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心永恒，治水為民。
荊江江口望漫漫。江岸上，觀音磯，向世人述説著一代代荊州人治理水患的歷史功績。尤其是新中國成立後，1954年的荊江分洪，1998年的驚濤駭浪，30余位黨和國家領導人,在這裡制定治水方略，護衛一方平安。
從辛志英到李向群，無數荊江兒女與平民英雄，用血與汗書寫著可歌可泣的荊江抗洪故事。值得告慰英魂的是，1998年特大洪水之後，國家斥鉅資治理大江大河，三峽工程的運作，讓“荊江安瀾，兩湖豐稔”漸成現實。
羈絆
荊州依江而建，全市河流縱橫，湖泊密布。縱觀荊州全境，南有荊南四河，北有四湖流域。靠水吃水，水，給了這座城市千年的繁榮律動，卻也帶給它難以承受的生存之痛。
對水的恐懼，伴隨了程建平的整個童年和青年時期。
“從25戶死到後來只有6戶。”1962年出生的程建平，是公安縣花基臺村勝利8隊村民，從他記事起，村裏每年都要死一個人，致死的原因都是晚期血吸蟲病。
花基臺位於荊江分洪區中部北湖畔，屬平原湖區，地勢低窪，海拔只有34米，洪澇災害連年不斷。解放前，這裡就是“蟲窩子”，血吸蟲病人多，死亡率高，人稱“寡婦臺”。
“花基臺，寡婦臺，男人懷‘怪胎’，媳婦娶不來。”程建平從小就熟知的這首民謠，正是當時疫區群眾生活的真實寫照。
“我父親30多歲就死了。”每念及此，程建平的心裏就悲痛不已。越是努力勾勒父親的輪廓，腦海中的那張臉和那些事就越發模糊。程建平那時只有五六歲，他只記得，隊上甚至湊不齊8個給父親抬棺材的壯丁。
血吸蟲病的流行蔓延，如同感冒一樣普遍。村裏人死的死，搬的搬。枯瘦的程建平，十幾歲就扛起重擔下田勞作，不出意外地也遭遇了血吸蟲的侵蝕。
1978年，16歲的程建平大便帶血、雙腿無力、食欲減退，被送到村部大禮堂統一治療。30多名“病友”打著地鋪，擠在不到40平方米的房子裏集中吃住，他們頭腳相連，幾乎每個人都蜷著身子。嘔吐聲、哭喊聲、呻吟聲、呼救聲，此起彼伏。
到2003年，25年間，程建平總共接受了六七次集中治療。
2003年6月，荊州市將花基臺作為血防綜合治理試點。9月，“花基臺血防綜合治理指揮部”成立，一場綜合治理戰役由此打響。短短半年時間，血吸蟲病的蔓延勢頭被遏制，花基臺舊貌變新顏。
“兒時，淘米洗菜；少年時，洗衣灌溉；青年時，臭不可聞；中年時，魚蝦斷代；老年時，美景再現。”這是土生土長的老荊州人王光山，用來概括荊州內河幾十年風貌變遷的一首打油詩。
城市內河，是長江向城市的延伸。如果説長江是哺育城市發展的母親河，內河則是將營養帶入城市軀幹的血脈。
然而，當時代的車輪滾滾向前，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和經濟快速提升，人們卻片面地把水當成城市建設發展的阻礙與負擔，把寬敞的大馬路、大廣場當作城市進步和發展的方向，開始與水爭地。
上世紀50年代末以來，荊州城市及周邊濕地面積急劇縮減，便河、荊沙河、黃家塘、太師淵、東支渠、荊襄河、長港渠等河湖紛紛被填埋、阻斷或變成暗渠，內河水系支離破碎。
“幾十年的填湖修路造樓，使城區蓄水面積迅速縮小，水體之間被隔斷，加之發展過程中對排水工程投入不足，城市排洪、排澇的自然調蓄能力急劇下降，城區經常發生漬澇。”已故資深文史研究者袁策明在2015年接受荊州日報記者採訪時，痛陳內河巨變之殤。
上世紀70年代，曾是城市排水出路的荊北水系發生變化，四湖被改造成階梯水庫，水位上升，造成豉湖渠排水托頂；1980年8月1日，沙市降水量126毫米，60多家工廠因漬水停産，1萬多戶居民受災……
與此同時，隨著工業經濟的發展，僅剩的這些河湖成了不良企業的“排污池”。據統計，僅護城河兩側23個排污口每天直接排入的總污水量就約5萬立方米。
在污染的侵蝕下，荊州中心城區水質不斷惡化。《沙市市建設志》記載，上世紀70年代後，豉湖渠水色墨黑，臭氣熏天，水質評價在3級以下；80年代中期，便河水質由80年代初的2級降為3級，荊襄河水質由原來的2級降為3級以下，荊沙河水由原來的低於2級降至3級以下；進入新世紀後，荊州城區及周邊水體水質總體屬重度污染，豉湖渠、荊沙河、護城河、太湖港渠、西幹渠水質均為劣Ⅴ類。
為了“發展”，美麗的洪湖也付出了沉重代價。
上世紀80年代，全省大力發展水産養殖，湖泊圍網養殖應運而生，並作為先進經驗大規模推廣。一時間，一場無序的“圈湖大戰”掀起，大量漁民和商人涌進洪湖，插旗為標，插竿圍網，洪湖變身為無數個小魚池。
靜謐的湖面變成熱鬧的“集市”，水質急劇下降，水禽和天然魚類劇減，水生植物繁殖大受影響。
彼時的荊江內外，生態系統警鐘頻頻：廠房污水橫流、碼頭砂石漫天、輪船肆意排放、水質持續惡化……
“大開發”，讓母親河“重疾纏身”：水，黑了臭了；鳥，走了少了；魚，死了絕了；人，哭了悔了……
曾經，長江慷慨給予，卻遭過度索取；而後，長江不堪重負，生物完整性指數一度到了最差的“無魚”等級。
習近平總書記痛心地形容：“‘長江病了’，而且病得還不輕”。
荊州柳林洲公園：生態美如畫（荊州日報記者 張夢瑤 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