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5月廖文毅回臺後,在其殘余勢力加速衰敗之際,日本的另一支“台獨”力量——台灣青年獨立聯盟(簡稱“臺青聯”),在同年9月宣佈成立,它是由“台灣青年社”發展演變而來的。這個組織主導了上個世紀60年代在日本的“台獨”活動。
從“台灣青年社”到“台灣青年會”
1960年2月28日,王育德、黃昭堂(化名黃有仁)在日本糾集一些台灣留日學生,打出“台灣青年社”的旗號,進行秘密活動。王育德為委員長,早期重要成員有廖春榮(化名廖建龍,後來脫離)和去向不明的蔡、傅、黃三人,後來又有許世楷(筆名高見信)、戴天昭、張燦洪、蔡同榮、金美齡、周英明、宋重陽(日本人,本名宗像隆幸)、鄭飛龍(化名,日本人)、張國興等人(嚴斌、梁牧養《揭開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神秘面紗》,台灣《台灣時報》1989年5月19日)。王育德1924年生於台南市,1943年進入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抗日戰爭勝利之後回到台灣,在台南市一所中學任教。“二二八事件”中其胞兄遇害後,逃出台灣經香港到日本,並在東大復讀,他一面讀書,一面在明治大學擔任講師。有人説他曾參加了廖文毅的“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的活動,並任過“統一戰線委員長”。
20世紀60年代初的國際形勢,帶給王育德等人很大幻想,他們認為:“這戰後第二波的殖民地獨立趨勢,再度為台灣人帶來了獨立的希望”;1960年美國民主黨人肯尼迪當選總統,這些人又歡呼雀躍,宣傳:“肯尼迪總統登場,為台灣人帶來了極大的希望。因為台灣人相信肯尼迪會支援台灣獨立。”為了適應形勢,“台灣青年社”加強“組織化建設”,于1963年5月,開會決定將其改組為“台灣青年會”,由參加會議的人組成第一屆臨時中央委員會,推舉黃有仁為中央委員會委員長。後來的“台獨聯盟”大將林啟旭、侯榮邦等人都是這時候被拉進“台獨”隊伍的。1964年5月,該會選出由18人組成的新一屆中央委員會,黃有仁再度當選為委員長,並擴大組織規模,中央部門由3個增加到6個。各部門的負責人分別是:廣告部長廖建龍、組織部長戴天昭、資金部長王義郎、總務部長南雄、公共關係部長許世楷、情報部長柳文卿。
“台灣青年獨立聯盟”的成立
1965年6月,辜寬敏當了“台灣青年會”新一屆中央委員,並被全票推舉為委員長。辜寬敏是辜顯榮的老兒子。辜寬敏這個大漢奸不但迎接日師、徵剿抗日義士,還頻頻跨海到大陸,遊説大小軍閥附日。因而日本人不僅為其封官賜爵,做到貴族院議員,還給他巨大的經濟特權,使其從一個三餐不繼的羅漢腳,一躍成為腰纏億萬貫的傳奇人物。辜顯榮死後的巨大遺産,成了辜寬敏搞“台獨”活動的資本,當時在日本經營一家企業的他,主動成為創刊不久的《台灣青年》的金主。1964年彭明敏炮製《台灣人自救宣言》被捕後,他“決心不能使他(彭明敏)的犧牲歸於泡沫”,於是更積極地參加“台灣青年會”的活動。此時因為“陳純真背叛事件”,不僅使《台灣青年會》的黃有仁等8人被判刑,活動資金也陷於十分困難的境地。大家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答應選辜寬敏當中央委員和委員長,以便讓他“在資金上獨挑大梁”。此後該會的中央委員就由秘密轉向公開了。
1965年9月,“台灣青年會”更名為“台灣青年獨立聯盟”(簡稱“臺青聯”)。這就是後來的“台灣獨立聯盟”的日本本部。它在“台獨”歷史上是一支非常活躍的力量,黃昭堂從1995至今一直擔任“台灣獨立聯盟”總本部主席。
“臺青聯”的“台獨”活動
自1960年“台灣青年社”成立,到1970年1月“台灣獨立聯盟”成立的10年時間裏,“臺青聯”系統是力量最強、組織最嚴密、影響最大的在日“台獨”組織,它主導了這個時期“台獨”在日本的活動。
“臺青聯”這股勢力活動的宗旨非常明確:“打倒台灣獨裁政權”,“建立台灣共和國”。為此,它十分賣力。
第一、鼓吹“台獨”主張。王育德等人非常重視輿論工具,在“台獨”勢力中是十分突出的。“台灣青年社”1960年4月發行日文《台灣青年》雙月刊,1961年10月正式改成月刊。1962年6月為了加強“對以美國為主的外國宣傳”,為了“啟蒙歐美各國台灣留學生”,創辦英文雜誌《台灣季刊》,1964年2月將其改成《獨立台灣》雙月刊。後來“為了對歐美台灣獨立運動有所提攜”,將《台灣青年》改為中文版,另出日文《台灣》。《台灣青年》幾十年來沒有過脫期、延期或停刊現象,自詡為“台獨”勢力所辦輿論工具中的“異數”。這些人利用所有期刊宣傳世界上有“一個中國、一個台灣”,宣傳“台灣民族論”。1964年王育德寫的《台灣——苦悶的歷史》,是“臺青聯”宣揚這一謬論的“力作”,同時,王育德也是“台灣文化建國論”最早的吹鼓者之一。
第二、向台灣島內滲透。“臺青聯”這夥人一直強調:“台獨”要想得到美日等“國外的支援”,“必須從台灣內部發出足可讓外國人了解的台灣獨立的強烈呼聲”。為此,它在1966年3月,設立了“行動委員會”,決定:“行動委員會基於‘將重點放在對島內滲透’這個聯盟的基本方針上,負擔一切責任並著手計劃和實踐”,“行動委員會對台灣內部的工作,可以不經由委員長或執行委員會認可,便可逕行獨自活動。”從目前披露的材料看,他們在島內除了“吸收島內秘密盟員”外,最主要的活動是和獄中的彭明敏、魏廷朝等人建立了聯繫,並互通聲息,最後將“特赦”後被“監護”的彭明敏弄出台灣,使他為當時欲振乏力的整個“台獨”勢力,打了一針強心劑。
第三、策劃、實施具體的政治分裂活動。例如,為了“向國際社會訴求”“一個中國、一個台灣”,1964年2月在東京召開記者會,提出:“台灣獨立運動是為爭取自由而戰的一環;兩個中國並不存在,存在的是一個中國與一個台灣;獨立的台灣將站到自由陣營中。”又如,1966年7月在京都日美會議期間,搞“絕食抗議”,抗議“美日兩國支援蔣政權聯手壓抑台灣人”,“要求美日尊重台灣人意願”。
實際上“臺青聯”的活動得到美國和日本的強力支援,彭明敏就是這樣才“逃出台灣”的。
在日本的其他“台獨”組織在上個世紀60年代,除了“臺青聯”以外,在日本還有一些“台獨”小團體,發展演變到1967年主要有:由廖文毅的“台灣民主獨立黨”分裂成的“台灣民主獨立黨”(郭泰成)、“台灣自由獨立黨”(廖明耀)、“台灣共和黨”(林臺元),史明、黃介的“台灣公會”,李伯仁、何文燦的“台灣獨立戰線”,張春興、林水的“台灣獨立總同盟”等。1967年4月,在史明主導下,前5個組織聯合成立了“台灣獨立連合會”,併發行機關刊物《台灣獨立》月刊。但是因為它得不到“臺青聯”和“台灣獨立總同盟”的支援,不能實現“在日台灣獨立運動大團結”的初衷,在兩個月後的6月13日自動解散。史明于1967年6月30日又拼湊了“獨立台灣會”(簡稱“獨臺會”)。
史明,原名施朝暉,1918年生於台北市士林,畢業于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係,自稱1942年到過大陸解放區,1951年11月在台灣與他人秘密組織“台灣獨立武裝隊”,1952年5月被通緝,由基隆逃竄到日本,1962年7月在東京出日文版《台灣人四百年史》,後來又搞了一個它的“濃縮本”《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獨臺會”一成立,就派顏尹謨回台灣從事分裂活動。史明標榜:“獨立台灣會是以科學社會主義為思想武裝的黨,以勞動大眾的立場為自己的立場,以擔負完成歷史所交付的歷命”,被人稱為“社會主義台獨派”。他杜撰出一本又一本的書,鼓吹“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和“台灣民族”、“台灣民族主義”等謬論。
國民黨當局對這些活動,同樣採取了分化、限制和鎮壓的政策。這期間在日本發生的“陳純真背叛事件”、“林啟旭、張榮魁強制送還事件”、“柳文卿強制送還事件”等,都是它執行這一政策的結果。1967年8月島內的“林水泉、顏尹謨台獨”案,是蔣氏父子對在日“台獨”勢力採取強力鎮壓的事例之一。
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由於多種原因,“台獨”勢力在海外活動的重心,由日本轉到了美國,1970年1月,“台灣獨立聯盟”在美國成立,“臺青聯”成了它的重要成員;“獨臺會”在海外的活動,一直到1993年史明返回台灣,才告結束。
(本文作者係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研究員)
中國網2002年3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