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北京交通委新聞發言人容軍的介紹,交通部門將研究小客車指標引入市場化配置的方式。儘管目前沒有最終方案,但容軍説,可以借鑒上海車牌拍賣等方式。
目前,北京是用搖號來限制車牌總量,中簽難度大,去年的中簽率一度低到0.52%,相當於190人中1人。之前有不少經濟學家就説,拍賣車牌的方法充分發揮價格機制,比搖號好。對此,中國人民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執行副院長毛壽龍認為,拍賣確實提高了車牌配置效率,但未必符合限制車牌的初衷:
毛壽龍:拍賣的方法跟治堵沒什麼關係,還可能讓擁堵更加嚴重。因為它把車牌配置到需求強度更大的人手裏,假定十萬或者二十萬拍到的,那肯定使用效率更高,車會用得更多一些,而搖號有可能把車牌搖到那些不太需要車牌的人手裏。
大城市治堵陷兩難,關鍵在於適當疏解資源
在毛壽龍看來,拍賣車牌的方式無助於城市治堵治污。其實,除了對車牌動腦筋,管理部門還出臺了其他管制性政策,比如限行限購。另外,還有人主張用經濟杠桿,比如北京市有關負責人最近提到的“研究試點徵收擁堵費”,就引起公眾熱議。
但無論哪種措施,治堵效果似乎都不明顯,有報告顯示,北京每年因交通擁堵導致的每人平均成本仍超過7972元,廣州和深圳分別高達7799元和7253元。毛壽龍認為,現在的治堵措施“九龍治水”,主要是沒有解決“政策目標不明顯”這一根本問題:
毛壽龍:政策目標並不是很明顯。比如説一個人特別胖要減肥,但是真瘦下來了可能大家又著急了,那麼對大城市來講是一樣的,雖説有那麼多城市病,但如果一旦有一段時間城市真不堵了,我估計會更著急。大家又要想著如何去繁榮經濟、如何讓交通流量增加。
那麼,應該如何化解城市擁堵和區域經濟發展這對矛盾呢?仍以北京為例,從2004年到2015年,北京常住人口增長680萬人,機動車保有量隨之增長330萬輛,增幅143%,而受空間限制,同期城市道路增長率僅為58%,所以財經評論員葉檀認為,治理城市病除了國際上通行的增加公共交通設施和運用市場手段外,還要將優質資源向其他城市群傾斜,打破大城市的空間限制:
葉檀:像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聚集了太多的機會,使得人口無限度地膨脹。所以適當地讓資源向其他的城市群傾斜,這個是必須要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