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黨內確立了“和平議會路線”

    “台獨”勢力一直存在著派別和路線之爭，兩“獨”“合流”後，民進黨內形成了由美麗島係、正義連線組成的務實派，新潮流係、福利國戰線、“台獨聯盟”則成了激進派。爭鬥的主要內容之一還是路線問題。在島內“民主化”、“本土化”不斷發展的大環境下，民進黨兩派主要是激進派不斷調整自己的理念，使“和平議會路線”得以確立。這集中表現在民進黨“六大”宣言上。1994年4月民進黨“六大”宣言稱：“過去兩年半來，在台灣人民的支援下，我們的黨開創了台灣政治發展史上的新形勢，通過三次全國性的選舉，我們使兩黨政治的格局成熟，政黨輪替不再是遙不可及的夢想。”宣言提出：“我們將在未來一、二年舉行的國會改選、省市長選舉、總統的選舉中，與國民黨競逐台灣人民的支援”，“以神聖選票使國民黨下臺”。

    民進黨開始轉型

    “台獨”勢力的主導力量民進黨轉型的主要表現：

    第一、重塑政黨形象。民進黨自成立以來，以打鬥、抗爭形象呈現在台灣民眾面前。為了適應新的情勢，民進黨多方退去草莽、抗爭的性格，朝理性、務實方向發展，就台灣的各種問題，提出一套較全面系統的政策主張，努力將它重塑成一個“清廉、負責、進取”，有執政能力的競爭型政黨。

    第二、“台獨”轉型。民進黨在1991年的二屆“國代”選舉中，以“建立臺共和國”為主要訴求，造成了選舉的嚴重挫敗。此後，民進黨總結教訓，開始了痛苦的轉型。其標誌是它發表《公共政策白皮書》。1992年9月，該黨就兩岸關係等十幾個方面，以“白皮書”的形式，首次系統地拿出了它治理台灣的“大政方針”，而且“白皮書”回避使用“台獨”、“台灣共和國”字眼。

    第三、“親睦”台灣資産階級。民進黨的主要社會基礎是台灣中産階級。1994年初開始，它注意拉攏台灣資産階級，以擴大社會基礎。這年2月，民進黨公開與工商界大財團舉行“懇談會”，“盼能借由理念的逐步溝通，增進與工商界的相互了解。”。之後又“鎖定”工商界兩千家大企業，展開“親睦計劃”，“全面動員爭取工商界支援”。

    民進黨策劃、實施全面奪取台灣政權

    先奪權，後“台獨”是民進黨務實派的一貫思想、路線。1992年民進黨在二屆“立委”選舉的勝利，增強了他們奪取政權的信心，將1993年底的縣市長選舉，作為奪取國民黨政權的“重要一役”。民進黨“六大”當選黨主席的施明德宣稱，要帶領民進黨在1999年之前全面奪取台灣政權。為此，它先把力量放在1994年的省市長選舉和1995年的“立委”選舉上。民進黨認為，奪取台北市長、掌控“首都”，形成對省長乃至“總統”強有力制衡，不僅有利於1995年的“立委”選舉，還可進而為1996年的“總統”角逐戰，創造勝利的條件。

    民進黨多方充實台灣“實質獨立”內涵

    第一、積極推動“實質制憲”運動。“制憲”是民進黨的根本訴求之一，但是在現實情況下，該黨採用通過“修憲”達到“制憲”的目的之策略，1994年，民進黨借二屆“國大”四次臨時會進行“第三次修憲”之機，大搞“實質制憲”活動。它以1991年炮製的“台灣憲法草案”為“本”，提出了“單一國會”、“總統制”、“總統直選”、“更改國旗、國號、國歌”等31項“修憲”案。

    第二、推動“台灣問題國際化”。從政治、經濟、“外交”等方面將台灣溶入國際社會，促進台灣問題國際化，用多邊力量制衡大陸，保障台灣不被中共“吞併”，是“台獨”分子的重要政策和策略。進入20世紀90年代，他們認為：“美國對台灣的政策正在改變，20年前的上海公報已失去了效用”，“爭取美國對台灣的持續關切與支援，使台灣問題國際化，是今天台灣自保的唯一辦法”。為此，不少“台獨”頭目紛紛離臺到美、日及世界很多地方活動，僅民進黨主席許良信在1993年就兩度訪美。為爭取支援的對象不再僅限于西方大國，1993年“台獨”勢力又提出“聯南抗北”策略，企圖挑撥東南亞國家與我的關係，爭取他們對“一中一台”政策的支援。

    第三、與國民黨爭奪大陸事務的主導權。民進黨認為，在台灣“憲改”之後，“大陸政策將是未來島內政治的主戰場”。因此，民進黨強烈要求參加台灣當局負責大陸事務的各種機構，參與大陸事務的決策與研究。

    第四、大力培養台灣民眾的“台獨意識”。“台獨”分子強調要取得民眾支援，奪取台灣政權，根本作法是加強對民眾的“台獨意識”的教育。他們説：“台灣能否獨立建國的關鍵不在中共、不在國民黨，也不在民進黨，而在二千萬台灣人民何時覺醒”，“台灣人民建立台獨共識的那天，就是台獨運動完成之時”。為此，民進黨在不遺餘力地宣揚“台獨”理念、“在民眾心底播種恐共拒共的種子”、“建立台灣文化，為台獨植根”、向群眾灌輸形形色色的“台獨理論”、宣傳中共沒有能力也不敢打台灣，等等。

    “台獨”與“獨臺”進一步“合流”

    民進黨與李登輝為首的“獨臺”在爭奪政權上的矛盾鬥爭是不可調和的，但在“反共拒統”上，卻有很大的交集。在“憲政體制改革”之前，兩者的默契、配合是表面的、局部的，之後，就在本質性問題上，“共同打拼”了。

    第一、建立“台灣人的國家”。“台灣獨立”是民進黨的“理想”，李登輝在權力穩固之後，“台獨”面目一天天更像民進黨，直至與司馬遼太郎的對談，才得到“台獨”分子的讚許。他當時胡謅：台灣自古以來是一個“無主之國”，“國民黨也是外來政權”。揚言：“台灣必須是台灣人的東西”，中共申明台灣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省是“奇怪的夢”。還宣稱：“台灣已經向新時代出發了，摩西以及人民今後都有的拼的。如果想起犧牲許多台灣人的228事件，《出埃及記》就是一個結論。”李登輝自比台灣人的摩西，要帶領台灣人，像猶太人擺脫異民族的奴役、壓迫那樣，建立“台灣人的國家”。

    第二、搭起“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憲政架構”。“中華民國在台灣”就是“中華民國式台獨”。國、民兩黨通過幾次“修憲”，基本建立起了“單一國會”、“三權分立”的“憲政架構”雛形，從實質上否定了“中華民國憲法”，初步形成了一部“台灣憲法”。它為在“中華民國”幌子下搞“台獨”，奠定了“法理基礎”。

    第三、共同推動台灣“參與聯合國”。1993年國、民兩黨在“我們台灣最後必須全力對付中共”的共識下，都參加了有24個單位拼湊的“中華民國支援參與聯合國行動委員會”。從此台灣“參與聯合國”，就成了國民黨和民進黨展開“務實外交”的階段性“共同目標”和“首要任務”。

    知識和宗教界的影響力明顯增強

    隨著台灣“憲政改革”的不斷深入和由此帶來的“台獨”結社自由，大部分躲在幕後、分散在知識界中、早就想蠢蠢欲動的人，走到了臺前，組織了諸如“台灣教授協會”、“台灣醫界聯盟”、“台灣教師聯盟”、“台灣筆會”、“台灣歷史學會”等團體。他們以“學術”研究之名，行“台獨”活動之實。“外省人台灣獨立協進會”，也是由大陸籍知識分子組成的。同時，宗教界打破了台灣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沒有由純宗教信徒組成的“台獨”組織的局面，由佛教徒組成了“萬佛會”，由基督教徒組成“台灣獨立安全基督教促進會”，赤裸裸地搞分裂祖國的活動。知識、宗教界的“台獨”組織，不但與其他“台獨”組織一起策劃、發動“台獨”活動，還帶頭搞“一中一台”大遊行等大型活動。這些組織已初步形成了獨立的力量，對民進黨的影響越來越大。

    （本文作者係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研究員）

    中國網2002年4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