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造船廠布上油畫-66.3×91cm-1961年 文/凡子 在智慧上，我們成年人永遠在追求著一種它的更高級形式，即照著最老辣的理性，向著思維的極限往山頂攀登。 人類的進化發展也依循相同的邏輯，要一步一步甩掉野蠻，走向文明。 無論是整體的人類還是單獨的個人，因為一直向前，形成思維定勢，只願順著一條道路翻山越嶺走向未來，不分心，不旁顧，更不回頭瞅一瞅。 有天半路相遇那並不為智慧滯著、錯向行進的人，便忍不住要為他驚呼，生怕他走錯了方向。 而在個人性情上，因為要長大，人的成熟仿佛也總是以逐漸失去童真為代價。一個人在社會關係中總是思無邪，知白天而不曉黑夜，唯見人的善卻不防人的惡，論大道至簡卻不知個中實則機巧精密，難免不讓人憂心忡忡。 而繪畫上呢，如果一個人棄成熟而拾稚拙，棄準確造型而只筆抒其意，我們日積月累的經驗似乎又遇上了難題，訓練有素的眼睛不知從哪看起，千言萬語更不知從何説起。 這裡的問題在於，智慧的成熟有它單一的最高級形式嗎，如果智慧並沒有一種預設的方向，那錯向而行可不可以被理解為是另一種別開生面的前進？ 而一個人性情上的天真，是那樣一種赤誠的好，對人世有永不厭倦的熱忱與好奇心，以美揣物，以善待人，如孩童一樣信任世界，那樣卓然的勇氣，是不是也可以成立？ 而在繪畫上，看似笨相的一種拙氣，卻是最成熟地掌握了西洋油畫的人，似微醉般的下筆，筆筆要忘卻過往已得的規則與定律，畫出人在世上自在的天然樣，那是不是也可讓我們意識到，不滯著于任何表現形式也可以有另一番至高境界？ 多麼慶倖，世間真有這麼一個人，這樣一個藝術家，智慧于他幾乎是無為而得，為人的率性天真卻始終未變，筆墨之稚拙直畫到如入無人之境，那整個的生命性情與狀態，可為一個人之所以成為自我的一個表率，亦是藝術風格之所以自成一家的一個表率。 上世紀之初出生於廣東番禺的關良（1900-1986），是民國第一代油畫家中極其特別的一位，一身天賦的才華，20世紀40年代即已獲得巨大聲譽，然而對我們今天的後輩來説，卻幾乎算是陌生人。 這或許是他的性情不顯山不露水，想不到要在人間留名，又長期被置於不為重點解讀的畫家行列，我們雖然一路聽著他的名字過來，似乎了解他，卻又真的不熟悉他。 對他有所了解是我們“知其然”以後， 只要陳述到民國美術，該讀的藝術史段落、該提到的群英人物裏，都會反覆出現他的名字。 我們“不知其所以然”，是無論讀他多少次，“見”他多少次，始終並未深究過他，腦中只有一個隱約的身影，概念化的一個人名，幾幅可以回憶起來的京劇武打水墨人物畫。 很清楚地記得那樣一個印象，對於他的水墨人物，那麼簡單的樣子，下意識中有過驚訝的一閃念，想“小孩子的筆法麼”，看過即過了。 原來人與人的相逢，是要百轉千回才忽然醒悟到本該早點相識；原來看似簡單的藝術樣式，要經過許多年的自我沉澱才會意識到，它好到那樣無形，以至於是失語的。 將這種失語切換成有聲圖像，將靜止的畫面一頁頁翻動起來，畫家關良過往的活潑生命，便在眼前生動地展開了。 最先令我驚奇的是，上世紀之初的廣東青年關良，即使用今天的眼光去看，那一個藝術青年的出挑模樣真是好神氣的。 年輕時的關良看上去反而不夠天真氣，大約是在剛剛起步追求藝術的道路上，有思索世間真理的嚴肅神態，眼神沉默，面龐清秀，健康的小麥色皮膚，一副酷酷的樣子。 也正處在暢開胸懷接受西方現代文明的熏陶時刻，所以他大多時西裝革履，氣質洋派，穿著入時瀟灑。 在他早年參加民國革命軍北伐、也就是他27歲的一張照片中，他甚至留過長髮，扎過小辮，穿過緊身跨欄背心，與今天不羈的藝術青年，並無兩樣。 原來這個藝術青年出生之時的環境，與完全封閉及封建的家庭很有點不同。他3歲起讀私塾，在識字誦讀“之乎者也”之外，已開始喜歡照著洋煙盒上的圖畫繪一繪，描一描。世間最初的色彩之美，是深深嵌入一個孩童的眼眸的。 9歲時關良從私塾轉入廣東的洋學堂南強公學讀書，各樣書籍照學，描繪圖畫的興趣愈加有增無減。他仍然喜愛收集香煙盒子，上面的可愛人物畫像與風景一直充當著他的美術啟蒙老師。略通詩書的父親發現他的天賦，喜悅有加，不管束他亂寫亂畫，且為他買紙買筆，鼓勵他玩味他的塗鴉興趣。 有個小小的細節在此應該提到，10來歲時的關良，其繪畫天份已盡為學校與鄰居所知，那時他照模照樣畫出來的人物像，鄰居可當月份牌挂出來。 我想他的父親，正是從這些容易被忽略的細節上，看到孩子無與倫比的慧質，才一心要改善家庭的財政狀況，用實際行動支援關良早早出國留學。 關良11歲時隨全家搬往南京，是父親反覆斟酌後轉農經商的一個求生決策，這個決定頗為英明，家境果然由此逐步變得比較富裕，這才有關良出國留學的物質基礎。 由11歲至16歲在南京生活的這段日子，少年關良在入讀英國聖公會的金陵中學繼續受教育的同時，還時常在入住的會館旁的戲院裏聽唱戲。他一生癡迷戲曲、愛好描繪戲劇人物，正是此段時間在心裏種下的興趣的種子。 17歲時關良隨家兄東渡日本留學，要去學他想學的“一無用處”的繪畫藝術而不是當時熱門的化學專業。父親理解他，對此給予了無條件的支援。 關良去日本後，先投身於日本著名畫家藤島武二（1867-1943 )主持的“川端研究所”門下，其後轉入中村不折（1868-1943 )的“太平洋畫會”，專習素描和油畫。 藤島武二與中村不折這兩位日本藝術家都是那個時代的新派人物，曾先後留學法國，所以諸多到日本學美術的中國留學生幾乎都與這兩位老師打過交道，既學他們的謙遜人品，也學他們的廣博才識。在繪畫技藝上，中國學生可説是拐了個彎兒，從他們那裏學到了西洋油畫的技術與思想。看關良一生所畫的作品，無論是油畫還是水墨，其蔚然大氣的金黃色塊與洗練放達的筆觸，就始終帶著我們熟悉的西方印象畫派與野獸派的味道。 關良在日本潛心學習了5年之後，于22歲的韶光年華畢業回國，居住于現代氣息濃郁的上海，陸陸續續于上海神州女學、上海美專、上海藝大等美術學校執教，作了一個才學俊美的年輕教授。 此段時光，對年少早慧的關良來説，確實是非常無憂的，他不僅從國外學得了紮實的繪畫技藝，有了開闊的眼界與美好的風度，回國後且能靠自己的一技之長學以致用──既致他用，教授學生畫畫；也致己用，每天潛心在畫布前，揮灑他兒時最愛的色彩之美。 與此同時，關良與之往來的圈中的大朋友是吳昌碩、王一亭、郭沫若、鬱達夫、田漢這樣的藝術與文化名家，同時也與留日留法的同輩人周勤豪、林風眠、倪貽德、陳抱一、許敦谷等，關係極其密切。這對他深化自己的藝術修養，完整他的天真性情，起到了醇厚的滋養作用。 到這裡我們可以看出，關良早期的藝術生命，因為國門的開放、父親的鼎力支援與全心愛護，走得順暢，成型得大氣，越過了多少同齡的人，要直奔他夢想中的繪畫與思想的天堂。 然而非常可惜的是，與我們熟知的上海畫家陳抱一一樣，在享受過青年時期的灑脫平順之後，關良成年以後的全部人生歲月，其命運始終被身後更大的國家命運所左右，既親歷北伐戰爭、抗日戰爭的顛沛流離，又遭遇新中國成立後的歷次政治運動。那不可抗拒的外患，總讓繪畫之事成為生存夾縫中的點滴行為；那難以置信卻無法回避的內憂，在國家意志與個人尊嚴之間，更是前者掃蕩後者，夾縫裏也絕不讓他提一提畫筆。 人生最想畫時不得畫，最能畫時不能畫，一身的才學與充沛的精力要交給無盡的虛空，唯留得一條命在，或如陳抱一那樣連命也無法保全，這大約是那個年代的藝術才俊的共同命運。 只不過即使是這樣一種現實，在夾縫中的短暫的安穩時刻，關良還是凝結了精氣神，用好了他的天賦，讓自己的繪畫到達了他所能為之的極致。 事實上，在他一生屈指可數的幾次重要展覽中，他的繪畫才能總讓人們在心裏暗暗稱奇。1924年他曾與陳抱一、許敦谷在“上海寧波同鄉會”舉辦過第一個聯展，內中挂出他30多幅油畫，筆觸粗放，塗抹淋漓，“似乎毛糙卻極有趣味的表現”讓講究精緻寫實的傳統中國水墨人士睜大了驚惑的雙眼，卻讓喜好西方油畫的同行一片聲叫好。而1942年在成都舉辦的個展上亮相出來的戲曲水墨人物畫，紙上功夫悟得之透，用墨自在之高妙，更博得好友郭沫若與眾人的高度讚美。 那麼這裡似乎有一個驚詫，關良留日學成歸來，擅長的本是充滿現代意識的油畫，偏好的是弗拉芒克、馬蒂斯那樣的野獸派畫家的風格，還有印象派光影穿梭的炫目色彩，怎麼他會由油畫轉為畫中國傳統戲曲水墨人物？他要放棄現代主義的精神而走入傳統繪畫領域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