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唐召明等人策劃的評劇《藏地彩虹》在全國地方戲演出中心演出，深受好評。這是唐召明在演出後談創作感受。該劇援藏醫生方丹的原型是唐召明長期報道的、被藏族稱為“活菩薩”的北京安貞醫院小兒心臟病專家顧虹。（唐召明提供，2017年12月10日攝）
2017年12月3日晚，中國評劇院原創評劇《藏地彩虹》在全國地方戲演出中心首演，掌聲不斷，好評如潮。這是繼兩年前，我成為藏歌樂舞《圓夢》歌舞劇的原型被搬上國家大劇院舞臺後，又一次成了被報道的新聞人物。
這次是因我長期報道的、被藏族稱為“活菩薩”的北京安貞醫院小兒心臟病專家顧虹成為評劇《藏地彩虹》主要原型，我也成了該劇的主創人員——策劃者。這些天來，當我收到雪片似發來的熱評微信和短信時，我不由得想起這部劇從2015年4月立項至今許多背後的故事，心潮久久難以平靜。
1987年初，我從中國新聞學院畢業不久，經自願申請從青海調入西藏工作，實現了當一名新華社記者的夢想。後來，我又調入北京當記者。離開西藏27年來，一提起上西藏，一提起去藏北，我就興奮，眼裏就放出異樣的光芒。
猶如回到自己的家鄉一樣，我對西藏，尤其是對藏北情有獨鍾。為了“常回家看看！”2015年一年，我十次進藏。
2015年“十一”小長假，是我第10次進藏，也是我首次為中國評劇院藝術家們的采風活動既當記者，又當嚮導和陪同，有著多重身份。
這是唐召明陪同中國評劇院藝術家和篩查先心病的北京安貞醫院小兒心臟病專家顧虹，來到藏北班戈縣青龍鄉采風、篩查先心病，並與牧民群眾合影留念。（唐召明提供，2015年10月8日攝）
也許是我每次對“回家”的感覺過於強烈，以致於心率常常加快。一次次的興奮，一次次的加快，讓我在金秋的10月，在海拔4750米的西藏自治區那曲市班戈縣心率跨越100次/分鐘以上的紅線，達到170次/分鐘以上。這，讓我連續三天體會了一次高心率的興奮是啥滋味，體驗了平生第一次的住院治療。
這是2015年10月11日的晚上。可能是久居和久上高原，加上連續多天高強度採訪和奔波，從班戈縣回到拉薩的第二天晚上，我的心率連續三天，依然是170次/分鐘以上。這可把大家嚇壞了！正好十多次進藏篩查與治療先心病患兒的顧虹與我們同行。看到我的心率如此失常，“高反”稍輕一些的顧虹和北京好友、民營企業家李曉明，勸説我從所住酒店到附近自治區人民醫院去看夜間急診。
這讓我想起一個流傳甚廣的説法，在高原反應程度上，女的比男的輕，矮的比高的輕，老的比少的輕，既然青春留不住，年老增長些對抗之力也是不錯的，更何況我在青藏高原生活了30多個春秋，無論如何不應該有“高反”。
我生在山東，長在青海，後又進藏工作直至調入北京，年年上高原採訪已是我的“家常便飯”，早習以為常。
高原反應是一個科學的、付諸生理指標的現象，但我相信這其中有心理暗示的成分。京藏列車剛開通時，火車剛進入西藏境內，就有旅客臉紅氣喘大呼缺氧，乘務員告訴他們，火車還沒有翻越唐古拉山，車廂裏是彌散式供氧，不缺氧啊，方才好轉。
當然，初上高原會有種種不適，“老高原”們甚至可能在身體與環境的漫長砥礪中留下器質性損傷。難道我這心率過快的“房顫”也與久上高原有關聯嗎？
當晚，西藏心臟病專家格桑副院長到急診室給我會診。他讓我住院觀察，並給我安排了用藥計劃。我沒有因心率過快而緊張，反因被“扣留”醫院而著急！
第二天淩晨我不能出院，就無法趕上回北京的航班，那意味著我不能去參加第三天《圓夢》歌舞劇在國家大劇院的首場演出，而我又是此劇原型，許多計劃將因此而落空。
兩位女士在急診室病床前負責前半夜的陪護，民營企業家李曉明曾資助過的、在北京西藏中學就讀的“乾兒子”強巴負責後半夜的陪護。
清晨5點多鐘，我超速的心率終於在胳膊“吊瓶”大劑量液體藥物的推送下，經過5個多小時的發酵開始起效，從170次/分鐘以上緩慢地下降……5點多鐘，我與醫生簽下放棄治療的協議，急忙飛回北京。
回到北京，為了讓這顆狂跳不止的心臟不發生意外，還能常回西藏，回藏北看看，2016年4月，我來到北京安貞醫院做了個心臟射頻消融手術。
按説，手術後要恢復三個月時間，可是評劇“藏地彩虹”早已確定了時間表。為了這部劇能夠按時演出，手術後僅兩個月，我與中國評劇院院長、編劇、作曲等藝術家們又一次踏上進藏采風的旅程。
（文/圖：唐召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