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台灣青年社”到“台灣青年會”

    1960年2月28日，王育德、黃昭堂（化名黃有仁）在日本糾集一些台灣留日學生，打出“台灣青年社”的旗號，進行秘密活動。王育德為委員長，早期重要成員有廖春榮（化名廖建龍，後來脫離）和去向不明的蔡、傅、黃三人，後來又有許世楷（筆名高見信）、戴天昭、張燦洪、蔡同榮、金美齡、周英明、宋重陽（日本人，本名宗像隆幸）、鄭飛龍（化名，日本人）、張國興等人（嚴斌、梁牧養《揭開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神秘面紗》，台灣《台灣時報》1989年5月19日）。王育德1924年生於台南市，1943年進入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抗日戰爭勝利之後回到台灣，在台南市一所中學任教。“二二八事件”中其胞兄遇害後，逃出台灣經香港到日本，並在東大復讀，他一面讀書，一面在明治大學擔任講師。有人説他曾參加了廖文毅的“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的活動，並任過“統一戰線委員長”。

    20世紀60年代初的國際形勢，帶給王育德等人很大幻想，他們認為：“這戰後第二波的殖民地獨立趨勢，再度為台灣人帶來了獨立的希望”；1960年美國民主黨人肯尼迪當選總統，這些人又歡呼雀躍，宣傳：“肯尼迪總統登場，為台灣人帶來了極大的希望。因為台灣人相信肯尼迪會支援台灣獨立。”為了適應形勢，“台灣青年社”加強“組織化建設”，于1963年5月，開會決定將其改組為“台灣青年會”，由參加會議的人組成第一屆臨時中央委員會，推舉黃有仁為中央委員會委員長。後來的“台獨聯盟”大將林啟旭、侯榮邦等人都是這時候被拉進“台獨”隊伍的。1964年5月，該會選出由18人組成的新一屆中央委員會，黃有仁再度當選為委員長，並擴大組織規模，中央部門由3個增加到6個。各部門的負責人分別是：廣告部長廖建龍、組織部長戴天昭、資金部長王義郎、總務部長南雄、公共關係部長許世楷、情報部長柳文卿。

    “台灣青年獨立聯盟”的成立

    1965年6月，辜寬敏當了“台灣青年會”新一屆中央委員，並被全票推舉為委員長。辜寬敏是辜顯榮的老兒子。辜寬敏這個大漢奸不但迎接日師、徵剿抗日義士，還頻頻跨海到大陸，遊説大小軍閥附日。因而日本人不僅為其封官賜爵，做到貴族院議員，還給他巨大的經濟特權，使其從一個三餐不繼的羅漢腳，一躍成為腰纏億萬貫的傳奇人物。辜顯榮死後的巨大遺産，成了辜寬敏搞“台獨”活動的資本，當時在日本經營一家企業的他，主動成為創刊不久的《台灣青年》的金主。1964年彭明敏炮製《台灣人自救宣言》被捕後，他“決心不能使他（彭明敏）的犧牲歸於泡沫”，於是更積極地參加“台灣青年會”的活動。此時因為“陳純真背叛事件”，不僅使《台灣青年會》的黃有仁等8人被判刑，活動資金也陷於十分困難的境地。大家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答應選辜寬敏當中央委員和委員長，以便讓他“在資金上獨挑大梁”。此後該會的中央委員就由秘密轉向公開了。

    1965年9月，“台灣青年會”更名為“台灣青年獨立聯盟”（簡稱“臺青聯”）。這就是後來的“台灣獨立聯盟”的日本本部。它在“台獨”歷史上是一支非常活躍的力量，黃昭堂從1995至今一直擔任“台灣獨立聯盟”總本部主席。

    “臺青聯”的“台獨”活動

    自1960年“台灣青年社”成立，到1970年1月“台灣獨立聯盟”成立的10年時間裏，“臺青聯”系統是力量最強、組織最嚴密、影響最大的在日“台獨”組織，它主導了這個時期“台獨”在日本的活動。

    “臺青聯”這股勢力活動的宗旨非常明確：“打倒台灣獨裁政權”，“建立台灣共和國”。為此，它十分賣力。

    第一、鼓吹“台獨”主張。王育德等人非常重視輿論工具，在“台獨”勢力中是十分突出的。“台灣青年社”1960年4月發行日文《台灣青年》雙月刊，1961年10月正式改成月刊。1962年6月為了加強“對以美國為主的外國宣傳”，為了“啟蒙歐美各國台灣留學生”，創辦英文雜誌《台灣季刊》，1964年2月將其改成《獨立台灣》雙月刊。後來“為了對歐美台灣獨立運動有所提攜”，將《台灣青年》改為中文版，另出日文《台灣》。《台灣青年》幾十年來沒有過脫期、延期或停刊現象，自詡為“台獨”勢力所辦輿論工具中的“異數”。這些人利用所有期刊宣傳世界上有“一個中國、一個台灣”，宣傳“台灣民族論”。1964年王育德寫的《台灣——苦悶的歷史》，是“臺青聯”宣揚這一謬論的“力作”，同時，王育德也是“台灣文化建國論”最早的吹鼓者之一。

    第二、向台灣島內滲透。“臺青聯”這夥人一直強調：“台獨”要想得到美日等“國外的支援”，“必須從台灣內部發出足可讓外國人了解的台灣獨立的強烈呼聲”。為此，它在1966年3月，設立了“行動委員會”，決定：“行動委員會基於‘將重點放在對島內滲透’這個聯盟的基本方針上，負擔一切責任並著手計劃和實踐”，“行動委員會對台灣內部的工作，可以不經由委員長或執行委員會認可，便可逕行獨自活動。”從目前披露的材料看，他們在島內除了“吸收島內秘密盟員”外，最主要的活動是和獄中的彭明敏、魏廷朝等人建立了聯繫，並互通聲息，最後將“特赦”後被“監護”的彭明敏弄出台灣，使他為當時欲振乏力的整個“台獨”勢力，打了一針強心劑。

    第三、策劃、實施具體的政治分裂活動。例如，為了“向國際社會訴求”“一個中國、一個台灣”，1964年2月在東京召開記者會，提出：“台灣獨立運動是為爭取自由而戰的一環；兩個中國並不存在，存在的是一個中國與一個台灣；獨立的台灣將站到自由陣營中。”又如，1966年7月在京都日美會議期間，搞“絕食抗議”，抗議“美日兩國支援蔣政權聯手壓抑台灣人”，“要求美日尊重台灣人意願”。

    實際上“臺青聯”的活動得到美國和日本的強力支援，彭明敏就是這樣才“逃出台灣”的。

    在日本的其他“台獨”組織在上個世紀60年代，除了“臺青聯”以外，在日本還有一些“台獨”小團體，發展演變到1967年主要有：由廖文毅的“台灣民主獨立黨”分裂成的“台灣民主獨立黨”（郭泰成）、“台灣自由獨立黨”（廖明耀）、“台灣共和黨”（林臺元），史明、黃介的“台灣公會”，李伯仁、何文燦的“台灣獨立戰線”，張春興、林水的“台灣獨立總同盟”等。1967年4月，在史明主導下，前5個組織聯合成立了“台灣獨立連合會”，併發行機關刊物《台灣獨立》月刊。但是因為它得不到“臺青聯”和“台灣獨立總同盟”的支援，不能實現“在日台灣獨立運動大團結”的初衷，在兩個月後的6月13日自動解散。史明于1967年6月30日又拼湊了“獨立台灣會”（簡稱“獨臺會”）。

    史明，原名施朝暉，1918年生於台北市士林，畢業于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係，自稱1942年到過大陸解放區，1951年11月在台灣與他人秘密組織“台灣獨立武裝隊”，1952年5月被通緝，由基隆逃竄到日本，1962年7月在東京出日文版《台灣人四百年史》，後來又搞了一個它的“濃縮本”《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獨臺會”一成立，就派顏尹謨回台灣從事分裂活動。史明標榜：“獨立台灣會是以科學社會主義為思想武裝的黨，以勞動大眾的立場為自己的立場，以擔負完成歷史所交付的歷命”，被人稱為“社會主義台獨派”。他杜撰出一本又一本的書，鼓吹“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和“台灣民族”、“台灣民族主義”等謬論。

    國民黨當局對這些活動，同樣採取了分化、限制和鎮壓的政策。這期間在日本發生的“陳純真背叛事件”、“林啟旭、張榮魁強制送還事件”、“柳文卿強制送還事件”等，都是它執行這一政策的結果。1967年8月島內的“林水泉、顏尹謨台獨”案，是蔣氏父子對在日“台獨”勢力採取強力鎮壓的事例之一。

    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由於多種原因，“台獨”勢力在海外活動的重心，由日本轉到了美國，1970年1月，“台灣獨立聯盟”在美國成立，“臺青聯”成了它的重要成員；“獨臺會”在海外的活動，一直到1993年史明返回台灣，才告結束。

    （本文作者係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研究員）

    中國網2002年3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