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是，面對這三十年間中國社會的持續快速變化，人們不僅要問：一個長期停滯的文明古國為什麼能夠爆發出驚人活力？而且更要問，為什麼這個社會雖然看起來已經被不斷的變化拖得潰不成軍、踉踉蹌蹌、略顯狼狽，卻仍然沒有真正停下腳步的意思，整個社會要求剎車的呼聲並不強烈。結果，一方面是問題成堆，摁下葫蘆浮起瓢，一方面卻是人們似乎仍然願意承受、容納和盡力消化問題。“北京共識”首倡者喬舒亞即注意到，在2002年中國黨代會上，黨的領袖在90分鐘講話裏用了90次“新”字。而曾是世界上最保守的中國農民，每過三年就會完全淘汰他們所用的種子。所以他問，為什麼同樣的意識形態，面臨同樣的問題，蘇聯最後的反應像是一具植物人，而中國則像患上了多動症，他們似乎是在利用創新來減少摩擦損失，因為變革比變革引起的問題發展更快。那麼中國這種獨特的適應能力和變革的動因是什麼呢？ 有關中國歷史延續性問題，並不是現在才引起人們興趣的。西方學者早就注意到中國獨一無二的持久生存能力。他們非常好奇的是，為什麼別的國家往往表現為文明的盛衰，一蹶不振，中國文明卻表現為朝代的更替，一旦改朝換代，馬上衰而又興，東山再起。譬如東、西羅馬分裂就永遠地分裂了。而幾乎同時，中國在歷經幾百年分裂後卻又在隋唐時代重新統一了，而且更強大、更有活力。這究竟是為什麼呢？19世紀的黑格爾時代似乎找到了答案，就是傾向於把中國看成某種歷史活化石，一個沒有真正向上演進歷史的國家，因為封閉而倖存，因為停滯而永存，一旦遇到外界新鮮空氣，就逃脫不了覆滅的命運。 但今天看來，這個看法失之片面，中國的延續性有時像是死而不僵，有時又像是鳳凰涅。四大古國倖存其一，一個民族能夠不間斷地延續數千年，從土裏刨出來的殷商甲骨文漢字現在還在使用，而且是同一群人在用，而不像亞述人的古楔形文字早已成為遺跡，這其間必有道理。費正清在《康橋中國史》中曾經提出一個發人深省的觀點，他認為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思想部分地具有“改革的能力”，能夠“通過重新樹立其理想”，使這個古老國家生存下來。也就是説，看似守舊的中國文化傳統其實有革故鼎新的一面，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這個文化基因，只待合適的時機生根發芽了。  1983年，繼自行車普及之後，摩托車被引入中國，一時間成為家庭富裕的象徵。 我認為，近現代以來中國社會的確在重新樹立其社會理想追求，從而體現出中國式文化復興的最重要特點。概括來説就是：百年來的中國在其生存和發展模式上已經更換了新的文化發動機，即從那種週而复始的農業社會的圓形封閉軌道，已經轉向了“歷史直線進展”的開放式的理想追求。這一轉變的契機當然就是東西方文明的迎頭相撞，以及中國面臨的前所未有的滅頂之災。 千百年來，適應著農業社會的生産、生活方式，中華民族本來已經成功發明出一套迴圈往復的生活模式及靜態化的社會理想，這就是年年祈禱風調雨順，五穀豐登，講的最多的也是“天下太平”、“國泰民安”。如果不是外界因素，可以年復一年，千年不變。 但是今天，經過千年未有的那場“大變局”，中國社會的一切都變了，一種求新、求變的陌生理想已經深入人心，主導著今天的社會生活。你看今天中國人唱的歌曲，幾乎每首歌的末尾都是盼望“明天會更好”、“明天生活比蜜甜”。甚至連小學生寫作文，也是按照這種“直線進展”的思維方式去暢想和企盼，這幾乎已經成了中國現代社會的一種陳詞濫調，但這樣的理想在中國古代社會的詩文中卻一點也找不著。這説明什麼呢？説明中國社會理想追求的確已經歷史性地發生變化，不可逆轉地從靜態轉向動態、從迴圈轉向直線，而如今中國翻天覆地的變化，正是它合乎邏輯的演進，是中國文化復興的某種重大體現。 中國社會理想追求這一重大轉向的實質，用歷史學家黃仁宇學術性的語言來闡釋就是：“中國一百多年來的問題就在於從傳統社會轉變成現代國家。”不如此，傳統農業社會的單純結構就無力應付現代世界的複雜生活，就不能擺脫落後屈辱地位。和平時期不能支援大規模現代工業的建設，戰爭期間不能全方位高效動員來支撐戰時體制。也就是説，要救亡圖存，就得求新，求別，跟上時代潮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