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作為實用性學科，固然離不開對現象的研究、判斷、解釋，但在此過程中，保有一定的先進性及對趨向、共性的把握力，無疑更能顯示其存在的必要

近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國銀行業治理結構國際研討會”上，各路專家就國有銀行産權改革這一議題見仁見智，很是較了把真：亞洲開發銀行研究院發佈的題為“中國銀行業公司治理結構未來選擇”的研究報告認為，中國需要從所有權結構、制度建設以及促進銀行業競爭這三個方面開展廣泛的結構改革，其中銀行所有權的分散化應是改善中國銀行公司治理結構的第一步。針對此觀點，也有一些專家認為，在中國國情下，股權是否集中與銀行業績關係不大。

其實，産權無關論由來已久，其“始作俑者”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郎鹹平早在去年即提出，銀行改革無關産權。其依據是在他調查的全球958家銀行中，包含了國家控股、家族控股和國外金融機構控股幾類銀行。對比這些銀行的資金回報率，可以發現，任何一家銀行資金回報率的高低和這家銀行由誰控股並無關聯。

筆者不才，每每看到這類治學方法及結論，總會警戒自己切勿先入為主以違樸學之道，也正受益於此，本著不思則惘的原則，有如下愚見以供批駁：

首先，“存在即合理”這一命題有否需要約束條件？換言之，對於現實的考察需不需要置於一定的時、空間來進行？結果的差異化與條件的差異化究竟孰先孰後？

譬如説，考察國外一些國有銀行改革的成功經驗，無論是其文化、環境，抑或自身的産權安排、激勵機制，究竟又有多少相似之處可供中國的國有銀行生出同樣的淮南之橘，實在很值得懷疑。

再譬如，中國的銀行，其海外分支行、境內發達地區分支行與不發達地區分支行業績差別很大，按照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謝平的解釋，這説明存在非常強的外部因素干預（如地方政府干預和地區經濟差別），這樣的話，按照正常的邏輯，問題的第一層應該是外部環境是否相關而非産權是否相關。

其次，仍然從上面的例子來看，政府干預強相關的癥結在哪？難道不是國有獨資在作祟而另有原因？另外，在地區經濟差別而導致各分支機構績效差異明顯的情況下，金融資源的配置仍然表現出相當的凝滯，這種佈局除了銀行政企不分又能作何他解？

另外，何謂效率高，何謂效率低，其參照係究竟如何設置？相對佔據全國銀行資産68.1%的四大銀行的“低”效率而顯現的“高”效率，究竟何者更具普遍意義因而亦更具證據力？

再次，排除法在經濟解釋中的無限擴大應用，會否導致經濟學本身走向虛無？産權無關，那麼監管是否有關呢？監管模式何其多也，因此也不相關；經營環境是否相關呢？新興市場有成功的銀行，成熟市場亦有經營不善者，因此也不相關；人力資本是否相關呢？15-17世紀“兼有德意志與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的銀行家”——富格爾家族很難在兩個半世紀的風光中保持“血統的高貴”，因此也不相關。那麼，究竟還有什麼因素可以作為銀行改革的著力點呢？

最後，經濟學作為實用性學科，固然離不開對現象的研究、判斷、解釋，但在此過程中，保有一定的先進性及對趨向、共性的把握力，無疑更能顯示其存在的必要。反過來説，在21世紀的今天，如果人類的發展仍然如蒙昧時期般完全自發地進行，則其本身的不經濟倒是無須多作解釋的。

行文至此，想起日本産業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關志雄的一段話，“一些經濟學者怠于對現實世界進行觀察，更談不上實證分析，誤以為單靠理論模式的演繹，就可悟出真理。經濟學者不應停留于只適用於象牙塔的空泛理論，而應回到原點，以‘實事求是’的精神，潛心研究真正的‘經世濟民’的學問。”言為心聲，以此作為本文的結束語。（葛豐）

國際金融報 2003年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