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對李戰洪的專訪，見縫插針在他參加某在京舉行的頒獎活動間隙中。活動分上下午兩場，他只出席了下午場，因為中午才從另一個全經聯的活動上趕來。而前一天，他則現身住建部今年的地産設計創新大會。

這種“趕場”，在李戰洪的日程表上是家常便飯，他個人的“飛行記錄”是一年中乘飛機202次輾轉于各地。因而有人質疑他這樣“不務正業”無法處理公司事務。

中房網記者把同樣的問題拋給李戰洪，他兩手一攤，半是委屈，半是無奈，“你們只看到了我清閒的時候”。

李戰洪的微信朋友圈發送時間，常常在清晨五、六點。不是他起得早，是經過了通宵工作。

從戴德梁行到王志綱工作室、從融創到金科，再到現在的新鷗鵬，只憑一串頭銜和一堆獎項，支撐不起李戰洪的這番履歷和今天位置。他只是比一些其他企業的高管更加精力旺盛，一直努力在工作和生活間找到相對的平衡。

地産界的“理論家”和“野生動物”

和李戰洪對話，他的回答多是“一套一套的”。比如把當初選擇房地産行業的原因總結為“經得住誘惑，守得住專業”；比如在被問及如何看待房地産的現狀和未來時説：“現在的優勢不代表未來的趨勢”；再比如認為公司管理方式的層次是“出業績不如出人才，出人才不如出團隊”；還有對自己的著名定位“不做對講機，要做全球通”……

這種條理清晰、歸納論述的講話方式大概與他在高校11年有關。而那段經歷對李戰洪的意義不僅僅在語言上，更重要的是影響了他的職業生涯。在華南理工大學國家工程研究中心投資管理部工作的幾年間，李戰洪迅速摸清了房地産開發的基本流程，並看到了之於那時而言中國房地産市場未來的“大有可為”——彼時是二十世紀90年代末，中國的城市化率剛剛過30%。

華南理工大學不是李戰洪的職場第一站。在那之前，他是個公務員，而且幹的很出色，24歲時就升到了科級，25歲時被派往義大利學習，回國後眼看要被提拔到局級之即，他跨出了機關。

“覺得進大學更有意思就去了，覺得做房地産更有前景就幹了。”李戰洪回顧起在那個年代很多人看來是“好日子過膩了”的自棄公職舉動輕描淡寫。

對於為何放下鐵飯碗——還是兩次，他仍用自己的“李氏理論”解釋，“把人比作動物，按性格可以分三種——家養的、放養的和野生的。”家養的按部就班，一輩子的生活都是既定的，難有改變；放養的在天性召喚和舒適現狀間糾結遊移；只有野生的才會不顧一切，全按自己感覺和喜好去行動。“我屬於野生的”，李戰洪瞇起眼睛笑。

還是為著“野性”的召喚，李戰洪離開了自己一手助其走上輝煌的金科地産，加盟了當時名聲略遜的新鷗鵬。

而儘管李戰洪對於“為何離開金科”的紛紜提問，一律用先以“看好新鷗鵬因為提前實現轉型和改革而擁有的發展潛力和市場競爭力”作答。但他在其後補充的“第二理由”——新鷗鵬的事業合夥人制，可能才是使他決意的“第一條件”。這個有著“地産界打工皇帝”之稱，曾表示永遠不想當老闆的金牌職業經理人的想法，可能已經在起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