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次論壇所討論的，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一項重要任務，也是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逐步消除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實質問題。

農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逐步實現現代化，從根本上解決農業和農民問題，是中國現代化的最困難之點。解決這個問題，在圍繞“農”字做文章的同時，也要注重在“農”字以外做文章，“功夫在農外”。“三農”問題，過去主要是農業生産的問題，現在則要從“三化”－－工業化、城市化和市場化找出路。要通過“三化”促進“三農”問題的解決，也就是説，用先進技術改造農業和整個農村經濟，通過城市化實現大量農村人口向非農産業轉移，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方向的改革把農村經濟納入全國統一的市場化和社會化的軌道。推進工業化和城市化，大量農業人口向非農産業轉移，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狀況，是迄今為止已經實現現代化的各類國家的普遍規律。我們是在特殊的歷史背景下快速推進工業化的，優先發展重工業使單位資本吸納的勞動力相對減少，人民公社化運動使糧食和其他農産品長期供不應求。當時採取的對應之策，是嚴格實行統購統銷和城鄉分割。結果是城市化滯後於工業化進程。１９５７—１９７８年，２１年間城市化率僅提高２．５個百分點。如果按照這個進度，從２０世紀５０年代中期算起，中國基本實現城市化要４００多年時間，我們顯然不能再在這樣的道路。２０世紀８０年代中期以來，政策逐步放寬，城市化速度加快。１９８５—２０００年，城鎮人口增加２．１億，城市增加３３９個。１９７８—２０００年，從事農業的勞動力在社會總勞動力中所佔的比重，由７０％降到５０％，城市化率達到３６％（１９７８年是１８％，統計口徑有不可比因素）。２００２年提高到３９％。因為起點低，現在我國城市化率仍比世界平均水準低１０個百分點左右，也明顯低於同等經濟發展水準國家。這説明，在城市化方面有很大的發展潛力。

我國專家和世界銀行專家所做的研究，得出大體相同的結論：在２０世紀最後２０年９％以上的經濟增長率中，勞動力流動的貢獻在１６％左右，也就是１．５個百分點。大量農民工提供了廉價的勞動力，增強了我國工業産品的國際競爭能力，也推動了城市建設的大規模開展，現在一些城市日常生活的許多方面已經離不開農民工。今後二、三十年，我國還會保持勞動力便宜的優勢。要抓住這個難得的機遇，積極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加快城市化進程，為經濟持續快速增長提供一個重要的支撐點。

十六大所提出的奮鬥目標，是２０２０年基本實現工業化，加快城鎮化進程。根據我們的預測，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産業結構的變化趨勢是：第一産業增加值在ＧＤＰ中的比重由１５．９％降到１０％左右，第二産業由５０．９％降到３０—４０％，第三産業由３３．２％上升到５０—６０％；農業勞動力在全部就業人口中的比重由５０％降到３５—３０％，每年下降０．７５到１個百分點；城市化水準達到５５％左右，每年提高一個百分點。大體上相當於過去十多年的進度，經過努力是可以達到的。

走中國特色的城市化道路，至少有三個方面的情況是必須考慮的。

一是，我國人口多，又處在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結構調整的雙重轉折時期，就業壓力大，給農業人口向非農産業轉移帶來的特殊困難。這種情況決定了，實現城市化將是一個比較長的漸進的社會轉型過程。按城市化水準每年提高１個百分點計算，２０３５年前後才能達到７０％。在這個長過程中，城市化會表現出多樣化的過渡形態，；大量農業人口向非農産業轉移，就業形式會多種多樣，很多人不會很快同土地徹底脫離，就業困難時還會回到農村。土地是農民生計和農村穩定的基礎，必須始終給予高度注意。要堅持家庭承包經營制度，土地經營權的流轉要堅持依法、自願、有償的原則，採取慎重態度。部分農用地轉為非農用地是不可避免的，但要統籌規劃，節約使用，保護農民的權益。有研究報告稱，在土地轉讓費總額中，徵地費用所佔比重很低，一些地方不到５％。在不少地方，５０％以上的農民陳情同土地使用權轉讓有關，已經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一個重要因素。因為這是縣、鄉收入的重要來源，有愈演愈烈之勢。這是農民收入增長不快、城鄉差距擴大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一些地方建設各種“形象工程”的財源。廉價徵地使農民遭受的損失，一部分變成了工業化的原始積累；一部分進了開發商的腰包，造成一些人的暴富；不少腐敗和犯罪案件同土地轉讓和開發中存在的問題有關。需要有新的立法和政策，既保證國家建設用地，又保證農民的土地權益。一些地方農民以土地入股的方式參與開發，取得很好的效果。這樣做，從短期看，原始積累會少一些；但從長遠看，工業化進程並不會放慢，相反，因為農村社會穩定，農民收入增加，農村市場擴大，會保證工業化更迅速、更穩妥地進行。這也是工業化的兩種思路問題。除土地費用之外，還有農村教育經費，國家財稅體制，以及行政體制改革問題。總的來説，要強調統籌城鄉發展，在工農關係、城鄉關係上，適當向農民和農村傾斜。這也是保證城市化健康發展的一個帶根本性問題。

二是，地區發展不平衡對城市化的影響。中國自古以來地區發展不平衡，新中國成立以來和改革開放以來不平衡，今後發展仍將具有不平衡的特點。城市化的進程也將是不平衡的。城市化是經濟發展的産物，經濟發達地區進展快些，經濟落後地區進展會慢一些，不可能齊頭並進。在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以及其他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小城鎮星羅棋佈，成為當地經濟的中心，甚至成為全國性的某種商品的集散地；在沒有經濟基礎的地方就不要不講經濟效益，人為地造鎮。講城市化和城鎮化，實質是一樣的，都是指大量農業人口向非農産業和城鎮轉移。不必回避“城市化”的提法，因為“城鎮化”的“鎮”，實際上是作為經濟中心的小型“城市”；“城市化”的“城市”，也可以包涵現在所説的作為經濟中心的“小城鎮”。用“城鎮化”的提法，是要注意發揮

小城鎮的作用，防止一些國家人口擁入大城市所産生的“城市病”，這樣的問題是必須引起注意的。要堅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對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的作用，要從吸納農村剩餘勞動力和實際社會經濟效果來權衡，因地制宜，從實際出發。要重視小城鎮在勞動力轉移中的作用，但現階段吸納農村剩餘勞動力主要渠道還是大中小城市。因為城市人口規模大，第三産業容易發展起來，有聚集效應，成本低，這些優勢是小城鎮所不具備的。隨著科技進步、社會生産力發展和生産力空間佈局的變化，現在城市形態也在變化，比如衛星城、城市帶、城市群、大都市圈等等，這都是城市化的具體形態。

三是管理和教育問題。在城市化進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帶來某些混亂和社會的不穩定狀態，需要積極引導，加強管理和教育，使之有秩序地進行。除了改進城市戶籍管理制度外，城市建設規劃要考慮進城務工農民的居住條件，比如經濟租屋的建造和經營管理問題。要通過培訓幫助進城務工農民適應新的生活和工作環境。進城務工農民的第二代已經成長起來，子女教育是個大問題。現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都有民工子女的非正規學校，事實上已經成為基礎教育的一部分，但往往處於無人管的狀態。這個問題不解決，不僅影響今後城市勞動力的素質和城市化進程，甚至可能成為社會不安定的因素。城市由於出生率下降，中小學校設施都有閒置的，也為解決這個問題提供了方便。

過去害怕和限制農民進入城市有當時的背景，主要是農産品供應不足，城市又沒有提供就業機會。現在情況發生了根本變化，要有新的認識、新的政策和管理方法。在推進城市化方面，也有解放思想的問題。城鄉分割是歷史包袱，但這個歷史遺留問題解決得好，可以成為促進發展的契機。城市化的推進將會促進二元經濟結構的轉變，增加中國經濟的活力，加快現代化的步伐。這也是一個歷史機遇。

我國現在農業在ＧＤＰ中的比重已經降到１５％，但城市化水準仍然滯後於工業化，大體相當於英國１８５０年（３７％），北美１９１０年（４１％），日本１９５０年（３８％）。南韓２０世紀５０年代初是５％，３０多年時間就達到８０％以上，説明發展到一定階段，城市化進程會加快。我國已經進入工業化中期階段，正是城市化加快發展的時期，對城市化的前景可以做樂觀的預期。

最後我想強調，加快城市化進程，絲毫也不意味著可以放鬆對農村發展問題關注。農民佔我國人口的大多數，即使城市化能夠順利推進，能夠緩解農村發展面臨的困難，２０２０年農村至少還會有５億以上的人口，２０３０年至少還會有４億以上的人口，農村、農業和農民問題仍然是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重大問題。２０２０年之前，這個問題更為突出。

積極推進中國特色的城市化進程，有大量的理論問題、實際問題和政策問題需要研究。現在已經進行的研究，總的説還是初步的，需要繼續深入，希望我們這次論壇在這方面有所推進。我這裡只是説些個人很零星的想法。在座各位都是研究有素的專家，希望能聽到大家的高見。

（王夢奎，這是作者２００３年９月１４日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和經濟日報社聯合舉辦的“中國特色城鎮化論壇”上的講話）

中國經濟時報 2003年9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