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2002年中國軟體公司百強排行第59位的積體電路設計企業，杭州士蘭早在2000年10月就整體改製成股份有限公司，進入上市輔導期。次年，士蘭出現在238家申請創業板上市公司名單中。

    但深圳創業板被無限期擱置，杭州士蘭的上市日程一再押後。輔導期結束，國內創業板依然不能明朗，心情急切的杭州士蘭只好另謀它路。

    2001年，銷售額2.71億的杭州士蘭有了選擇主機板的機會。兩周前，士蘭通過發審會，預計今年9月份正式在A股上市。

    插隊上市

    在杭州高新技術産業園區內，自2001年9月至今不到一年時間，除了士蘭，還有三家軟體公司登陸香港創業板。

    2002年7月29日，一度默默無聞的浙江中程興達科技有限公司，取道開曼群島註冊中程科技集團，並以此掛牌公司上香港創業板，募集資金1.1億港元，成為浙江省內在香港創業板集資最多的公司。

    如此一來，原先杭州國家高新技術産業園區軟體公司梯隊式分批上市的計劃已顯淩亂。

    據高新區有關人士在去年年底預期，2002年，區內軟體企業將分兩撥上市：輔導期結束後的杭州恒生、杭州信雅達、杭州士蘭三家將直達國內主機板。

    而實力稍遜，但增長率均在50%以上的杭州創業、杭州新中大、杭州愛科、杭州中恒世紀、杭州宏華等中型軟體公司，將放棄國內二板，轉道香港創業板。

    2002年7月10日，杭州信雅達A股發行計劃獲證監會的通過，8月初，有關資訊也證實，杭州恒生電子的上市前景也正在明朗。準備港股上市的公司陸續將申請文件遞交到證監會處。

    但是，“插隊者”卻頻頻搶得先機。具有外資背景、于7月29日掛牌的中程科技(08177.hk)和去年9月上市的杭州新利(08076.hk)，以及5月3日以H股方式掛牌的浙大蘭德科技(08106.hk)，三家企業之前誰都沒有出現在期待國內二板名單中。

    插隊並無太多徵兆，中國證監會杭州證券監管特派員辦事處有關人士説，新利、中程科技等合資企業，在國內只需獲得中國證監會的一紙“無異議”確認書。

    因此，新利、中程的上市過程要比其他排隊待批的上市企業快捷許多。

    國內法人股無法交易，軟體企業普遍存在的風險投資無法有效退出。因此，風投參與，卻堅定了浙大蘭德等海外上市的抉擇。

    “插隊”軟體企業行事低調，主管部門對其所知甚少，資訊發佈中也出現“張冠李戴”，將中程科技誤為浙江新昌的民營企業。但事後，行業主管部門卻認為，如此的“驚喜”是越多越好：杭州軟體公司在香港資本市場受寵，表明産業區內有關企業的優質。

    而軟體企業上市的線條越來越明晰，耗時卻越來越短，集資也越來越多，主管部門認為，軟體公司為對接資本市場而駕禦自身的技巧正在嫺熟。

    仲介結構有關人士認為，對接港股成功者，在同行中已成為榜樣，新近期上市的杭州軟體公司，激進者將不斷涌現。

    優勢在握？

    今年3月取得軟體企業資格的中程科技，走的是一個由“硬”及“軟”的過程。

    10年前以保安監控整合起家，1997年因為不堪忍受價格戰而逃離戰場，但是那時，中程科技已經成為行業第一，並喝到了頭口水。

    中程集團主席周哲稱公司一度成為保安監控整合行業的“士官生學校”，全浙江165家競爭對手中遍佈中程出走的市場和技術人員，其中有20多家是中程舊部直接創立。

    1997年，中程將保安監控整合作為其新主營業務----樓宇智慧控制的一個子系統時，控制軟體的成分在其業務中所佔比率逐漸增加，其業務的性質也向高端轉變。周哲説，在這個1989年才誕生，1998年才有發展的新興行業內，企業在此的拓展空間應該非常寬裕。

    據中程集團的招股書相關數據顯示，2001年中程集團為中國前5大建築智慧系統集程商之一，去年樓宇智慧控制系統佔據了浙江省內同類業務總量的80%，而浙江佔據國內份額60%左右。

    高新區內在專業領域具有絕對優勢的軟體公司絕非少數。

    高新區管委會提供的數據顯示，2001年底，營業額1.59億，利潤2800萬元的信雅達，在國內電子文檔影像市場份額已超過46%、客戶服務中心市場份額為23%；恒生的證券軟體佔有率為45%、開放式基金應用軟體為43%、封閉式基金應用軟體為100%；創業軟體在醫保軟體領域的市場佔有率達43%，愛科的服裝CAD份額為30%以上......業內第一者俯拾皆是。

    業內將杭州專業軟體公司的成功歸於起步較早。1990年，去美國銀行考察的信雅達總裁郭華強將發展電子影像處理技術想法帶回國內，這種以電子文檔影像技術節省銀行人力存儲、節約膠片使用量、方便查詢的技術由此迅速打開市場；杭州新利的證券自助委託交易系統，則比同行早了近10年。市場先機具有的豐厚利潤，為杭州軟體公司確立了優勢。

    但是現在，競爭依然激烈，優勢稍縱即逝。為保持持續增長，軟體公司必然需要向行業的橫向發展；專做建築智慧化應用的中程科技目前正努力拓展醫院的智慧系統，恒生同進入各省的高速公路聯網收費系統招標。

    另外一個橫向拓展是，杭州有不少軟體公司正與同處高新區的UT斯達康、東方通信等公司合作，開發移動終端應用領域的嵌入式軟體。2001年，區內幾大通信公司的嵌入式軟體産值已達40多億。

    資本渴望

    據分析，杭州軟體公司目前呈橄欖狀分佈，位處中國軟體百強較前列軟體公司如恒生、信雅達、士蘭都完成資本積累，上市初衷並不完全出於資金的壓力。但是新中大、創業、中程科技等公司以上市獲得融資通道的心情卻很迫切。

    軟體行業利潤率不低。據杭州高新區管委會有關人士介紹，金融、證券、醫藥行業軟體的毛利均在30%左右，但凈利卻均低於15%，大部分費用被迴圈投入到市場過程中。

    高速發展中的軟體企業，都不可避免地承受墊付款帶來的資金流壓力。

    杭州新利上市前的有關資料顯示，2001年3月，新利應收款已經達到2480萬，依靠新利自身積累形成的現金流量，已不足以應付不斷遞增應收賬款。

    因此，上市前的新利主要依賴向國內商業銀行借貸來彌補空缺，但是貸款還息對企業形成了巨大壓力。

    新利從事的金融業，是一個購買政策、付款模式週期性極其強的行業：向軟體公司下定大約6個月後，即每年農曆年(12月之後)，中國的商業銀行才會得到專項撥款，大量結款資金才會匯入軟體公司賬戶，在此之前，所有費用均需軟體公司預支。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杭州恒生。年銷售額4.2億、利稅5300多萬的恒生，2001年全年金融軟體有2億銷售額，7、8月前金融業單子就已經完成許多，但回款卻少之又少，近半年金融軟體單項業務處於虧損或微利狀態。

    據有關人士分析，在眾多的行業中，財大氣粗的證券行業無疑是軟體公司資金回攏最有保障的領域，但是這依然需要大約3到4個月的實施、驗收、結款過程。其次有保障的便是項目審批手續繁雜，但是信譽良好的銀行、電信。

    截止2001年12月31日止的三個年度，聯通、移動、電信等大客戶佔去了浙大蘭德營業83%以上份額。在每筆業務中，浙大蘭德先向客戶收取合同總額的20%作為定金，另40%安裝硬體完畢後收取，系統完成後經測試通過後再收35%，其餘5%餘下來作為品質保證金一年後收取。一般過程週期間隔3月至12月不等。

    但是，按照電信行業的慣例，浙大蘭德還是遇到了嚴重的墊付款問題。

    一般情況下，浙大蘭德必須給不同財政實力的客戶7天到20日不等的賒賬期。2000年後，電信運營商代替數據通信商成為浙大蘭德的主要客戶，而電信運營商的“賒賬週期”普遍長于數據通信商，因此浙大蘭德應收賬款猛增，由1999年49萬增至2001年12月的3204萬，墊付款一度佔據浙大蘭德相關結算日流資金總額的49.4%。另外，還有渠道內積壓的銷售款。截止2001年12月31日，浙大蘭德三個月到期的應收分銷商賬款為238萬。

    即便如此，金融、電信相比其他行業還是好了許多。據有關行業協會的調查顯示，財務軟體、CRP/CRM、電子商務軟體等，墊付款佔據軟體公司日常流動資金的份額普遍在60%以上，應收款問題的解決，軟體公司往往依賴銀行貸款，但是由此又産生了利息和還款壓力。

    上市後，許多軟體公司如釋重負。新利上市募集資金中，有830萬港元用於償還銀行貸款，而中程科技的還銀行款則是1030萬港元。

    但是，應收款僅是諸多問題中的一個。據了解，杭州軟體企業中骨幹程式員的薪金均在10萬/年以上，而頂尖者如恒生的“功勳科學家”，月薪達6萬。這還不包括分房、配車等相關福利。

    軟體業上市公司分析其經營風險時無一不包含陳述“對主要員工的依賴”，激烈的競爭中用高額薪酬穩定核心團隊的穩定性，並使其研發新的競爭型産品去面對競爭，這成了每家軟體公司不斷追加研發、人力成本投入的迴圈資金壓力。新利募集資金40%以上投向研發及相關人力成本費用。

    2002年1月，信雅達MBO結束，12個總裁級管理人員獲得配股。另據介紹，信雅達董事會正設想借職工持股會，實現全體員工控股。但是，新利、中程等港股上市公司以“期權”激勵員工的方式更加顯得靈活多變，“港股股價利益直接牽動持股員工的積極性”，這是任何國內A股上市公司無法辦到的。

    但是，已經打通資本市場的軟體公司，表現也不盡相同。2002年7月，香港聯交所公佈的香港創業板掛牌上市公司市值顯示，新利軟體居146家創業板企業中的32位 ，中程科技位36位，而浙大蘭德位於114位。

    西雅圖初兆？

    10年前，信雅達總裁郭華強便認為，杭州將變成中國的西雅圖。10年後的今天，杭州的軟體公司已經達到517家，應用軟體産值40億，嵌入式軟體産值40億，同比增長43.5%，綜合指標已經超過上海，成為中國第三大軟體基地。

    並且，業內人士認為，著名高校、軟體大公司坐陣，大量中、小型軟體公司群聚，融資企業，擔保公司和風險投資商活躍，這些當年西雅圖軟體公司賴以生存的基本因素，杭州都已大致具備。有關人士強調認為，最難能可貴的是這些因素的生成，自發力量成了主導，政府的扶持和政策傾向，只起到一個推波助瀾的作用，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確實存在著軟體公司欣欣向榮的土壤。

    高校是軟體公司文化和技術發源地，有資料顯示，杭州軟體公司中的骨士，浙大相關專業的畢業生比率均在70%以上，浙江大學的軟體學科優勢，在實戰中日益體現。

    另外，杭州活躍著400多家小型軟體公司，僅高新孵化器內就培育了80多家。

    “小企業靠創新，大企業靠兼併。”小企業正在成為大公司人才、技術、市場的蓄水池。如在醫保行業出色的創業軟體，周圍就有許多小公司為其配套生産組件。

    2001年開始，有關行業管理部門開始有意識地引進印度、美國等地的軟體巨頭公司，在高新區內建立軟體園區，為區內軟體企業創更多的合作機會。

    2002年2月初，有關部門還將軟體企業推薦出國門，將16家軟體公司組成“杭州軟體加工出口聯盟”，以區內軟體公司分工合作的模式，來獲取更大規模的軟體定單。

    規模已逐漸形成，高新區有關人士認為。據介紹，在資訊産業部排出《2002年我國軟體産業前100家企業》中，有12家浙江軟體企業進入百強，其中，杭州高新區內的軟體公司有10家。

    如果資市場為軟體企業發展輸血，這些軟體企業的增長將更快，杭州高新區管委會有關人士對此非常肯定。許揚帆

     《21世紀經濟報道》2002年9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