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偶然的機會，他得知湖南衡陽縣，在一個月內就發生3起農民與鄉鎮政府衝突事件，感到十分震驚。“這與主流媒體和學界所宣稱的農村形勢相去甚遠。以前，我都以為衝突只是小規模的，是個別地方的個別農民鬧事罷了。”

    他很想知道被農民稱為“減負代表”的都是些什麼樣的人，為什麼要領著農民和鄉村幹部抗爭？他們是怎樣組織起來的？村民為何冒著風險營救他們？鄉村幹部是怎樣平息衝突的？被打擊後“減負代表”還會繼續抗爭嗎……

    在衡陽的一天傍晚，3個農民找到于建嶸的住處。他們都是當地農民説的“減負代表”。

    從這時起，于建嶸開始了對農民“減負代表”為期3年的跟蹤調查。“在獲取大量故事的同時，我也進入了一個全新的研究領域，正是這些考察和研究，改變了我對中國農村和農民的看法。”

    “我惟一能做的，就是用自己的良心和責任來完成這一研究課題”

    來見於建嶸的3個農民中，有一個人叫彭榮俊。

    回憶初次見面的印象，于建嶸描述：彭榮俊是個健壯的中年男人，中等個子，著裝和我們在城裏街頭常見的農民工無異，但無論是走路還是閒坐，他的腰總是直直的，講話也很乾脆。他煙癮很大，可知道我不喜歡煙味後，在同我談話時，從來沒吸過煙。他説自己為人正直、敢作敢為和有克制力，這些都是在部隊養成的習慣。彭榮俊高中文化，1979年參軍，1982年轉業回鄉務農。

    問起他們陳情的原因，彭榮俊説主要是看到農民負擔過重和國家有關政策差距太大。“作為一個公民，應該為貧苦農民和黨的政策説幾句公道話”。

    他做糖生意，要收本地芝麻，有次趕集，一個老頭賣芝麻給他時，別人告訴他這個老頭是“人民的大好人”，説他為農民減輕負擔。彭榮俊就是從這個老人手裏得到了中央和省有關農民收費項目和標準的文件。

    晚上，他和愛人都看了文件。兩人議論説，幹部按縣裏規定收的錢和中央、省裏的文件大不相同，“再加上我們農民的生豬稅都要按人頭來攤，最高每人要攤17塊生豬稅，把人當豬來攤錢。她很氣憤，對我説，你是個退伍軍人，是個男人的話，就要領農民同這些腐敗分子鬥。”

    在一次村民小組會上，他讀了中央和省有關文件。村民聽了很生氣，大夥説，你彭榮俊如果能向上級反映，把不合理負擔降下來，我們出錢請你陳情。“這事很快傳開了，有不少老百姓找我，也有老黨員、老幹部，根據群眾的要求，我找來了13個有社會經驗、名聲比較好、歷史清白又願意替農民説話的村民，當減負代表，基本上是每個村一個代表。

    “我們先寫了一份《關於減輕農民不合理負擔的報告》，然後，挨門挨戶讓村民在報告上簽名蓋章，大家還出了340塊錢作為陳情費用。”

    聽説有人要陳情，鄉村幹部找彭榮俊談話。“那個鄉幹部和我是一個大家族的，輩份比我大四輩，他説，我以族裏最大班輩的名義，以我現在的身份，要鎮壓你陳情！我説，我彭榮俊一不違紀二不違法，我就要陳情給你看看。我勸你憑良心幹點實事，不要昧著良心坑害老百姓。他回答説，你是個聰明人，上面政策講的是一套，下邊根本做不到；現在市場上肉都要五塊錢一斤，我們現在一百多塊一個月，吃什麼都沒有……”“那次我們去了長沙，到了湖南省減負辦、信訪辦、勞動廳、財政廳、省監察廳，有人熱情接待了我們。我們搞了4顆紅印回家，但到了底下就不一樣了。”陳情回來後他們決定向村民宣傳。

    “趕集的時候，我們在市場上架了高音喇叭宣讀中央和省裏的文件，管區幹部把電停了。我們又租了臺發電機，群眾也出面保護我們。鎮幹部找我説，這樣幹違法，沒有經過審批。我説，我宣傳黨的政策違了什麼法？你講法為什麼亂收費。最後他們答應和談，我們也暫不上街宣傳。

    “和談那天，我定的地點在水管站，幹部定在原鄉政府，我們不願意去。幹部説縣委也來人，我們就去了。實際上縣裏根本沒來人。“幹部將我們每人一間房分開談，他們打了我們的代表，有人就説幹部打人了。我愛人聽見後，以為是我挨打了，就喊了兩聲，那些鎮裏請來的人把她打得鮮血直流，昏在地上。我出來勸，他們又把我打到溝裏不能動彈。”

    彭榮俊還説，後來縣裏把陳情的人抓了20多個，捆起來掛牌示眾，開萬人批鬥會，最後全被農民搶走了。農民沒打到多少人，當場打到一個黑社會的人。農民也不怕冷，追到河邊打，把他打到河裏去了。那次抓了屈剛，他69歲了，被捆綁在臺上，手都搞斷了。他參加過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還有的減負代表被判了刑，現在還關著……

    他們一再邀請於建嶸到他們村裏走一走，向更多的村民做調查，並幫助解救被判刑的農民。于建嶸表示自己只是一個研究者，不能出面，也無能力幫助他們解救同伴。

    “當他們的腳步聲在黑夜中消失時，我的心若有所失，總感覺欠了這些滿懷希望而來的農民兄弟什麼。但是，面對中國農民的苦難，我一介書生又能為他們做些什麼呢？惟一能做的，就是用自己的良心和責任來完成這一研究課題。”

    “黨內依法，群眾就會依法”

    2003年春節前後，于建嶸再次進入衡陽縣，與他同行的還有社科院的陸雷博士及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中國農業大學的部分研究生。他們調查了兩個多月，訪問了更多的農民“減負代表”。

    于建嶸説：“我原以為，他們被抓、被打、被判刑了，不會再搞減負陳情了，事情應該平息了。結果我們發現，他們不僅堅持抗爭，而且形成了全縣性的網路組織，這究竟為什麼？”

    談起陳情經歷，“減負代表”淩學文講：一開始陳情，都是先到鄉里和縣裏，回來以後受到打擊，然後到了市裏；再次受到打擊後，又到了省裏，最後上到中央的。“我到衡陽市，感到沒有辦法，就跑長沙；長沙跑了30多次，上面也沒有解決，於是跑到北京。凡是陳情的人，家裏人基本都受過打。但越打越是要去陳情，因為政策不是我的，是黨中央的，我是為了維護黨的政策，我受了委屈當然不服。”

    淩學文是在市政府院裏砌墻時，有個市領導給了他中央有關文件看。有一次在家趕上幹部來收稅，他與幹部起了衝突。“我説生豬稅，絕對不能按人頭平攤，要收就拿文件給我看，不給看就別收。我很氣憤，幹部竟然在下面這樣騙農民！在這種情況下，我就去陳情了。

    “我跟家裏打了招呼，我去陳情，家裏有風吹草動就把鑼拿出來，如果在緊急關頭，有十多二十個人到家裏來打東西，就把鑼用力敲，加急敲；如果是一般的事，鑼就打緩一點。我也跟鄰居打了招呼，他們説，你為農民説話，如果這些人來報復的話，我們一定趕到。

    “那次，政府派了12個人來家裏打人時，是我小侄兒敲的鑼。聽到鑼聲，村裏人都趕來，把政府的人圍起來了。他們怕群眾打就逃走了，吉普車也不要了。”

    在“減負代表”鄧仔生家，于建嶸詫異地發現，這個強壯而有頭腦的農民，一家人住的卻是半邊倒塌、破爛不堪的房子，屋裏什麼都沒有。“實際上，鄧仔生和他的妻子都是非常能幹和勤快的人。他的鄰里給我提供了許多證據。他的家之所以如此敗落，按鄧仔生自己的話來説，是‘陳情敗家’。”

    鄧仔生陳情的路線也是先去鄉里、縣裏，再到市裏、省裏。他講：“如果當時鄉政府把問題解決了，我們也就不動了；但鄉政府不解決，我們就一路陳情，陳情的錢全部是自己掏。今年又走了好幾次，去市裏的次數比縣裏的多，縣裏去了也沒用。到省裏去了十多次，到北京去了一次。陳情的費用一共花了七八千塊錢，都是車費和複印費。錢都是借貸款，現在還欠信用社一千多塊錢。”

    他陳情的起因是要求村務公開，村幹部不肯。“他一掌打在桌子上説，看你有多狠，讓你去告，你去陳情去吧！我就咽不下這口氣，你個小小村幹部就逼農民去陳情！”

    他和另一個農民到了縣裏，找縣長。“我把村裏賬務沒公開向他交個底，他問我有哪些，我説：第一，村幹部打牌打撲克做不做賬，打牌吃東西做不做賬？他説不能做。第二，村幹部走親戚送禮做不做賬？他説那不合理。第三，在村幹部手中，一張發票就是一千多兩千，吃腳魚吃狗肉，招待哪個貴客？這合不合理……”人還沒回村，和他同來陳情的另一個農民家就出事了。

    “他老婆被人從樓上推到了地上，打得神志不清。群眾説，為了陳情被打成這個樣子，我們必須到醫院去看。當天去縣裏，起碼有80多人，第二天又去了300多。群眾聽説省裏有人來，就堵車，堵車了幹部就會有人露面，這是群眾的想法。結果堵住了橋，加上還有本地人，聽説這事，都憤憤不平。”

    “11月‘嚴打’開始了，要抓我，説哪個捉到鄧仔生就獎勵500塊錢！還嚇唬老百姓，凡是去縣裏看人的都要罰款，都要捉住關起來，強迫參加學習班，去學習的就被關被打，還要交100塊伙食費。農民沒去，政府就出動車子到人家裏去捉，大家怕被抓就躲到山裏去睡，山裏睡了好多人，老人們説，這跟當年‘躲日本’時一模一樣。“我沒躲在山裏，而是躲在了市紀委。我每天都坐在那裏，他們有事我就回避，沒事了我就向他們講下邊的事，吃飯是我自己吃。看我沒在家，他們就抄家，把我家裏的東西全都打掉。我堂哥家也被抄了，説他支援我陳情；另外還有個堂弟，被打得九死一生，口裏流血……”

    眼看快過年了，紀委的人勸他回家。人還沒到家就被抓了，鄧仔生偷跑出來，又回到市紀委。“那時剛好上班，很多人，我哭起來，我説共産黨的真理在何處？到這個時候，有家都不能歸！”

    “正月二十幾，我向朋友和信用社貸款，借錢上北京，一定要告到北京去。後來，他們還是把我關起來學習10天，但你越關我，我越要反對你；中央有法律，下面就要依法辦事，黨內依法，群眾就會依法。”

    有鄉幹部問他：你陳情花錢花精力的，值不值得？鄧仔生説值。“我説，小時候趕上‘文革’沒讀書，陳情一年勝過讀三年書。他問為什麼，我説，第一，以前不懂政策，不懂法律，現在學習了，就當我讀三年書；第二，因為現在群眾不知道政策，我能夠代表群眾去陳情，把政策要到，傳到下面來；第三，我從來沒見過這些領導人，現在和這些領導人都能接洽了。”幹部又説，看看你家這個爛屋，會倒的，你在家多做點事，把錢積起來建個新房不好嗎？“他這也是好話，但我要堅持下去，情願犧牲自己的利益，能夠讓廣大群眾覺悟起來，能夠讓大家日子好過一些。”

    在鄧仔生家裏，他還這樣告訴于建嶸：“開路人難，走路人容易；如果像今天這樣的冰凍天氣，會有露水，第一個人身上會搞濕，要吃點虧，但走過以後，第二個人就好走一些，走的人多了，路就好走了。”

    經過調查，于建嶸發現，這些農民“減負代表”，年紀都在四十至五十歲之間，初中以上文化；大都當過兵或在外打過工；也有少數黨員和村組幹部；陳情前家庭比較富裕，在當地可算中上水準。

    “自1992年始，這個縣20多個鄉鎮的一些農民因負擔過重和幹部作風等問題多次陳情，並逐漸形成了一支減負陳情隊伍，被稱為‘減負代表’的有80多人。這些‘農民利益代言人’，依據中央和省政府的有關政策，組織並帶領農民，對縣鄉兩級政府制定的不符合中央政策和國家法律的土政策進行各種形式的抵制。“在這些代表心目中，中央就好比全能全善的上帝，中央的政策就像句句是真理的聖經，宣傳政策好比傳播福音，為此受苦受難是為了維護黨的利益，為此流血坐牢是為真理獻身的殉道。對於鐵了心的減負陳情代表不能以常理度之，他們追求的不是生前的幸福，而是死後的名聲。他們在乎的不是上級怎麼看，而是子孫後代怎麼想。與普通農民相比，這些人有一個突出的心理特點，就是經常在公眾場合表現出強烈的英雄主義情懷。

    “村民在評價這些人時，稱他們‘敢為農民説話’、‘敢打抱不平’，並説現在農村正因為有了這些懂得黨和國家政策的‘減負陳情代表’，鄉鎮幹部才不敢過於囂張，如果沒有這些‘英雄好漢’，那農民根本就沒有活路了。”

    某些鄉鎮將政府權力私有化，成了‘掠奪性政府’，這才是認識三農問題的關鍵

    採訪中，我問于建嶸：現在稅費改革，農民負擔減輕了，應該好些了吧？

    他答：“就我調查的情況看，雖然今年農民的稅費負擔較之往年均有百分之二十左右的減輕，但農民的不滿，並沒有因此而消失。相反，因為費改稅政策的明晰性和更強的量化性，農民看到的是政策與執行之間更大的反差，因而，對縣鄉政府也更加不滿。”

    在下邊，農民告訴他：“稅費改革，輕是輕了一點，但是攤分不合理，還是沒有按政策辦，還是在亂搞。”“虛增田畝數，標準産量過高，群眾無法承受。”“稅費改革關門算賬，群眾不知道。上級檢查稅費改革，基層幹部請客，向上級彙報，成績顯著，驗收合格，但老百姓倒楣。”“如果真按上面政策收，我們還是願意出。但當官的自己帶頭違法，他們的親戚朋友都不出。”

    農民在評價鄉鎮幹部工作時説，他們就是“要錢要命”（收稅和計劃生育）。“天天吃到這裡，喝到那裏，應付上級檢查。平時連個人影兒也見不到，一收錢都來了。”

    “計劃生育本來是國策，可你不想生，幹部還要你生哩，搞錢嘛，這是放水成災，把計劃生育當成了市場買賣。崽還沒生下，就要別人交500元押金。”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把農民的心一天一天搞得和他們勢不兩立，才引起農民陳情。”

    鄧仔生曾問過鄉長：為什麼現在幹部和群眾越來越疏遠，究竟是哪兒出了問題？他答就是為錢，沒人辦事。

    “我們鄉政府有100多幹部，全鄉總共才21000多人，差不多200個人養一個鄉幹部。農民是水，幹部是魚，應該是魚水關係，可現在魚要離開水，水要離開魚。歷史上有話説，水可以翻船，船卻翻不了水。隨你多大的船，水也可以翻了你啊。”鄧仔生説。

    于建嶸的觀點是：“鄉鎮幹部與農民的衝突，絕不是幾個農民陳情鬧事的問題，其中有更深層的原因，這是體制性衝突。

    “一個鄉鎮，如果沒有其他財政來源，那麼鄉鎮政府只有從農民手裏收錢，收上錢才有工資發，收不上錢就沒有工資發，鄉鎮政府與農民的關係成了‘要和不給’的關係。某些鄉鎮將政府權力私有化，把權力變成掠奪社會財富的一種手段，成了‘掠奪性政府’，這才是認識三農問題的關鍵。”

    他認為：如果這種體制不改變，這種矛盾就不會根本解決。“鄉村幹部迫於各種壓力和出於自己的利益對農民暴力相向，讓不少農民揚言與幹部誓不兩立，你死我活。這是他們雙方的不幸，更是國家的不幸。”

    于建嶸説：“在衡陽縣，我看到了許多流淚的場面。農民在講述他們受的冤屈時痛哭失聲；減負陳情代表為自己受到政府不公正對待和得到農民捨身營救與精心照顧而淚流滿面；鄉鎮幹部為因為領不到工資而不得不讓獨生女遠行打工而哽咽難言。應該説，流淚的農民和流淚的鄉鎮幹部，都是不合理的幹部管理體制的受害者，而這不合理的體制又把兩個受害者變成了冤家對頭。”

    于建嶸也問過農民，現在搞村民自治，既然對村幹部不滿，你們也可以參加競選呵？

    淩學文就説：“在下邊按票數我是第一，可是選上了，他們也不讓我當呵。鎮裏的人就説，如果讓淩學文在村裏當幹部，不但我們搞不到錢，反而還要找錢給他呢。”

    還有村民講：“群眾選上去是沒用的，我們組的群眾乾脆棄權不選，大家説不要幹部。”

    可總是陳情，也不是辦法，“減負代表”們也想到這個問題。

    “陳情終究是一件吃苦的事情，而且陳情花錢。我家裏做豆腐、喂豬和收谷的錢，被我到省裏走一趟就花掉了。”“到了上面，最多也就給你搞個條子。今天這個問題解決了，明天那個問題又來了。今天這個當官的被搞掉了，如果明天又來個貪官，比現在的幹部更壞，那又怎麼辦呢？”“是不是應該找個和政府機構協調的辦法，就是説政府做什麼事情我們都知道，我們可以和他們商談，不走陳情這條老路了。”“有事可與幹部互相協談。該交的就要交，不該交的就不能交，不能影響社會的穩定。這樣陳情起風波，政府也麻煩，群眾也不安寧。”

    “所以，農民要成立組織才能解決根本矛盾。上級幹部沒有誰自己是農民，沒有人為農民來説話。”“村委會成了政府部門，農民有一個組織，就可以一級一級把情況反映上去。”

    “這個組織的幹部，幹得好，可以讓你多當幾年；幹得不好，農民有權罷免你。現在村委會就是沒有這樣搞，交頭接耳，拉幫結派，沒有通過群眾。”

    “讓農民自己管農民。當得不好就只當這一屆，第二年另選。由農民自己推選自己的幹部，不要上級委任。”

    “大家和小家是一樣的，家庭搞得好，你可以常任家主；當不好，兒子可以任家主，父親可以退休。農民自己的組織也是一樣。還要反腐，幹部有多少工資，是否脫離群眾，每年的行情往費開支多大，抽的是什麼樣的煙，財産是從哪來的。通過農民組織，讓農民覺悟起來，自動去監督他們。”“推薦上去的人要沒有私心。有私心的人，什麼事情都幹不好。工作上一切都要幫助農民，要想著農民的事，要有這樣的人才能領導農民致富。現在農民也要開拓經濟市場，要打入經濟市場，不能再像以前那樣。要把這個東西搞出來了，再組織農民把東西推出去，這樣才有錢。”

    “第一，我們不能到群眾中去派錢，第二，有的人家裏富裕，可以捐出一些錢。選出的人保管這些錢，賬目要公佈，不能到自己口袋裏去。大家都這樣做，農會就可以辦得好。”

    “農民有了自己説話的地方，就沒人去陳情了。你合情合理，沒有亂攤亂派，如果我不給你，只能靠思想工作去做好；農民自己宣傳起來，十個人有八個人思想能通，另外兩個也就通了。通過這樣的渠道，一要國家，二要私人。”

    于建嶸説，事實是，農民減負組織已開始從村、鄉鎮走向全縣聯合，農民把這個橫向聯合過程稱為“聯網”。這是農民由直接對抗，轉向與縣鄉政府有組織協商對話方向發展的重要表現。“減負代表”們提出：

    其一，農民組織的主要任務是：宣傳黨和國家的政策，團結全體農民，維護農民的合法權益；扶貧幫困，引導農民走向市場，共同致富；維護社會穩定，清除社會黑惡勢力。其二，在組織形式上，各個鄉鎮成立基層農民協會，全縣成立統一的協調機構。

    于建嶸又擔憂地説：最好的控制方法就是給它一個合法的渠道。但是目前，縣鄉政府對農民自發組織的活動採取放任自流的態度，即對農民的合理要求不予理睬，對進行各種活動的農民自發組織也就不能進行正常的管理。“如果農民的合法權益長期遭受侵害和減負陳情代表的正當要求得不到滿足，他們也就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激進主義觀點，進而發展成為反體制的力量。”

    “我們要重新認識農民，了解農民，讓農民自己講話”

    前不久，于建嶸的論文《農民有組織抗爭及其政治風險》公開發表。他在清華大學做了一次講座。作為學術探討，他提出：應該允許農民成立農會，它可以是個社會整合組織，也是一個必然的趨勢。

    有個博士問：“農會要是被壞人利用了怎麼辦？”于建嶸説自己當時心裏一陣悲哀。“我們的學者有這種心理，老是覺得自己比農民高明，可中國的農村改革，有哪一樣是知識分子提出來的？中國學者最大的毛病是想當然，待在書房裏假想一些問題。

    “一個合法的、規範性的組織，它怎麼會被利用？現在的農民，已不是過去的農民，所謂的小農。我們要重新認識農民，了解農民，讓農民自己講話。事實上，農民一直在講，他們講的，比自覺為農民利益説話的知識分子講得更精彩、更深刻。

    “我注意到，在關於農村群體性事件的調查，幾乎無例外地斷言這些事件的組織者‘別有用心’。這種陰謀論的看法過於簡單化，與事實不符，掩蓋了事態的嚴重性和政治性，會誤導決策。

    “我認為，我們沒有理由不相信農民，更沒有理由害怕和防範農民。黨和政府必須嚴加防範的是那些千方百計、不擇手段地封鎖農民心聲、民意，為追求個人升遷不惜犧牲國家和人民長遠利益的地方黨政領導；是那些推諉責任、不關心農民疾苦、麻木不仁的官僚；是那些避重就輕、粉飾太平、無視農民抗爭、甚至以陰謀論解釋農民抗爭、為一己私利不惜誤國誤民的所謂農民政治研究者。

    “根據這些年在農村的所見所聞，我形成了這樣一個基本判斷：半個多世紀的共産黨領導使廣大農民對黨中央有堅定的信任，多年的革命宣傳已經使人民當家作主的公民權利觀念深入人心，20多年的改革開放給了農民一定的經濟自主權，文化教育的發展使農民有了作出獨立政治判斷的能力，現代化的通訊和宣傳為農民提供了獲取黨中央政策資訊的渠道。這一切都決定了黨和國家不可能再以命令主義的方式管理農民。與時俱進是中國共産黨長盛不衰的生命線，在政治上重新認識農民、信任農民、承認和尊重農民作為政治人的公民權利、與廣大農民開展協商對話是時代的要求，也是中國政治文明發展的必然趨勢。”

    對於建嶸搞的這個課題研究，有人為他擔心，認為他暴露了社會的陰暗面，自己也有政治風險。

    于建嶸回答這個問題時有些激動，他説：“國家養了我們這幫人到底幹什麼用？我認為，作為一個學者，發現問題並探索解決的辦法是我們的社會責任，這樣要比歌功頌德更有意義。”

    “就説非典吧，假如年初，當廣東、湖南發生搶購板蘭根和食品時，就給予高度重視，採取有效措施的話，怎會發展到後來這種地步。中國社會需要完整的預警機制，出了事再重視，代價太大了。為此，需要堅定地改革現在的政治體制。”

    談起自己這幾年的心境，于建嶸坦言：是由最初的震驚，到如今的擔憂。

    “天下可憂在民窮，天下可畏在民怨。少數農民從對基層幹部施政行為的怨恨，發展到對體制的不滿情緒，應該是一個十分清楚的政治信號。如果執政者不能清楚地理解這個信號，將産生的政治後果則是可以預測的。” （董月玲）

    《中國青年報》 2003年7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