重滯後，城市化率較低是與每人平均收入水準較低和非農産業的就業比重較低相一致的。
問題在於工業化的偏差而不在於城市化的偏差
與國際上的一般趨勢比較，我國的城市化率遠遠低於工業産值比重，但問題不在於城市化的偏差，而在於工業化的偏差。
工業化引起産業結構的迅速轉變，並通過這種轉變帶動城市化。在這個過程中，與城市化率上升聯繫密切的不是産出結構的轉變而是就業結構的轉變，因為就業結構的非農化才直接帶動了人口向城市的遷移和集中。因此，産出結構與就業結構的變動關係，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工業化對城市化的帶動作用。而我國工業化中的問題，正在於産出結構工業化超前與就業結構非農化滯後的較大偏差。
這種偏差主要表現在：工業産值比重片面上升，超過了每人平均收入水準上升所引起的需求結構轉變的要求；工業化過程中服務業發展滯後，影響了非農産業就業的增長。這些偏差導致工業化不能有效帶動就業結構和消費結構的轉變，從而帶動城市化的進程。而城市化率主要隨著就業結構的非農化而變動，則是一種符合經濟規律的現象，即使這個進程相對緩慢，也不是城市化本身的問題。
工業化的偏差還表現在産業選擇和地域推進上，即改革前的片面重工業化和改革開放以來的過度農村工業化，這兩個方面導致産值結構轉變與就業結構轉變的偏離，影響了工業化的有規律演進及其對城市化的帶動作用。因此，這兩個偏差影響了工業化過程中就業結構的較快轉變及其對人口城市化的帶動效應。
只有加快發展第三産業才能加快城市化進程
工業化與城市化的變動關係，在工業化的不同階段存在著較大差別。理論分析和實證考察表明，在工業化初期，工業發展所形成的聚集效應使工業比重上升對城市化率上升具有直接和較大的帶動作用；而當工業化接近和進入中期階段之後，産業結構轉變和消費結構升級的作用超過了聚集效應的作用，城市化的演進更多地表現為非農産業就業比重上升的拉動。在這個階段，非農産業就業比重的上升明顯快於生産比重的上升，而這主要不是工業而是服務業的就業增長帶動的。也就是説，當工業化演進到較高階段之後，對城市化進程的主導作用逐步由工業轉變為整個非農産業，就業結構的變化也越來越不同於産出結構的變化並起著更大的作用，這使服務業的比重上升對城市化進程産生了更大的影響。
我國城市化率較低的基本原因在於非農産業的就業比重較低。而非農産業就業比重低是由於服務業發展滯後，制約了非農就業的增長及其比重的上升。服務業的比重遠遠低於同等收入國家的水準，是我國工業化過程中的一個突出結構問題，也是導致工業化與城市化偏差的主要原因。與工業相比，服務業具有明顯較高的就業彈性，並且隨著經濟發展水準的提高而不斷增強對整個就業的帶動效應（而工業則由於勞動生産率的較快增長而引起就業功能的相對下降）。同時，從我國“十五”至2010年期間經濟增長和産業結構變動的趨勢看，工業就業比重上升的空間已經較小，非農産業就業比重的較快上升只能主要依靠服務業的迅速擴張。因此，要加快城市化的進程，必須通過加快服務業的發展，來帶動非農産業就業比重的上升。這是我國推進城市化的基本途徑，也是促進工業化與城市化協調發展的中心內容。
服務業發展與城市化是相互依賴、相互促進的。服務業發展拉動非農就業增長而帶動城市化率的上升，而城市化的加快也能夠促進服務業的較快擴張。不過，從二者發展的邏輯順序和長期進程來看，主要趨勢是先有服務業的發展和就業的增加，再有農村人口的轉移和城市化率的上升。而且，未來10年我國城市服務業擴張的空間很大，而城市人口的增長則受到城市就業增長的制約。從這個角度看，處理兩者關係的基本思路應當是，主要通過加快服務業發展來帶動城市化，而不是反過來，將重點放在依靠加快城市化來促進服務業發展上。否則，就可能導致城市化進程不能有效加快反而使現有城市問題（尤其是城市就業問題）嚴重化的後果。
《光明日報》 2001年8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