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作為實用性學科,固然離不開對現象的研究、判斷、解釋,但在此過程中,保有一定的先進性及對趨向、共性的把握力,無疑更能顯示其存在的必要
近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國銀行業治理結構國際研討會”上,各路專家就國有銀行産權改革這一議題見仁見智,很是較了把真:亞洲開發銀行研究院發佈的題為“中國銀行業公司治理結構未來選擇”的研究報告認為,中國需要從所有權結構、制度建設以及促進銀行業競爭這三個方面開展廣泛的結構改革,其中銀行所有權的分散化應是改善中國銀行公司治理結構的第一步。針對此觀點,也有一些專家認為,在中國國情下,股權是否集中與銀行業績關係不大。
其實,産權無關論由來已久,其“始作俑者”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郎鹹平早在去年即提出,銀行改革無關産權。其依據是在他調查的全球958家銀行中,包含了國家控股、家族控股和國外金融機構控股幾類銀行。對比這些銀行的資金回報率,可以發現,任何一家銀行資金回報率的高低和這家銀行由誰控股並無關聯。
筆者不才,每每看到這類治學方法及結論,總會警戒自己切勿先入為主以違樸學之道,也正受益於此,本著不思則惘的原則,有如下愚見以供批駁:
首先,“存在即合理”這一命題有否需要約束條件?換言之,對於現實的考察需不需要置於一定的時、空間來進行?結果的差異化與條件的差異化究竟孰先孰後?
譬如説,考察國外一些國有銀行改革的成功經驗,無論是其文化、環境,抑或自身的産權安排、激勵機制,究竟又有多少相似之處可供中國的國有銀行生出同樣的淮南之橘,實在很值得懷疑。
再譬如,中國的銀行,其海外分支行、境內發達地區分支行與不發達地區分支行業績差別很大,按照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謝平的解釋,這説明存在非常強的外部因素干預(如地方政府干預和地區經濟差別),這樣的話,按照正常的邏輯,問題的第一層應該是外部環境是否相關而非産權是否相關。
其次,仍然從上面的例子來看,政府干預強相關的癥結在哪?難道不是國有獨資在作祟而另有原因?另外,在地區經濟差別而導致各分支機構績效差異明顯的情況下,金融資源的配置仍然表現出相當的凝滯,這種佈局除了銀行政企不分又能作何他解?
另外,何謂效率高,何謂效率低,其參照係究竟如何設置?相對佔據全國銀行資産68.1%的四大銀行的“低”效率而顯現的“高”效率,究竟何者更具普遍意義因而亦更具證據力?
再次,排除法在經濟解釋中的無限擴大應用,會否導致經濟學本身走向虛無?産權無關,那麼監管是否有關呢?監管模式何其多也,因此也不相關;經營環境是否相關呢?新興市場有成功的銀行,成熟市場亦有經營不善者,因此也不相關;人力資本是否相關呢?15-17世紀“兼有德意志與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的銀行家”——富格爾家族很難在兩個半世紀的風光中保持“血統的高貴”,因此也不相關。那麼,究竟還有什麼因素可以作為銀行改革的著力點呢?
最後,經濟學作為實用性學科,固然離不開對現象的研究、判斷、解釋,但在此過程中,保有一定的先進性及對趨向、共性的把握力,無疑更能顯示其存在的必要。反過來説,在21世紀的今天,如果人類的發展仍然如蒙昧時期般完全自發地進行,則其本身的不經濟倒是無須多作解釋的。
行文至此,想起日本産業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關志雄的一段話,“一些經濟學者怠于對現實世界進行觀察,更談不上實證分析,誤以為單靠理論模式的演繹,就可悟出真理。經濟學者不應停留于只適用於象牙塔的空泛理論,而應回到原點,以‘實事求是’的精神,潛心研究真正的‘經世濟民’的學問。”言為心聲,以此作為本文的結束語。(葛豐)
國際金融報 2003年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