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8日,亞洲信用評級協會和中誠信國際信用評級有限責任公司聯合主辦的中國-亞洲信用評級業高峰論壇舉行。上海財經大學校長劉元春作《全球滯漲下的金融衝擊》主旨演講。
劉元春表示,目前部分國家的滯漲已經來臨,全球滯漲的出現是大概率事件。人類歷史上的高通脹一般與戰爭和地緣政治密切相關,瘟疫就像一場戰爭在供給和需求兩端産生不對稱的衝擊。
對於全球經濟所處的狀態,劉元春總結為——疫情中期化,疫情救助的天量寬鬆貨幣政策和財政刺激,俄烏衝突中期化,全球化時代第一次大的供應鏈衝擊和大宗商品價格衝擊。
劉元春認為,全球經濟現狀導致“高成本時代到來”。“高成本時代到來”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第一,人類即使擺脫新冠疫情這兩年的衝擊,使疫情常態化,病毒與人類共存,導致各類健康防護成本上升;第二,逆全球化帶來的技術創新成本和貿易成本的大幅度上升;第三,《巴黎協定》之後,各國簽訂的碳達峰、碳中和的目標協議直接使全球進入了綠色轉型的新時代;第四,大國之間的博弈、區域之間的衝突已經成為常態化,地緣政治惡化帶來了防務成本的增長;第五,高債務與高利率帶來的高還本付息;第六,勞動力緊缺與工資物價聯動機制的出現。
不過,劉元春表示,本輪全球滯漲與上世紀70年代的滯漲相比還是有不少差別,所以也需要不同的治理方式:從需求端來説,量化寬鬆的退出需要路徑設計,財政赤字的收縮問題;從供給端來説,勞動力的市場和結構性改革需要關注;中長期成本問題需要國際協調,包括綠色轉型成本,大宗商品成本,防務成本,供應鏈重構成本。
本輪滯漲也將對全球金融造成衝擊。劉元春認為,衝擊主要表現為:利率將持續快速上升;匯率較大波動成為常態;各類債務的可持續性存在問題;房地産價格以及相關資金鏈條存在疑慮;股票市場是否已經開始調整,後續是否在美國經濟衰退中出現進一步的變化?
在各類債務的可持續問題上,根據國際金融協會的數據,2020年全球債務總和為293萬億美元,全球債務總額約是GDP的3.6倍。2021年全球債務總額約是GDP的3.51倍,但是債務總額增長了10萬億美元,達到了303萬億美元,這個數字已經相當於美國國債的10倍。
其中,新興經濟國家和局部發達國家的債務問題較為嚴重,其總債務率達到207%,其中政府債務率達到64%,是過去30年的最高水準。
與此同時,劉元春表示,中國在本輪全球滯漲中有其特殊地位——超級供給能力,能源政策的前期佈局,各類政策的控制,中國金融體系的調整及其彈性韌性。
在這樣的情況下,劉元春拋引出一個思考點——全球滯漲是不是並不意味著中國滯漲?
“在全球通貨膨脹出現的同時,中國雖然面臨價格和成本輸入型壓力,但是這種壓力是有限的。從過去幾年大宗商品的波動過程可以看到,中國市場在消化成本衝擊上的能力是非常強的。在進口價格指數上漲15個百分點,原材料購買指數上漲10個百分點下,中國的消費者物價指數一般也就上漲2個百分點。這説明中國市場消化能力很強。” 劉元春説。
中國7月份居民消費價格(CPI)同比上漲2.7%,不過扣除食品和能源價格的核心CPI同比上漲0.8%。因此,劉元春強調,這不是很多人簡單認為的通貨膨脹來了,反而是有緊縮的壓力。為什麼會出現這樣背離?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國超級供給能力,能夠平衡物價上漲的因素。
“在全球滯漲的過程,中國作為全球製造業的中心,是平衡全球滯漲的重要因素,同時全球滯漲也將給予中國經濟轉型再發力重要契機。”劉元春説。
(責任編輯:王晨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