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輝在執政過程中推行“台獨”路線,使“台獨”由非法變成合法,由海外轉進島內,由弱小變得強大,最終把陳水扁送進“總統府”,將主張“台獨”的在野黨民進黨變為執政黨,將自己擔任主席的執政黨國民黨變成在野黨,並拼湊了“台灣團結聯盟”,不斷在島內興風作浪。這使兩岸關係變得更加複雜,給兩岸中國人實現祖國統一增加了更多變數。“台獨”分子李登輝分裂祖國、分裂民族的罪惡,已為人們所熟知,通過他本人寫的幾本書,也不打自招了。
以“大腕台獨分子”為友為“師”
與彭明敏是“莫逆之交”。李登輝和“台獨教父”彭明敏談論他倆“友誼”的事,在李登輝上臺前後的幾年裏,是台灣媒體報道的熱門話題,而且“彭明敏在説到李總統時,總掩不住心情的喜悅”。從他倆的口中人們了解到:台灣在日據期間,彭明敏讀東京帝大,1945年7月在前往長崎的路上,被盟軍飛機炸斷左手臂,李登輝則讀京都帝大。戰後回到台灣為臺大同學,在學生宿舍,二人于焉認識,因為彭明敏只剩右臂,在宿舍大澡堂洗澡時深感不便,常有共浴的同學幫他端水或擦背,李登輝也常助彭一臂之力。兩人在宿舍裏,“總徹夜長談聊個沒完沒了,久而久之形成莫逆”。後來彭明敏望重士林享譽國際,身份地位遠遠超過李登輝,但彭還是對老友以禮相待平起平坐,使李登輝深感友誼的可貴。此後兩人“友誼之樹,常綠不衰”,在彭明敏1964年因炮製“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而被抓的前一天晚上,還和李登輝在一起吃過飯。
彭明敏外逃後,雖然李登輝成了通緝彭明敏的“黨和政府”負責人,但倆人仍然“心魂相係”,正如台灣媒體指出的那樣:“李登輝彭明敏貌離神合”。例如,1987年李登輝接見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會長、彭明敏信徒楊黃美幸的丈夫楊次雄時,楊向李耳語説:“彭先生向您問好”。剛上任不久的李登輝卻毫不避諱地説:“現在不必這樣神秘兮兮了,請你轉告彭先生,請他好好研究,如何來對付那一邊(指中國大陸)。”
1988年1月李登輝“榮登大寶”,彭明敏立即吹捧李是一個“尊重民主”、“很正派、很有理想的人”,並“祝他好運”,“希望他能排除萬難……讓台灣和平地完成體制的轉變。”還不無吹噓地説:“在臺大時,我們常接觸,彼此很談得來,我常去他家,他也常到我家裏聊天,彼此是蠻要好的朋友。”以後彭明敏就總不時地稱讚李登輝“學識淵博,具有道德人格”、“是台灣和平實現民主政治最佳掌舵人。”而且二人私下還間或有書信往來,彭明敏曾就台灣問題“寫過幾點意見託人帶給李登輝”。在1990年春台灣圍繞“總統”選舉展開激烈政爭時,彭明敏以“亞太民主協會”主席之身,毫無顧忌地公開支援李登輝,説什麼我“大膽在特殊的處境中為李登輝背書,是因為台灣沒有更適當的人選當總統。”
和劉慶瑞“相濡以沫”。民進黨人辦的《民進》週刊,1989年2月刊載一篇文章説:“認識李登輝的朋友都知道,早期的李登輝具有相當清楚的台灣人意識,尤其在尚未與國民黨的政治圈接觸之前,李登輝常在三五好友相聚對酒時,出現極為激昂的台灣人意識。”那時,李登輝和劉慶瑞郭婉容夫婦“相濡以沫”。台灣大學的學生戲稱他們的這三位老師是‘鐵三角’。”
文章指出“劉慶瑞不但是個知名的‘憲法’學者,也是一位很早就領悟到台灣國際地位問題的台灣人……早期臺大法學院有一個很普遍的傳言説,當時彭明敏和他的學生所發佈的《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其實還不是最震撼的作品,在同一個時間裏,據説劉慶瑞已經完成了一部‘台灣新憲法’,倘若發表,將是獨步全球的台獨經典之作。”《民進》認為劉慶瑞是“台獨”分子的判斷,為“宣言”炮製者之一的謝聰敏所證實。劉是謝大學畢業論文的指導教授。謝在1992年回憶説,“經過和彭明敏、劉慶瑞、殷海光幾位老師的討論,我已經認識到:如果國民黨不變,這樣下去,台灣是一個悲劇。”於是就投入了“台獨”的行列,“才有了後來的《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
和蔡武雄是“好朋友”。蔡武雄在美國創辦的“台灣國際關係中心”,是“海外五大台灣人社團”即五大“台獨”組織之一。他和王秋山等是李登輝在康乃爾大學時的同學、“好朋友”。在1988年底或者1989年初,他們返臺探親時,李登輝在日理萬機之中,撥出長達4個小時的時間,和這些“台獨”老同學敘舊、聊天,而且讓他們大門進大門出,絲毫不在意黨內的反對意見和台灣廣大民眾的強烈反感。
聘翁修恭做“家庭牧師”。李登輝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信徒。“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奉行“入世神學”、“出頭天神學”和“自決神學”。在島內“台獨”活動中起著獨特的作用。它在20世紀70年代發表的《人權宣言》等三個東西,被認為是島內“台獨聲音發皇的根基”。《人權宣言》宣稱:“面臨中共企圖併吞台灣之際,基於我們的信仰及聯合國人權宣言,我們堅決主張:‘台灣的將來應由台灣1700萬住民決定’”。它還提出“為達成台灣人民獨立及自由的意願,我們促請政府於此國際情勢危機之際,面對現實,採取有效措施,使台灣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而這個“宣言”就是在翁修恭當“長老教會”總會代理議長期間,炮製出來的。因此,他被人稱為“島內公開倡言台獨主張的前鋒人物”。
就是這個“台獨前鋒人物”翁修恭,卻在1988年底,就是説在蔣經國逝世的當年,卻被李登輝聘請為“家庭牧師”。
與黃彰輝是“教友和舊識”。黃彰輝曾任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議長,是該教會“本土化神學”、“出頭天神學”和“自決神學”的倡導者與奠基人。由於“和彭明敏時有聯繫”,在彭因“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被捕之後,離開台灣。上個世紀70年代,他在美國先後發起組織“海外台灣基督徒自決運動”和“台灣人自決運動”,成為海外“台獨”的代表性人物之一。黃彰輝于1987年7月回到台灣,獲得“李登輝副總統的茶會邀請”,見面時,當李登輝邀請黃彰輝上座時,黃彰輝一語雙關地説道:“時陣(候)一到,該你坐的位子,不要遲疑,儘管就座吧!”倆人還就“變更台灣政治體制”,“進行了一次充滿智慧與愛心的對話”之後,黃對李“頗有好感”,當即對李期許道:“有你在位,我們就放心。”
1988年1月13日20點08分,“時陣到了”,李登輝在“總統的位子”“就座”,黃彰輝欣喜若狂,表示“李登輝是一個台灣人、一個基督徒,我對他的評價很高、期待也很大。”並呼籲海外台灣人:“我們應該給李登輝一個機會,讓他完成理想,因為李登輝知道掌握變更政治體制的重要性。”
這就是“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就李登輝的交友、擇“師”,十幾年前台灣媒體指出:“這是李登輝內心深處對於台灣獨立運動一個悠遠而深沉的表態,表示他從未忘記年輕時代的理想和朋友。”這話點中了要害。現在已經非常清楚了,李登輝“年輕時代的理想”,就是當《聖經》中的“摩西”,妄圖帶領台灣演出一場“出埃及記”。
靠“反台獨”當了蔣經國接班人
長時間以來,很多人都問,這樣一個李登輝,怎麼讓堅決反對“台獨”的蔣經國選中當了接班人?殊不知李登輝就是靠“反台獨”被蔣經國看中的。這是“追隨經國先生左右16年”的“前總統府副秘書長”張祖詒,在一篇題為《經國先生提名李登輝為副總統之我見》的文章中披露的。
這位“追隨者”説,蔣經國之所以選擇李登輝,一是他的“政績”;二是他“生活起居甚為簡樸”。但起了“極大的關鍵作用”的,是李登輝的“反台獨”。為了不落“曲解”之嫌,特將文章有關部分原文照錄:張文寫道:“上述幾件事情,固然都為當時的省府李主席取得較有利的地位,不過,真正産生決定性影響的優勢,則在於李的另一表現。因為經國先生在考量搭檔夥伴條件時,除了前面説的各項要求之外,還有一項特別重要的基準——對中華民族的認同,也就是可能被遴選為中華民國副總統的候選人,必須具有堅定的國家民族意識,這是要件中的要件。”
按照這樣的條件,李登輝怎麼被蔣經國選定的呢?文章緊接著説:“而就在民國73年10月間,台灣省李主席向第7屆省議會提出施政報告,並接受省議員對省政的總質詢,于經過連續若干次會期答覆質詢之後,輪到黨外議員(當時民進黨尚未成立)的聯合質詢,貿然提出‘台灣獨立’問題,要求省主席表示態度。如果想要避重就輕,省主席盡可以超越省政範圍為藉口不予答覆。但李主席卻面對問題,以鏗鏘有力、擲地有聲的兩句話明朗回答:‘中國歷史沒有拋棄台灣,台灣怎能脫離中國大陸’,鮮明顯示了他正確而堅強的國家意識。次日經國先生於閱讀此項剪報之後,頻頻點頭稱是,連説‘很好、很好’。這一經過,距離73年2月中旬中國國民黨12屆2中全會,通過蔣主席提名李登輝同志為副總統候選人,不到二個月。毫無疑問,(蔣經國這樣做)那段省議會的答詢詞,有了極大的關鍵作用。”
很顯然,李登輝這個“台獨”分子,在蔣經國面前耍了兩面派。1994年他和司馬遼太郎傾心交談時,在“成為蔣經國的接班人”一節中,坦承蔣經國之所以選他當了接班人,是因為他對蔣經國使用了“政治策略”。請看當時二人的精彩對話:
李登輝:“我猜想(蔣經國選擇我當接班人)可能是因為我這個人,只會想想日本的學問啦,農業問題啦,政治上的事,好像一點也不感興趣的緣故吧。”
司馬遼太郎:“李先生是一介學者,但卻深諳政治的個中三味。不愧是政治家,同時又懂政治策略,連一些黑洞洞的部分都能洞燭。”
李登輝:“這是因為我從小就相當機警。總在思索著如何收斂自己。對啦,日本不是有一句話嗎?‘吃閒飯的,第三碗要靜悄悄地遞出碗來’。”
(本文作者係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研究員)
中國網2002年4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