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鄧小平理論指導下，經濟建設取得巨大發展，已經實現了現代化建設前兩步戰略目標，並已開始實施第三步戰略部署。但是，由於長期以來的戶籍制度造成的城鄉差距，嚴重影響了農村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廣大農村經濟的滯後和越拉越大的城鄉差別已經成了制約我國經濟進一步快速發展的主要原因。

    由於戶籍制度的阻隔，不僅造成我國城市化步伐嚴重落後於工業化進程，而且我國農業人口所佔比重之大，在世界上名列第一。我國農業人口實質上佔總人口的７４％以上，在全世界農業人口中，中國農業人口占１／３以上。

    按國家統計局《２０００年統計摘要》公佈資料，我國城市非農人口實為２億人。在總人口比例中，非農人口為２５.７％，農業人口為７４.３％。農業人口相當城市人口的三倍，這是中國的特殊國情。由於城市化率的低下，廣大農民勞動生産率過低，造成城鄉居民收入的巨大差距。１９９９年我國農民每人平均收入為２２１０元，其中收入不足２０００元的農民佔５１％，有１３％的農民在１０００元以下；２０００年雲南農民每人平均收入也才只有１４８８元。把農民的每人平均收入同１９９９年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５８５４元相比，相差２.６５倍。如果把佔農民人口１３％的可支配收入在１０００元以下的同北京、上海、廣州、深圳人相比，其差距高達十幾倍。２０００年，全國城鄉居民存款６３５００億元，其中５２０００億元為城鎮居民存款，農戶存款僅為１１０００億元。經計算，城鎮居民每人平均存款為１６４７３.９４元，農民每人平均存款為1177.26元，城鎮居民每人平均存款是農民每人平均存款的１４倍。而且這１１７７.２６元的農民每人平均存款又多存在於沿海地區，實際內地農民的存款寥寥無幾。

    １９９４年財政體制改革後，由於財政過於向上和向城市傾斜，造成大部分縣鄉兩級財政的極度困難。１９９３年全國縣鄉財政赤字為４２.２１億元，１９９４年擴大為７２６.２８億元，１９９５年擴大到８２７.７億元。山西、河南、廣西、四川、貴州財政赤字縣鄉超過６０％，雲南、陜西、新疆、青海超過８０％。全國有６０％的縣、２／３的鄉鎮不能按時給幹部、教師發工資。河南有的教師反映有近一年沒發工資，有的農科退休人員已經是兩年沒見工資了。

    從農牧稅的情況看，１９９８年比１９８５年增長９.５倍，與同期國家財政收入增長５.６倍，地方財政增長４.５倍，國家工商稅增長６.９倍相比，農牧稅增長是最高的，農民的負擔是最重的。中國在每人平均７００美元ＧＤＰ情況下，就出現了商品過剩，實際是財富高度集中于城市而農民相對貧窮造成的。

     為了縮小城鄉差別，改變財富主要集中于城市而又難以向農村流動的現象，我們必須從宏觀戰略入手，制定有效政策，打破戶籍制度，消除城鄉壁壘，大力推進城市化，把更多的農民從土地上解放出來。

    推進城市化，將是中國農民走向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從根本上縮小城鄉差距的必然選擇。而要走城市化的道路，必須從以下幾方面下功夫。

     （一） 打破戶籍制度，推進遷徙自由

    中國農村問題的解決，關鍵在解放思想，建議在全中國實行以身份證代替戶籍的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應允許憑身份證按經濟能力自由選擇居住地。必要時可在憲法中恢復５０年代初就存在的“中國公民遷徙自由”的條款，以此打破農村與城市的壁壘，促成農村與城市之間多種資源的相互流動，達到資源共用、合理配置、有效利用之目的。

     （二）克服逆城市化影響，重視大中城市的建設和發展

    有人看到西方不少大城市的人正在走向郊外小城鎮，朝著逆城市化道路發展，因此認為中國不應再去發展大城市，而主張限制發展大城市。其實國外的城市化是經歷了分散——集中——又分散的全過程，他們在高度城市化之後，經濟取得了高度進展，交通條件大為改善，尤其人們的富裕程度大為提高之後，為避免城市的嘈雜，而走向郊外尋找安逸，這才是發達國家在大城市郊外發展起無數小城鎮的動因和依據。這種分散是集中後的分散，與集中前的分散有著本質的不同。鋻於我國還有７０％的人在農村，在勞動生産率還十分低下的情況下，需要的是集中，是中心城市的崛起和帶動。

    大量的實踐證明，只有上規模的城市才能創造出更多的就業崗位。我國三産的就業情況是：１００萬以上的特大城市三産就業人數比為４１.２５％，５０萬—１００萬人的城市為３１.９％，２０萬—５０萬人的城市為２６.２％，１０萬—２０萬人的城市為２１.５％；北京是５４.６％，美國紐約是８１.１％，日本東京是６９.３％，新加坡是６３.２％。由此不難看出，要想從戰略上解決就業問題，一是必須加快推進城市化，二是必鬚髮展大城市。城鎮化不能替代城市化，而且小城鎮如布點過多過濫，又會干擾城市化，貽誤城市化。

     （三）增強向城市轉移農村人口、加速城市化的緊迫感

    各級政府都應該看到，如不把佔人口總量７４％以上的農民的大部分從土地上解放出來，提高我們的勞動生産率，改變他們的生活方式，城鄉每人平均收入就難以大幅度提高，內需就難以調動，市場就不能充分發育和擴大。同時也要看到，如不加快推進城市化，社會需求就難以大幅度上升，工業發展就會受阻，第三産業難以大幅度增長，就業崗位難以有效開拓。因此，為了促進農民致富，加快縮小城市差距，必須增加向城市轉移農村人口和加速城市化的緊迫感，要從聚集人口和提高勞動生産率入手，把城市化作為解決農村和農業問題，最終縮小城鄉差距問題和全局問題的必由之路。把城市化擺上議事日程，研究城市化方略，制定城市化政策，推動城市化，加速城市化。

    （四）轉變“三無人員犯罪多，城市戶籍管理必須嚴”的觀念

    近幾年來，由於社會的呼籲，專家的建議，戶籍的改革本已開始啟動。但是，因為整治社會治安，鋻於農村入城的盲流犯罪居多，各地又陸續出臺了很多不利於放開城市戶口、有礙城市化的新政策，使我國幾十年來嚴之又嚴的戶籍管理工作剛剛打開的門縫又重新關閉起來。

    犯罪是一種社會現象，近年來有增無減，甚至犯罪越來越肆無忌憚，案情越來越重越大。各地雖然都在加強警力，加大投入，但是對犯罪的遏制力度，卻顯得蒼白無力。對此，我們不能只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辦法去解決，需要認真研究犯罪現象的源頭在哪。曾有文章部析了江蘇蘇北地區近的來１９７起待崗人員犯罪的詳細情況，表明這些人員犯罪類型主要側重於謀取財富型，盜竊、搶劫、詐騙、敲詐勒索等佔了犯罪比率的７０.２％。這種情況更説明發展經濟的必要性。為此，需要從戰略高度，打開城市戶籍的大門，把更多的農民轉向城市，增加農民收入，這既是強國富民的必由之路，了慢減少社會犯罪，根治城市社會治安的保證。

    （五）狠抓“首領城市”建設並積極發展小城鎮

    “首領城市”是城市群的中心，是地域經濟的“頭腦”和“心臟”，屬聚集功能齊全、輻射功能甚強的大城市。根據城市化的前景目標，在１０００萬人左右的地域範圍內都應建設起一座“首領城市”，以形成這個地域的“頭腦”和“心臟”。特別是城市化水準過低的地區，更需要適當布點一批這樣的大城市。

    小城鎮的發展也是中國國情的實際需要。我國地域遼闊，農業人口十分發散，在土地還不能大量向少數人手中集中的情況下，農民還要邊農邊商，發展小城鎮是就地解決農民實際困難的需要，也是活躍農村經濟，發育農村市場的需要。因此，在服從於城市化總體目標和防止小城鎮太多、太濫的合理規劃的前提下，要積極推進小城鎮的發展和建設。小城鎮要把發展農業産業、農産品加工和農産品市場作為産業重點，在搞好規劃和基礎設施建設的同時，把小城鎮建成生活方便、環境優美、分流農民、致富農村的經濟增長點。

    （六）做好城市化規劃工作，加大城市化的投入

    為大力而快速推進城市化，需要在中央和國務院成立城市化指導推進委員會，把城市化作為一件頭等大事擺上國家議事日程。組織專人研究和規劃城市化，從發展的長遠目標考慮，根據人口分佈，搞好大、中、小城市的布點和規劃，並將其一全局的基礎設施建設相銜接。包括鐵路、公路、機場、通訊和水利建設的走向，都要與城市化的目標相結合，促進規劃中的城市發展和崛起。

    另外，為了體現先富起來的地方和先富起來的人群帶動後進地區和農民共同致富，國家的財政投入應把城市化作為主要方向，加大國家對城市化的投入，引導和帶動民有資金和外資向城市化傾斜和流動，為縮小城鄉差距作出貢獻。

    中國網 2001年03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