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農問題經濟學
20世紀90年代中期，美國有一個名叫布朗的學者，提出一個令中國上到最高決策者，中到省市地幹部，下到普通老百姓都感震驚的命題，即由於人口增長、膳食結構改變、耕地消失、生産率下降和環境的破壞，21世紀中國人的吃飯問題將給世界糧食市場造成重大衝擊。誰來養活中國人？成為布朗聳人聽聞的驚世之言。開始懷疑其的是美國一個著名的中國問題研究專家，名叫約翰遜的經濟學家，他寫了一篇文章，從布朗所用依據的不可靠性反駁了布氏的論調，説中國進口糧食不會災難降臨，中國無論現在還是可預見的將來，都不會對世界糧食供應構成威脅。
但是，國內一些學者卻隨之呼應，一時間糧食安全、耕地絕對不能動等政策建議，見於各類報刊。誰知具有戲劇性的是，這樣的使人恐懼的討論才過去一兩年，中國的糧食就開始過剩了。
早在17世紀，英國經濟學家華萊士就認為，未來的社會最終可能因為生活資料的增長，主要是糧食的增長，趕不上人口增長而失敗。二百多年的社會發展史證明，華萊士的擔憂是多餘的。經濟學揭示第一個機制是：當一種資源處於稀缺時，其價格要上漲，一是抑制其需求，二是價格的上漲導致開拓這種資源技術方面的進步。最終某種資源的供給和需求會平衡的。人口和糧食的關係也無不如此。幾次農業技術革命，使農業産量增長的速度超過了人口增長的速度。20世紀的後40年，人口從30億增長到近60億，而糧食價格卻下降了50％。有專家認為，科學技術在中國農業和糧食增産中的作用與經濟發達國家相比還有頗大的差距，也就是説中國科技興糧的潛力還很大。如果把科技對糧食增産的貢獻率由現在的30％多提高到50％，再提高到70％的先進水準，中國糧食生産將會有大幅度的增産，足以保證中國未來糧食的安全供應，甚至可能還會發生階段、結構和局部性過剩。
當人口增長過快，人口、耕地和糧食之間發生不平衡時，發展經濟學揭示的第二個機制是：用城市化的辦法，提高人們生育撫養孩子的成本和機會成本，抑制人口增長；用城市化的辦法集中人口、企業、市場、基礎設施等等，減少分散發展造成的土地浪費，重新節約出更多的土地。這樣在農村，由於剩餘勞動力的轉移，農業的勞動生産率提高，農業規模化經營，農業的産量卻大大增加。像英國、日本、南韓、德國、義大利等國的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為241、336、470、236、192人，都比中國的133人密度大，這些國家的人口加起來也不少了，但也沒有發生所謂的誰來養活這些國家人的問題。
總有一些學者在不同的國家裏建議，不要建那麼多企業，不要建設那麼多城市，不要佔用耕地，農民都在農村裏生産糧食，不要讓他們跑到城市裏來，這樣就不會發生危及糧食安全的問題了。但是，如果上述這些國家的城市化水準目前還在30％左右的水準上，70％左右的人還生活在農村，沒有大量地建設企業、交通和城市，試想他們的人口會怎樣增長，其土地能養活得起英、日、韓、德、意這樣多的人口麼？估計由於農村生育成本和機會成本低，人口會迅速增長，再加上在鄉村分散地、大量地蓋住房，耕地也就所剩無幾了，那樣才會真正發生這些學者擔心的糧食安全問題！有趣的是，事實總是與這些學者們的建議唱對臺戲：有的國家，城市化的速度很慢，還是一個農業國家，建企業、交通和城市沒有用多少土地，不應該發生糧食不足的問題，但是它卻出現了糧食不夠吃的問題，發生過餓死人的事；而有的國家城市化的速度很快，農業人口已經下降到15％以內，建設企業、交通和城市佔用了不少土地，按照這些學者的觀點，本來這些國家應該會出現糧食饑荒，應該會餓死人。可它們的人民卻豐衣足食。
國際貿易經濟學揭示的第三個機制是：國與國之間的天賦資源是不同，比如有的國家人口少土地多，而有的國家土地少人口多；這樣，從比較優勢與國際分工及貿易來看，人多地少的國家，避開土地少並稀缺的劣勢，將土地配置到比較收益較高的行業和部門，併發揮勞動力多且便宜的優勢，生産勞動密集性的産品；而地多人少的國家，則避開勞動力少且昂貴的劣勢，規模化利用土地，産出糧食，將地多人少劣勢在交換轉机化為優勢；最後在國際貿易中，人多地少的國家用勞動密集性産品出口換取糧食産品的進口，而人少地多的國家用農業産品換取在自己國家生産勞動力費用太高的産品，於是雙方在國際貿易中都獲得了利益。
如果一個國家人多地少，非得要用過多的勞動力都去生産糧食，耕地不拿出一些來建設企業、交通和城市，那麼農業勞動生産率很低，其糧食的成本將會奇高；如果一個國家地多人少，讓地閒起來，不種糧食，其農業資本和土地資源也將會因閒置而浪費。像一些最落後的農業國家一樣，如果工業和城市不發達，即使90％的人口都去種糧食，如果人口增長太快，自己生産的糧食不能滿足需要，則沒有出口産品換取外匯來購買糧食，這才會真正發生糧食安全問題。
也許有的學者説，雖然按照比較優勢的原則，應當以中國勞動密集型的産品換取外國的糧食，但如果外國人不賣給我們糧食怎麼辦？從中國加入WTO的談判看，中國不要外國的糧食，而許多國家非得要將糧食賣給中國不可，否則不簽署談判協議。一是世界糧食市場並不是只有一兩個賣家的壟斷格局，而是一個較為競爭的市場。設想一下，如果某一天，美國如果不賣糧食給中國，則別的國家高興還來不及，澳大利亞、紐西蘭、歐盟、加拿大等則會趁虛而入，佔領中國的糧食市場。二是美國企業家在其農業資本方面投資不少，如果土地閒置不産出農産品，則投入將會被浪費，農業就業也會發生問題，農場主和農業工人的利益會受到損害。美國政府不讓農産品出口給中國，美國農場主和農業工人將會起來反對美國政府。如果美國不把糧食出口到中國，它的國內局勢就可能會出現不穩定因素。因此，美國政府與中國就中國加入WTO談判時，並不是要中國不能進口美國的農産品，而是非得要中國進口美國的農産品，中國如果不讓步，它不同意中國加入WTO。不論怎麼説，美國等國的農業産品中多少還包含有政府對農業的支援甚至補貼。中國將自己開墾過度的土地退耕還林一部分，一部分土地配置到效益較高的企業中去，用出口換取含有美國等國政府補貼的農産品，無論怎麼説都是合算的。
需要我們深思的是，中國農民和城市居民面臨的生活需求與1978年以前和當時的情況完全不同了。建國後的一個較長時期，帝國主義封鎖我們，我們自己也閉關自守。改革開放初，有2.5億沒有解決吃飯問題的農村貧困人口，城市中的糧食供應也較緊張。現在，和平與發展成為世界經濟政治的主題，多極化成為趨勢，中國也不會將自己封閉起來，落到沒有人與我們做生意的地步。現在生産力有了一個較大的發展，人民生活水準總體上也大大提高。再用能不能吃飽肚子、糧食安不安全來衡量我們未來的工作方向，可能層次有些低了，也落後於時代。現在的問題是：農民雖然肚子吃飽了，但是現金收入卻增長緩慢，城鄉收入差距在拉大，農民種糧食不賺錢甚至要虧損。這樣的情況下，還讓農村剩餘勞動力安心在土地上種糧，耕地一點也不能佔用用來建設企業、交通和城市，可能反而會帶來因城鄉收入差距擴大而造成的社會不穩定。各國，包括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史證明：城鄉收入差距是通過剩餘勞動力向城市轉移而縮小的。你總不能把沒有活幹，或者幹農活虧損的農民都憋在農村吧？剩餘農民的轉移，如果不拿出土地來建設企業、交通和城市，沒有企業、沒有城市，向哪轉移呢？因此，不讓一分耕地用來建設企業、交通和城市的所謂專家們，給中國未來的社會將造成巨大的社會不穩定問題。
中國的農民要有序地鼓勵其向非農業産業轉移，要讓他們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在農村貿易集市、小集鎮、小城鎮、小城市、大中城市中，尋找工作，開闊眼界，學習技能，提高素質，積累資金，自我創業，才是從根本上解決我國農業地少人多、城鄉差距較大問題的出路。最終在發展經濟、增加就業、提高收入的基礎上，保持城鄉社會的穩定。
總之，從戰略上講，不要把糧食問題看得那樣嚴重，特別是不要將耕地與糧食安全機械地聯繫在一起。要有一些土地分配給企業、交通和城市，用建設的企業和城市吸收農業剩餘的勞動力，將人口集中起來，使分散用地面積減少，反而節約出土地。一方面使農業勞動生産率提高，農業的活勞動成本減少，土地適度規模經營，增強農業的競爭力。這樣農業的産量反而會增加。另一方面，用一些土地上建設的企業和城市，吸收勞動力，生産勞動密集型産品，在世界糧食市場上換取一些農業産品，也是一種將自己人多地少劣勢轉化為競爭優勢的一種方式，從經濟賬上考慮，並不吃虧，還有賺頭。何樂而不為呢？
《中國經濟時報》 2001年8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