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同志中秋節前前往國務院參事室與專家懇談，他説，大家要講真話；更要以一種實事求是的理性態度説話，只有接受人民的批評，政府才不敢懈怠。

此話剛一落地，會場氣氛頓時活躍起來，與會者爭先恐後地直抒胸臆。其中林業、生態專家盛煒彤就建議政府“完善退耕還林補助的政策”———之所以特別拎出這個建議，因為幾乎是在同時，筆者正于社科院經濟研究所裏，聆聽著宏觀經濟研究室袁鋼明主任談西部經濟，其切入點，正是與退耕還林有關，而又被廣為報道的一則新聞（即7月發生在陜西省旬陽縣因幹部在退耕還林清查整改試點時作風粗暴導致多位農民接連自殺的事件）。

“處分有關幹部完全應該，”他説，“更重要的是弄清事件背後帶普遍性的東西。那就是，如何讓相關的‘政策起點’，從維持農民‘生存線’的水準，提升到‘能增加農民的收入’或‘能給農民提供更多提高收入的機會’上來。不然，執行中稍有偏差，就容易出現對農民‘只有強力約束而缺少強力扶助’的情況，影響到西部農民的生存。”

袁鋼明認為：實行退耕還林政策幾年來，政府先後投入了近140億人民幣的大筆專款，確實讓西部六千萬畝以上地區的生態得到很大改觀，實現了“山變青，水變綠”。這不僅是他2000—2003年間多次赴西部考察時的親眼所見，也得到了國際上普遍的極高評價。

為相關政策能更好實施並得到更多農民更為踴躍的擁護，他冷靜提出：今後需要更客觀地正視西部地區和百姓為此付出的種種代價————這可能是有關政策特別需要完善的地方。

很“巧”，溫家寶同志回答盛煒彤參事建議所説“要解決好這個問題，一要落實補助政策，二要解決好農民的生計問題，三要因地制宜。只有這樣，才能做到‘退得下，穩得住，能致富’”，恰恰反映了袁鋼明的心聲。

“欠發達”的根源，在“市場化”不足

至此，問題的核心，就集中到能否體現“利為民所謀”的關乎西部百姓“生計”和“致富”的問題上來。對此，袁鋼明不吐不快的心裏話更多。他認為，有兩大問題要先搞清楚：

首先，“西部大開發，到底為了誰”？

儘管黨和國家的大政方針非常明確，但在具體實施中，有些部門和地區所想所做的，並非是為“縮小”東西部地區的“差距”，而是為了“東部”發展得更好。譬如在提到西部生態建設時，有人只強調“為了東部環境的優化”，而不談東西部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與良性互動。這怎能使欠發達的西部得到扶植？

第二，為實現西部開發的宏圖大略，先要弄清西部為何“欠發達”？對此國內外有種種分析。袁鋼明一針見血地提出：關鍵在於，整個西部經濟開發的“市場化”程度嚴重不足！

比如，對實行退耕還林地區的百姓而言：農民所退之“耕”與所還之“林”之間的交換，是否足夠“市場化”？是否與相關的市場價格一致？在“還林”帶給東部地區環境優化等實惠的同時，西部百姓是否得到了足夠“對稱”的“生計與致富”的市場化補償實惠？他們所得的補償，又能否讓他們可按當前的市場價格去蓋房、購物和進行電信、影視、教育、醫療、交通等“社會型消費”？

又比如，對西部地區而言：假若照搬東部地區的産業結構去引資，肯定毫無“比較優勢”；但若參照國際通行的慣例，依靠“市場化手段”對西部進行生産要素的配置，按照市場規則進行交易，那麼，豐富的自然資源，完全可能讓西部富起來———世界上的資源富集地區，多數都是富裕地區。為什麼？那裏的資源是按照市場規則，由其他地方購買的。資源産地能“分享到資源産業的收益”。

多給西部一些“發展性支援”的硬政策

“有人説，西部吸引投資的水準有限，主要是‘軟環境’不行。”袁鋼明則説，“這就表明，有關政策和機制的‘含金量’需要加大！”

他動情地説：既然都清楚西部地區“欠發達”，那麼，那些能給予東部較發達地區的特區、開發區、外商投資和下崗工人再就業等所提供的各種優惠政策，是不是更應向西部提供？

現在，西部急需一些“發展性支援”的“硬政策”；急需有關的財稅政策改革更配套、更到位（如已被美國西部開發的成功所證明有效的“清稅政策”等）；急需一些更科學合理的運作機制，如，資源産地的“收入分享機制”、“收入擴散效應”、“資源産權的收益機制”和“資源補償機制”（對資源産地的各種開發成本進行合理的補償）；急需改變計劃經濟那種不按市場規則運作、而是無償使用自然資源的過時方式；急需在資源産地的“資源産權認可”上與國際接軌（而非僅僅承認“投資者的産權”）————這些若能成功實施，勢將有力推動西部許多資源富集地區較快地走向富裕，也會使“退耕還林”出現更為生機旺盛的新態勢。

上述觀點，很多專家學者也很有同感。他們認為：今後亟待完善西部的一整套“利益激勵機制”即“市場機制”，充分利用“市場制度”的作用，激勵人們用“經濟行為”進行更大力度的開發。這讓我們深信：只要在政府高度重視與正確引導的同時，讓所有相關的政策都遵從市場規律，那麼，西部大開發完全有可能走上更健康的發展軌道，展現更壯麗的發展前景。

經濟日報 2003-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