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文毅，原名廖溫義，1910年生於台灣雲林縣西螺鎮的一個大地主家庭。曾就讀于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辦的淡水中學，1927年畢業于日本京都同志社大學中學部，1931年南京金陵大學工學院畢業，繼之，又先後獲得美國密西根大學和俄亥俄州立大學工學碩士與博士學位。曾在祖國大陸的浙江大學任教，後來回台灣搞實業。日本投降後，出任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高級官員，因為競選國民參政會參政員與制憲國大代表均落選，而逐步走上了“台獨”之路。

    挂出“台灣再解放聯盟”招牌

    1947年“二二八事件”之後，廖文毅、廖文奎兄弟在上海組織“台灣再解放聯盟”，進行分裂祖國的活動。他們在給美國特使魏德邁的《處理台灣意見書》中鼓吹：根據《大西洋憲章》，台灣的最後歸屬，應由台灣人民通過“公民投票”決定，是“仍歸屬或脫離中國，或屬於他國，或完全獨立”，在此以前，台灣暫置於“聯合國托治理事會”之下。1948年2月28日，廖文毅等人在香港正式挂出“台灣再解放聯盟”的牌子，自任主席，黃紀南為副主席，在美國一些勢力的支援下，從事“台獨”活動。由於遭到在港台灣愛國進步人士的強烈反對，廖文毅意識到香港不是他活動的“理想之地”，遂出境去日本。

    膏藥旗下的“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

    1949年１月廖文毅持菲律賓觀光護照赴馬尼拉，旋即偷渡到日本，1950年2月，他以“台灣再解放聯盟”為基礎，糾合台灣、香港和日本的台灣人小團體，成立“台灣民主獨立黨”，自任黨主席，吳振南為副主席。1955年9月，廖文毅在東京成立“台灣臨時國民議會”，安插了24個人做所謂“議員”，分別代表當時台灣的24個縣市，封郭春成為“議長”，“副議長”鄭萬福，事務總長林澄水。

    1955年11月，“台灣臨時國民議會”通過《“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組織條例》，12月“選舉”廖文毅為“共和國大統領（日文“總統”之意）”，吳振南為“副大統領”。1956年1月，廖文毅任命各部部長及政務委員，2月28日台灣“二二八事件”發生九週年紀念會上，公佈了“台灣民族的第3次獨立宣言”，同時宣告成立“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廖文毅自任“大總統”，吳振南為副“大總統”。隨後，將“台灣臨時國民議會”改成“台灣共和國臨時國民議會”。

    “台灣民主獨立黨”、“台灣共和國臨時國民議會”和“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是三個招牌，一班人馬，重要成員總共只有３０多人。他們大多是日本侵佔台灣時期的汗姦、投機商、大地主等“顯貴”及其子弟。這些人以當時旅居日本的華僑為基礎，1952年蔣日“和平條約”之後，到日本的貿易商、留學生、偷渡客更是他們依靠的力量。廖文毅小集團在美國及日本右翼勢力或明或暗的支援下，進行“台獨”活動，妄圖把台灣從祖國分離出去，恢復日本在台灣的殖民統治，從而恢復他們失去的“舊日天堂”。因此，廖文毅等人對日本表現了很強的依附性，他們甚至鼓吹“日本殖民統治有理論”，將日本國旗加一輪新月作為“台灣共和國”的“國旗”，被人們稱為“皇民化台獨”。

    指揮島內的“台獨”活動

    廖文毅在日本進行分裂祖國、分裂民族活動的同時，還通過黃紀南等人，指揮台灣島的“台獨”活動。

    黃紀南是台灣島上最早進行“台獨”活動的人之一，1946年他就和鄭瓜瓞、陳瑞謙等人，組織了“台灣青年同盟”，同年６月，黃紀南以“台灣青年同盟”主席的身份，向美國駐臺領事館副領事喬治．柯爾交了一份“請願書”，要其轉交美國政府和聯合國，“請願書”提出：“台灣應該獨立，在聯合國的監督之下舉行公民投票，成立有如瑞士一樣的永久中立國”。後來，他和廖文毅一起組織“台灣再解放聯盟”，1949年６月，受廖文毅派遣回到台灣。

    黃紀南回臺之後，一面糾集“社會名流”楊肇嘉、長老教會牧師黃武東、廖文毅大姐之子許朝卿、廖氏的大嫂蔡繡鸞等人，在一起議論台灣獨立的問題，一面把鐘謙順、許劍雄、許朝卿等一批人，發展成“台灣再解放聯盟”的盟員，醞釀“搶劫運鈔車購買革命武器的計劃”。1959年，出獄不久的黃紀南、廖史豪、廖蔡繡鸞等人，又組織“台灣民主獨立黨台灣地下工作委員會”，１９６２年被偵破、被捕、判刑。與此同時，廖文毅還在1959年底，指令高雄人黃陽輝在台灣南部秘密組織“台灣共和黨”，準備在台灣各地發動小規模騷亂，以“激發台灣青年的民族意識”，並計劃在軍隊中串連臺籍士兵發動兵變，奪取政權，實現台灣獨立。

    這些活動雖然公開的影響不大，但對廖文毅等人，在政治上、士氣上還是有自我安慰作用。

    販賣分裂祖國的謬論

    廖文毅一夥為鼓吹“台獨”，不僅辦起《台灣民報》，還“著書立説”，如1956年他自己動手寫了《台灣民本主義》一書，1959年1月又炮製出《告台灣八百萬同胞宣言》，向國際社會及台灣同胞做盅感性宣傳，為此，他還跑到瑞士、香港、菲律賓、美國等地。廖文毅除了繼續鼓吹“台灣地位未定論”，還提出“台灣民族論”。黃昭堂認為其主要內容是：“台灣民族是由第二次大戰終戰以前就居住在台灣的人，以及其子孫所構成的。這包括福佬人、客家人以及高山族。這三族都是台灣原住民，都是台灣人；而日本人是殖民本國人、是外國人；隨陳儀以及蔣政權來台灣的佔領軍與中國民間人都是外國人。現在的台灣人是：“東方與西方的諸人種與台灣原住民融會而成的混合民族”。在此論基礎上，廖文毅提出“台灣民族自決論”，主張：台灣問題“必須依民族自決原則，以國際協定所保障的台灣民族的、自由的和獨立的台灣來解決”，台灣要實行“在中立國監視下台灣共和國國民認會的自由選舉”，“制訂憲法”，“實行台灣共和國大統領的自由選舉”。廖文毅等人妄圖通過“民族自決”，實現“台灣獨立”。

    “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的垮臺

    廖文毅的“台灣民主獨立黨”是第一個以“台獨”為宗旨的台灣人政黨；“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是在國際社會挂出的第一塊“台獨”招牌；“台灣地位未定論”、“台灣民族論”和“民族自決論”，是“台獨”勢力早期的全部“理論”，這些對國民黨政權是一個強烈的刺激，對蔣氏父子堅持的“一個中國”原則，是一個挑戰。因此，廖文毅的活動，必然引起國民黨的嚴重關注。在“台灣民主獨立黨”成立之時，蔣經國就指示：建立情報研判的基礎檔案、注意美國和日本與廖文毅的關係、動向；1956年“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成立後，台灣當局採取多種措施鉗制它的活動，其中很重要的一項是調查局對其進行策反活動。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廖文毅集團的骨幹分子有一半成了調查局的線民，就連廖文毅的親家陳哲民都是這樣。

    國民黨的圍剿，台灣人不支援，外力支援力度有一定的限度，廖文毅剛愎自負、內外孤立等等，使廖文毅越來越感到“無路可走”，經過與國民黨的“談判”，于1965年5月被“招安”返臺。 之後，“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無論怎麼掙扎，都不能挽救它失敗的命運，到1976年，終告覆亡。

    （本文作者係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研究員）

    中國網2002年3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