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90年初期,兩“獨”實現“合流”之後,台灣的“民主化”、“本土化”迅猛發展,以民進黨為主導的“台獨”勢力,在台灣政壇的地位日益提高,作用也不斷增大。在此情勢下,“台獨”活動主要是民進黨的活動,呈現出一些新的特點。
民進黨內確立了“和平議會路線”
“台獨”勢力一直存在著派別和路線之爭,兩“獨”“合流”後,民進黨內形成了由美麗島係、正義連線組成的務實派,新潮流係、福利國戰線、“台獨聯盟”則成了激進派。爭鬥的主要內容之一還是路線問題。在島內“民主化”、“本土化”不斷發展的大環境下,民進黨兩派主要是激進派不斷調整自己的理念,使“和平議會路線”得以確立。這集中表現在民進黨“六大”宣言上。1994年4月民進黨“六大”宣言稱:“過去兩年半來,在台灣人民的支援下,我們的黨開創了台灣政治發展史上的新形勢,通過三次全國性的選舉,我們使兩黨政治的格局成熟,政黨輪替不再是遙不可及的夢想。”宣言提出:“我們將在未來一、二年舉行的國會改選、省市長選舉、總統的選舉中,與國民黨競逐台灣人民的支援”,“以神聖選票使國民黨下臺”。
民進黨開始轉型
“台獨”勢力的主導力量民進黨轉型的主要表現:
第一、重塑政黨形象。民進黨自成立以來,以打鬥、抗爭形象呈現在台灣民眾面前。為了適應新的情勢,民進黨多方退去草莽、抗爭的性格,朝理性、務實方向發展,就台灣的各種問題,提出一套較全面系統的政策主張,努力將它重塑成一個“清廉、負責、進取”,有執政能力的競爭型政黨。
第二、“台獨”轉型。民進黨在1991年的二屆“國代”選舉中,以“建立臺共和國”為主要訴求,造成了選舉的嚴重挫敗。此後,民進黨總結教訓,開始了痛苦的轉型。其標誌是它發表《公共政策白皮書》。1992年9月,該黨就兩岸關係等十幾個方面,以“白皮書”的形式,首次系統地拿出了它治理台灣的“大政方針”,而且“白皮書”回避使用“台獨”、“台灣共和國”字眼。
第三、“親睦”台灣資産階級。民進黨的主要社會基礎是台灣中産階級。1994年初開始,它注意拉攏台灣資産階級,以擴大社會基礎。這年2月,民進黨公開與工商界大財團舉行“懇談會”,“盼能借由理念的逐步溝通,增進與工商界的相互了解。”。之後又“鎖定”工商界兩千家大企業,展開“親睦計劃”,“全面動員爭取工商界支援”。
民進黨策劃、實施全面奪取台灣政權
先奪權,後“台獨”是民進黨務實派的一貫思想、路線。1992年民進黨在二屆“立委”選舉的勝利,增強了他們奪取政權的信心,將1993年底的縣市長選舉,作為奪取國民黨政權的“重要一役”。民進黨“六大”當選黨主席的施明德宣稱,要帶領民進黨在1999年之前全面奪取台灣政權。為此,它先把力量放在1994年的省市長選舉和1995年的“立委”選舉上。民進黨認為,奪取台北市長、掌控“首都”,形成對省長乃至“總統”強有力制衡,不僅有利於1995年的“立委”選舉,還可進而為1996年的“總統”角逐戰,創造勝利的條件。
民進黨多方充實台灣“實質獨立”內涵
第一、積極推動“實質制憲”運動。“制憲”是民進黨的根本訴求之一,但是在現實情況下,該黨採用通過“修憲”達到“制憲”的目的之策略,1994年,民進黨借二屆“國大”四次臨時會進行“第三次修憲”之機,大搞“實質制憲”活動。它以1991年炮製的“台灣憲法草案”為“本”,提出了“單一國會”、“總統制”、“總統直選”、“更改國旗、國號、國歌”等31項“修憲”案。
第二、推動“台灣問題國際化”。從政治、經濟、“外交”等方面將台灣溶入國際社會,促進台灣問題國際化,用多邊力量制衡大陸,保障台灣不被中共“吞併”,是“台獨”分子的重要政策和策略。進入20世紀90年代,他們認為:“美國對台灣的政策正在改變,20年前的上海公報已失去了效用”,“爭取美國對台灣的持續關切與支援,使台灣問題國際化,是今天台灣自保的唯一辦法”。為此,不少“台獨”頭目紛紛離臺到美、日及世界很多地方活動,僅民進黨主席許良信在1993年就兩度訪美。為爭取支援的對象不再僅限于西方大國,1993年“台獨”勢力又提出“聯南抗北”策略,企圖挑撥東南亞國家與我的關係,爭取他們對“一中一台”政策的支援。
第三、與國民黨爭奪大陸事務的主導權。民進黨認為,在台灣“憲改”之後,“大陸政策將是未來島內政治的主戰場”。因此,民進黨強烈要求參加台灣當局負責大陸事務的各種機構,參與大陸事務的決策與研究。
第四、大力培養台灣民眾的“台獨意識”。“台獨”分子強調要取得民眾支援,奪取台灣政權,根本作法是加強對民眾的“台獨意識”的教育。他們説:“台灣能否獨立建國的關鍵不在中共、不在國民黨,也不在民進黨,而在二千萬台灣人民何時覺醒”,“台灣人民建立台獨共識的那天,就是台獨運動完成之時”。為此,民進黨在不遺餘力地宣揚“台獨”理念、“在民眾心底播種恐共拒共的種子”、“建立台灣文化,為台獨植根”、向群眾灌輸形形色色的“台獨理論”、宣傳中共沒有能力也不敢打台灣,等等。
“台獨”與“獨臺”進一步“合流”
民進黨與李登輝為首的“獨臺”在爭奪政權上的矛盾鬥爭是不可調和的,但在“反共拒統”上,卻有很大的交集。在“憲政體制改革”之前,兩者的默契、配合是表面的、局部的,之後,就在本質性問題上,“共同打拼”了。
第一、建立“台灣人的國家”。“台灣獨立”是民進黨的“理想”,李登輝在權力穩固之後,“台獨”面目一天天更像民進黨,直至與司馬遼太郎的對談,才得到“台獨”分子的讚許。他當時胡謅:台灣自古以來是一個“無主之國”,“國民黨也是外來政權”。揚言:“台灣必須是台灣人的東西”,中共申明台灣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省是“奇怪的夢”。還宣稱:“台灣已經向新時代出發了,摩西以及人民今後都有的拼的。如果想起犧牲許多台灣人的228事件,《出埃及記》就是一個結論。”李登輝自比台灣人的摩西,要帶領台灣人,像猶太人擺脫異民族的奴役、壓迫那樣,建立“台灣人的國家”。
第二、搭起“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憲政架構”。“中華民國在台灣”就是“中華民國式台獨”。國、民兩黨通過幾次“修憲”,基本建立起了“單一國會”、“三權分立”的“憲政架構”雛形,從實質上否定了“中華民國憲法”,初步形成了一部“台灣憲法”。它為在“中華民國”幌子下搞“台獨”,奠定了“法理基礎”。
第三、共同推動台灣“參與聯合國”。1993年國、民兩黨在“我們台灣最後必須全力對付中共”的共識下,都參加了有24個單位拼湊的“中華民國支援參與聯合國行動委員會”。從此台灣“參與聯合國”,就成了國民黨和民進黨展開“務實外交”的階段性“共同目標”和“首要任務”。
知識和宗教界的影響力明顯增強
隨著台灣“憲政改革”的不斷深入和由此帶來的“台獨”結社自由,大部分躲在幕後、分散在知識界中、早就想蠢蠢欲動的人,走到了臺前,組織了諸如“台灣教授協會”、“台灣醫界聯盟”、“台灣教師聯盟”、“台灣筆會”、“台灣歷史學會”等團體。他們以“學術”研究之名,行“台獨”活動之實。“外省人台灣獨立協進會”,也是由大陸籍知識分子組成的。同時,宗教界打破了台灣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沒有由純宗教信徒組成的“台獨”組織的局面,由佛教徒組成了“萬佛會”,由基督教徒組成“台灣獨立安全基督教促進會”,赤裸裸地搞分裂祖國的活動。知識、宗教界的“台獨”組織,不但與其他“台獨”組織一起策劃、發動“台獨”活動,還帶頭搞“一中一台”大遊行等大型活動。這些組織已初步形成了獨立的力量,對民進黨的影響越來越大。
(本文作者係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研究員)
中國網2002年4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