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迎華：錄影呢？你是如何開始用錄影進行創作的？ 方璐：錄影是第一個讓我找到我興奮狀態的東西。我當時報讀的第一個學校在美國東岸的巴爾第摩，一個離紐約市3個小時的沿海城市。因為城市很小，所以就經常週末搭“灰狗”或中國人經營的小巴去紐約玩。在紐約我接觸到的當代藝術讓我看到了藝術更寬廣的可能性，接著我也直接轉學到了紐約。 記得第一次到紐約是911時間後的兩個月，我去PS1看展覽，當時有一個錄影展，我忘了展覽的題目和具體的作品，但是展覽的形式特別吸引我：展廳很黑，地上放了很多電視機，電線滿地都是。那時我從這種歷史那麼短的媒體上，感到了一種解放。我希望用一種反物質的態度來開始做作品，用自己的身體、非常規的藝術材料，所以很自然地就開始了做行為作品，並用錄影為媒體，也就是行為錄影。雖然當時學的是設計專業，但是我開始利用各種各樣的機會來做錄影作品，任何作業只要允許的話我都會把它做成錄影。我記得甚至色彩理論課的期末作業，我也做了一個錄影。美國藝術學校的老師大都比較放鬆，只要你能自圓其説，就不太限制你怎麼做。 盧迎華：我最早接觸到你的作品是你給我發的一個youtube的聯接，“直出香港”（2006）和“熊貓快遞”（2007），之後又陸續看到了雙頻的“新聞重演”（2008），這幾個作品給我的印像是你的創作是圍繞著新聞題材，或者某個具體的題材展開的，它們都是利用錄影在“重新”講述著某一個事件。你搬到北京之後，我有機會看到你最早在紐約創作的三部錄影作品，“甜蜜的夢”、“無名狀態1”和“無名狀態2”。在這三部作品中，我看到你了創作中一個重要的方面：你作為唯一的表演者出現在鏡頭的前面。在鏡頭面前，你好像和平時判若兩人，你處於完全的控制之中，旁若無人，主動而放縱地演繹著一種狀態，並完全沉浸其中，非常具有感染力。你能否先談談這幾個早期的作品？你是怎樣開始“表演”的？在“表演”的過程中處於一種什麼樣的狀態？你怎樣同時兼扮拍攝者和表演者的角色？你自己怎樣看待“表演者”的身份？這是否是你的作品概念中重要的一個元素？  方璐：早期開始做錄影作品，起點主要是把自己當作材料來做作品，這體現在“無名狀態”（2001－2002）系列中；又或者是讓作品圍繞非常簡單、看似沒有特殊意義的事情，像在一個房間裏吃蛋糕，同時假唱“甜蜜的夢”一首80年代的英文流行曲（甜蜜的夢，2003）。行為－錄影，這兩者的關係在我的作品中很重要，因為我希望這些作品既不是單純的錄影，也不是行為。不能説是單純的錄影，是因為作品設定了一個任務，一件事、一個活動或者一種物理狀態，跟隨拍攝過程展開；不能説是單純的行為，因為它缺少了現場的呈現，一切都是為了錄影機而進行。錄影中我經常會對時間進行竄改，這通常在後期製作上實現，所以錄影的結果並不是記錄性的和現實的。 這些作品的實現過程強調的是“自我”和錄影機之間的關係。我認為錄影機可以為我和其他在我鏡頭前的表演者創造出一種狀態，這種狀態或許不是現實的但是我認為是真實的，因為它是潛伏在人體內的，但是沒有表現出來的。DV錄影機這種器材因為它的簡易靈活性，更容易去創造能容納特殊狀態的私密的空間，而這種空間也是因為錄影機的存在而存在的。這個聽起來似乎很矛盾，為什麼有錄影機存在的空間還是私密的空間？這裡所指的私密空間並不是普通意義上的秘密，而是指不為人所見的，不能在常規世界中表達出來的。當我或者表演者意識到錄影機在拍攝時，所呈現出來的精神狀態是不一樣的，你會意識到此時此刻將會再次並重復出現。 對於拍攝者和表演者的角色，我認為在我的作品中兩者的身份是等同的。我的作品的真正的現場存在於拍攝的過程，哪怕在一些我不是表演者的作品中，我希望我充當拍攝者所處的狀態跟表演者所處的狀態是相似的。在有其他表演者的拍攝中，我是一個“被動”的導演，也就是説很多東西是未知的，是在一個框架裏自然發生的，這一點對於表演的人來説是也一樣的，他們需要在真正做這件事的過程中才能了解這件事是怎麼樣的。  盧迎華：你又是在哪個階段以及怎樣開始創作“直出香港”、“熊貓快遞”和“新聞重演”這一類型的作品的？ 方璐：這幾個作品大概在2005－2007年的時候創作的。當時一直困惑我的一個問題，或者至今也沒有完全解決的問題是我和這個社會的關係的問題，所以這幾個作品比其他作品更希望介入社會的現實。“熊貓快遞”和“新聞重演”，是以中國的時事新聞為根據的作品。因為經常在美國，所以許多關於中國的了解都是從網上新聞來更新，而這種了解方式會有必然的誤解同時也存在想像的空間。所以我根據一些網上了解到的事情來編造了表演的劇本，並以這個方式來進行對社會的介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