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大腕台獨分子”為友為“師”

    與彭明敏是“莫逆之交”。李登輝和“台獨教父”彭明敏談論他倆“友誼”的事，在李登輝上臺前後的幾年裏，是台灣媒體報道的熱門話題，而且“彭明敏在説到李總統時，總掩不住心情的喜悅”。從他倆的口中人們了解到：台灣在日據期間，彭明敏讀東京帝大，1945年7月在前往長崎的路上，被盟軍飛機炸斷左手臂，李登輝則讀京都帝大。戰後回到台灣為臺大同學，在學生宿舍，二人于焉認識，因為彭明敏只剩右臂，在宿舍大澡堂洗澡時深感不便，常有共浴的同學幫他端水或擦背，李登輝也常助彭一臂之力。兩人在宿舍裏，“總徹夜長談聊個沒完沒了，久而久之形成莫逆”。後來彭明敏望重士林享譽國際，身份地位遠遠超過李登輝，但彭還是對老友以禮相待平起平坐，使李登輝深感友誼的可貴。此後兩人“友誼之樹，常綠不衰”，在彭明敏1964年因炮製“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而被抓的前一天晚上，還和李登輝在一起吃過飯。

    彭明敏外逃後，雖然李登輝成了通緝彭明敏的“黨和政府”負責人，但倆人仍然“心魂相係”，正如台灣媒體指出的那樣：“李登輝彭明敏貌離神合”。例如，1987年李登輝接見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會長、彭明敏信徒楊黃美幸的丈夫楊次雄時，楊向李耳語説：“彭先生向您問好”。剛上任不久的李登輝卻毫不避諱地説：“現在不必這樣神秘兮兮了，請你轉告彭先生，請他好好研究，如何來對付那一邊（指中國大陸）。”

    1988年1月李登輝“榮登大寶”，彭明敏立即吹捧李是一個“尊重民主”、“很正派、很有理想的人”，並“祝他好運”，“希望他能排除萬難……讓台灣和平地完成體制的轉變。”還不無吹噓地説：“在臺大時，我們常接觸，彼此很談得來，我常去他家，他也常到我家裏聊天，彼此是蠻要好的朋友。”以後彭明敏就總不時地稱讚李登輝“學識淵博，具有道德人格”、“是台灣和平實現民主政治最佳掌舵人。”而且二人私下還間或有書信往來，彭明敏曾就台灣問題“寫過幾點意見託人帶給李登輝”。在1990年春台灣圍繞“總統”選舉展開激烈政爭時，彭明敏以“亞太民主協會”主席之身，毫無顧忌地公開支援李登輝，説什麼我“大膽在特殊的處境中為李登輝背書，是因為台灣沒有更適當的人選當總統。”

    和劉慶瑞“相濡以沫”。民進黨人辦的《民進》週刊，1989年2月刊載一篇文章説：“認識李登輝的朋友都知道，早期的李登輝具有相當清楚的台灣人意識，尤其在尚未與國民黨的政治圈接觸之前，李登輝常在三五好友相聚對酒時，出現極為激昂的台灣人意識。”那時，李登輝和劉慶瑞郭婉容夫婦“相濡以沫”。台灣大學的學生戲稱他們的這三位老師是‘鐵三角’。”

    文章指出“劉慶瑞不但是個知名的‘憲法’學者，也是一位很早就領悟到台灣國際地位問題的台灣人……早期臺大法學院有一個很普遍的傳言説，當時彭明敏和他的學生所發佈的《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其實還不是最震撼的作品，在同一個時間裏，據説劉慶瑞已經完成了一部‘台灣新憲法’，倘若發表，將是獨步全球的台獨經典之作。”《民進》認為劉慶瑞是“台獨”分子的判斷，為“宣言”炮製者之一的謝聰敏所證實。劉是謝大學畢業論文的指導教授。謝在1992年回憶説，“經過和彭明敏、劉慶瑞、殷海光幾位老師的討論，我已經認識到：如果國民黨不變，這樣下去，台灣是一個悲劇。”於是就投入了“台獨”的行列，“才有了後來的《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

    和蔡武雄是“好朋友”。蔡武雄在美國創辦的“台灣國際關係中心”，是“海外五大台灣人社團”即五大“台獨”組織之一。他和王秋山等是李登輝在康乃爾大學時的同學、“好朋友”。在1988年底或者1989年初，他們返臺探親時，李登輝在日理萬機之中，撥出長達4個小時的時間，和這些“台獨”老同學敘舊、聊天，而且讓他們大門進大門出，絲毫不在意黨內的反對意見和台灣廣大民眾的強烈反感。

    聘翁修恭做“家庭牧師”。李登輝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信徒。“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奉行“入世神學”、“出頭天神學”和“自決神學”。在島內“台獨”活動中起著獨特的作用。它在20世紀70年代發表的《人權宣言》等三個東西，被認為是島內“台獨聲音發皇的根基”。《人權宣言》宣稱：“面臨中共企圖併吞台灣之際，基於我們的信仰及聯合國人權宣言，我們堅決主張：‘台灣的將來應由台灣1700萬住民決定’”。它還提出“為達成台灣人民獨立及自由的意願，我們促請政府於此國際情勢危機之際，面對現實，採取有效措施，使台灣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而這個“宣言”就是在翁修恭當“長老教會”總會代理議長期間，炮製出來的。因此，他被人稱為“島內公開倡言台獨主張的前鋒人物”。

    就是這個“台獨前鋒人物”翁修恭，卻在1988年底，就是説在蔣經國逝世的當年，卻被李登輝聘請為“家庭牧師”。

    與黃彰輝是“教友和舊識”。黃彰輝曾任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議長，是該教會“本土化神學”、“出頭天神學”和“自決神學”的倡導者與奠基人。由於“和彭明敏時有聯繫”，在彭因“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被捕之後，離開台灣。上個世紀70年代，他在美國先後發起組織“海外台灣基督徒自決運動”和“台灣人自決運動”，成為海外“台獨”的代表性人物之一。黃彰輝于1987年7月回到台灣，獲得“李登輝副總統的茶會邀請”，見面時，當李登輝邀請黃彰輝上座時，黃彰輝一語雙關地説道：“時陣（候）一到，該你坐的位子，不要遲疑，儘管就座吧！”倆人還就“變更台灣政治體制”，“進行了一次充滿智慧與愛心的對話”之後，黃對李“頗有好感”，當即對李期許道：“有你在位，我們就放心。”

    1988年1月13日20點08分，“時陣到了”，李登輝在“總統的位子”“就座”，黃彰輝欣喜若狂，表示“李登輝是一個台灣人、一個基督徒，我對他的評價很高、期待也很大。”並呼籲海外台灣人：“我們應該給李登輝一個機會，讓他完成理想，因為李登輝知道掌握變更政治體制的重要性。”

    這就是“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就李登輝的交友、擇“師”，十幾年前台灣媒體指出：“這是李登輝內心深處對於台灣獨立運動一個悠遠而深沉的表態，表示他從未忘記年輕時代的理想和朋友。”這話點中了要害。現在已經非常清楚了，李登輝“年輕時代的理想”，就是當《聖經》中的“摩西”，妄圖帶領台灣演出一場“出埃及記”。

    靠“反台獨”當了蔣經國接班人

    長時間以來，很多人都問，這樣一個李登輝，怎麼讓堅決反對“台獨”的蔣經國選中當了接班人？殊不知李登輝就是靠“反台獨”被蔣經國看中的。這是“追隨經國先生左右16年”的“前總統府副秘書長”張祖詒，在一篇題為《經國先生提名李登輝為副總統之我見》的文章中披露的。

    這位“追隨者”説，蔣經國之所以選擇李登輝，一是他的“政績”；二是他“生活起居甚為簡樸”。但起了“極大的關鍵作用”的，是李登輝的“反台獨”。為了不落“曲解”之嫌，特將文章有關部分原文照錄：張文寫道：“上述幾件事情，固然都為當時的省府李主席取得較有利的地位，不過，真正産生決定性影響的優勢，則在於李的另一表現。因為經國先生在考量搭檔夥伴條件時，除了前面説的各項要求之外，還有一項特別重要的基準——對中華民族的認同，也就是可能被遴選為中華民國副總統的候選人，必須具有堅定的國家民族意識，這是要件中的要件。”

    按照這樣的條件，李登輝怎麼被蔣經國選定的呢？文章緊接著説：“而就在民國73年10月間，台灣省李主席向第7屆省議會提出施政報告，並接受省議員對省政的總質詢，于經過連續若干次會期答覆質詢之後，輪到黨外議員（當時民進黨尚未成立）的聯合質詢，貿然提出‘台灣獨立’問題，要求省主席表示態度。如果想要避重就輕，省主席盡可以超越省政範圍為藉口不予答覆。但李主席卻面對問題，以鏗鏘有力、擲地有聲的兩句話明朗回答：‘中國歷史沒有拋棄台灣，台灣怎能脫離中國大陸’，鮮明顯示了他正確而堅強的國家意識。次日經國先生於閱讀此項剪報之後，頻頻點頭稱是，連説‘很好、很好’。這一經過，距離73年2月中旬中國國民黨12屆2中全會，通過蔣主席提名李登輝同志為副總統候選人，不到二個月。毫無疑問，（蔣經國這樣做）那段省議會的答詢詞，有了極大的關鍵作用。”

    很顯然，李登輝這個“台獨”分子，在蔣經國面前耍了兩面派。1994年他和司馬遼太郎傾心交談時，在“成為蔣經國的接班人”一節中，坦承蔣經國之所以選他當了接班人，是因為他對蔣經國使用了“政治策略”。請看當時二人的精彩對話：

    李登輝：“我猜想（蔣經國選擇我當接班人）可能是因為我這個人，只會想想日本的學問啦，農業問題啦，政治上的事，好像一點也不感興趣的緣故吧。”

    司馬遼太郎：“李先生是一介學者，但卻深諳政治的個中三味。不愧是政治家，同時又懂政治策略，連一些黑洞洞的部分都能洞燭。”

    李登輝：“這是因為我從小就相當機警。總在思索著如何收斂自己。對啦，日本不是有一句話嗎？‘吃閒飯的，第三碗要靜悄悄地遞出碗來’。”

    （本文作者係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研究員）

    中國網2002年4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