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從靜到動、從迴圈到直線，社會理想追求的這一重大轉向對古老的中國來説是多麼艱難，需要決絕的精神，這就見出了聞一多的意義。聞一多與屈原的行為、氣質相近，為什麼他們代表兩個時代呢？就因為屈原殉的是士大夫階層的傳統理想，而聞一多殉的則是“明天會更好”的陌生理想，是求新、求變的新的時代要求。所以，當聞一多1944年看到國家領袖蔣介石出版的新書《中國的命運》了無新意，甚至還想用儒家那一套進行統治時，他就大驚，大怒，最後拍案而起，以死相爭了。從這個意義上説，聞一多是第一個以獻身激情把民族進步的要求變成一種非凡的使命、為民族生存提供新的精神資源的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當然，這一代現代知識分子傾向於斷絕傳統，甚至提出“全盤西化”主張，但實際上，這是因為危機太深重了，應戰太艱難了，因而需要壯士斷腕般的魄力和意志，實際上仍然與精神傳統的血脈相連。美國著名歷史學家伊佩霞就關注過這一問題，她最後的結論是：“中國人在每一時代都運用了他們所繼承的歷史遺産——物質的，精神的，制度的——去確定目標，回應挑戰，保衛自己，增強力量。因為一代人的行為對下一代人繼承的資源將會産生影響，所以變化是不可避免的，但這些變化又是與過去的歷史聯繫在一起的，對於這一點，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我都確信無疑”。費正清的看法也是不謀而合，認為，中國的傳統儒生與現代儒生是有一脈相承之處的，即“中國的優秀分子一代接一代地努力應付從帝國時代晚期繼承下來的國內問題，回答工業化的西方提出的歷史悠久的挑戰，這種努力在1949年達到了一個新的階段。”也就是説，中國社會理想追求的重大轉向並非是中國文明的瓦解，“全盤西化”的實現，而是挑戰與應戰的歷史結果。危機越嚴重，轉向越徹底，變化也越驚人。  1982年，“個體戶”這一群體得到正式承認。 今天，中國社會唯一不變的現象可以説就是不斷變化本身，中國人似乎已經頗能適應這種變化的過山車式的節奏，這在世界各國都是少見的。中國文化復興所催生的這種曾經長久沉睡的力量如此巨大一點也不奇怪。考慮到中國的獨特精神特質，諸如不重彼岸世界，看重實用理性精神，有愚公移山式的吃苦耐勞精神等，一旦注入新的理想動力，它所釋放的能量就將不同凡響。1896年發表的一篇美國記者的文章非常有預見性，他指出：“對於西方文明而言，中國工業競爭的危險程度，是其他任何一國都不可比擬的⋯⋯有人對此表示某些懷疑。難道2000年的中國佬不會跟我們今天熟悉的中國佬一模一樣嗎？”但是，這位美國人的回答正是基於中國人的文化特性上的：“我們並不是通過古代文獻來評價現代的中國，而是通過她現在的生活。了解中國的人也知道，中國人的保守思想並未延伸到那些有關貿易、工業、商業或投機買賣的活動領域。它只是在信仰、倫理和風俗方面具有保守思想，與商業毫不相干。”也就是説，中國人與生俱來的現世生活熱情和能量，一旦再認可了西方人的直線式理想追求，也想在這條跑道上比試一下的話，就將攪動世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