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中國歷史上影響力數一數二的思想文化人物，也是自上個世紀初的新文化運動以來最有爭議的思想文化人物。一些人認為，中國的思想文化傳統就是中國的國粹。國學是國粹之學。而國學的核心是儒學，儒學的核心是孔子。可以説，孔子是中國文化的招牌，孔子思想是中國文化傳統的核心資産。持相反觀點的人士則認為，孔子是中國兩千多年專制政治的精神教父，是中國停滯落後的根源；孔子與儒家思想，使中國背上了沉重的歷史文化包袱，要對中國的內衰外辱負責。不論持哪一種觀點，雙方都有大量的證據。尊孔與反孔成了近現代中國最經久不衰的辯題。  新文化運動的中心之一——北京大學紅樓。 孔子與儒家的宇宙圖景：與猶太教的對照 以孔子與儒家為代表的中國傳統的宇宙秩序圖景中也沒有先知的位置。帝王是天子，是神在人間的直接的和唯一的代表，無需先知之類的仲介。作為天子，帝王在上天之下，萬民之上，既是政治生活中的領導核心，又是精神生活中的“偉大導師”。但是，另一方面，以孔子為代表，又承認人有先知與後知之分。孔子和儒家傳統把人分成生而知之與學而知之，以及先知先覺與後知後覺，並提出先覺有“覺”後覺的任務。所以，如果細細開發，中國傳統中也可以挖掘出幼稚的先知觀念。 猶太教認為，既然有上帝，既然上帝有意圖，就必須有使者，先知就是這樣的使者。如果展開來看，我們會發現，先知是基於超驗而存在的。換句話説，只要承認有超驗，不論是人格化的如上帝，還是非人格化的如天道，就需要有先知。説的再通俗一些，只要承認有天意、天道、天理、天機，承認人對此的認識有先後，就會有先知。承認超驗是先知存在的前提。廣義地説，先知是由於自己的努力或機緣先行知曉天意、天道、天理、天機，而且致力於傳播的人；是信仰超驗價值，宣傳超驗價值，捍衛超驗價值的人。以此為天職的都是先知。無怪乎，陳寅恪説，“吾儕所學關天意，並世相知妒道真。”實際上，陳寅恪晚年的關懷更接近猶太教中先知的關懷。先知關天意，帝師妒道真！ 從更高的層面看，在猶太教的宇宙秩序圖景中，（除宮廷先知之外的真）先知佔據了極其特殊而重要的位置。這樣的先知在上帝之下帝王之上，是上帝與帝王之間的仲介。易而言之，在猶太教的政治秩序中，有一類凡人高於帝王，這些人就是先知。在儒家的宇宙秩序圖景中，沒有任何凡人高於帝王，也沒有人與之平行，包括帝師在內的所有臣民都在帝王之下。這樣，人間就不再有人可以對帝王堂堂正正地發話了。所以，由於先知傳統的缺失，由於長期佔主導地位的儒家宇宙秩序中沒有給先知留下一席之地，秦政持續數千年也就不足為怪了。唯有修改這一主流宇宙途徑，唯有給先知的存在留下充分的空間，天道才能回還，公義才能實現。 一個文明的命運在相當程度上是由該文明佔主導地位的宇宙圖景決定的。如果該圖景有殘缺，那麼該文明就是有殘缺的。如果殘缺是致命的，那麼該殘缺對文明的影響也是致命的。與先知和帝師分別相關的宇宙圖景的差異，就是一個很好的注角。 孔子在儒家的宇宙秩序中的地位 孔子思想中不同成分之間的張力與孔子的多重身份是分不開的。我認為，孔子的主要身份有三種。它們分別是：先知、君子、帝師。 為什麼説孔子是先知？因為孔子先於他人知道人與人之間共同生活的根本道德準則並告知于眾。先知出於使命（天命）傳達來自上天的道德戒律，並警告人們藐視上天所規定的道德秩序的嚴重後果。孔子意識到，天不説話（“天何言哉？”），故需要有承擔天命的先知來替天説話。對天意先知先覺的人具有覺後知、覺後覺的人的使命。這正是孔子一輩子的工作。 先知與常人的不同，是在於先知在宇宙秩序中佔有特定的位置。普通的人只是在社會秩序中佔有一定的地位。為什麼説先知在宇宙中有位置，而普通人只是在社會中有位置？因為先知站在天與愷撒（藉以指代世俗的最高統治者）及萬民之間，傳達來自天的道德律令。因此，先知是肩負天命的人，要向統治者和萬民説出道德真理，去宣昭上天所頒布的作為真理的道德律令，向統治者發出警告，預言違抗天命的後果。所以，孔子不僅致力於對學生言説，而且非常渴望對君王言説，用智慧的哲言説出不説話的天的意圖，自己期待、接受來自天道的使命。孔子最關心的就是能不能知天命（五十歲才知天命），得天道（朝聞道，夕死可也），自己能不能被天理解、選中（知我者其天乎?）。 衡量一個人是不是先知，最重要的還是要看他是否説出了重大的道德真理。這樣的真理一旦落實，就會徹底改變且改善人類的生活狀況，使人更像人一樣活著。而我認為孔子説出了這樣的道德真理，並得到後人的認可。在我看來，孔子説出的最重要的道德真理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這兩條道德準則，是構成人與人之間夥伴關係的格局的根本準則。按照這個道德準則構建的社會必然是自由的、平等的、基於自願同意而非強制的夥伴關係的社會。所有的自由社會都是人與人之間平等的、兄弟般夥伴關係的、不把己欲強加給他人的文明社會。 《聖經》中在正面的方式提出了構建人類社會秩序的道德黃金律：“無論何事，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因為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馬太福音7章12節）並指出這是上帝通過先知傳達給人類的道德立法。孔子雖然沒有機會讀過聖經，卻以消極的語氣説出了相同的道德律，並傳達給世人，要他的弟子把“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作為道德律法在人間傳佈。比照聖經，他做就是先知的事情。 （2）孔子對自己的先知的身份，只有一些朦朧的感受，沒有充分的自覺。狄百瑞教授在《儒家的困境》中認為孔子是“未公開的先知”（undeclared prophet），這是很有道理的。（3） 所以，當孔子説出這個天啟般的道德真理時，他就證明了自己是先知。 [6]同時，我們也應該注意到，孔子對他所説出的這兩條道德原則，強調的程度是不夠的。甚至其中的“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還是通過他的弟子子夏之口説出來的。他所傳達的這兩條道德真理至今也未能在中國帶來夥伴關係型的社會制度秩序。在中國人，無人不承認，孔子的思想對兩千多年以來的中國政治傳統影響是最大的。但是，這一巨大的影響卻與上述道德真理無緣。 鋻於孔子對自己先知身份的自覺程度和其所説出的道德真理的落實程度，可以斷定，孔子只是朦朧的先知，不是自覺的先知。他渴望被賦以天命，天也這麼做了，但是他最終未能明確地分辨上天的意圖。孔子最終未能成為自覺的、高度自我實現的先知，與他的另外兩種身份有很大的關係。這就是：君子與帝師。 為什麼説孔子是君子？如果説孔子的身份是君子，應該不會有太大的爭議。在中國，君子的概念基本上是孔子一手建立起來的。君子是指有高度文化修養的、高尚的人，是孔子最認可的社會角色與身份。與僅僅是一位朦朧的先知相比，孔子更是一個自覺的君子，並時時以君子的標準來要求自己和弟子。孔子還提煉了君子所應具備的許多美德，並被後來一代代想做君子的人所欣賞，如“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等。 孔子把君子身份變得很迷人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把君子與學問聯繫起來。真正的君子有大學問，往往是碩學鴻儒。君子對弟子的講習，可以傳達天意。無天意可以傳達的時候，就給弟子授業解惑，教他們習文習藝。但是講習本身無法培養先知。君子的博學一方面實現了君子與學問的結合，另一方面又擴大了君子與先知的距離。先知是傳道的，不是學術的，不以學術為志業。學術越多，也可能意味著成為先知越難。因為先知要得的是道，不是術。如同拜克所指出的：先知的思想由心而發，他們提出的思想既不是一種哲學也不是一種神學，他們既不沉迷于敏銳的論辯，也不沉迷于學術上的構造。他們並不乞求對經驗的最高原則刨根問底。總起來説，他們與思辨無緣。他們也不研究思想的問題，故而也不從假設或前提開始思索。迫使他們去思想的是一種強烈的道德追求—他們為一種不可抗拒的真理所鎮服。借助此種方式，他們就達到了他們的簡明性。他們不是稱作為個體去言説，毋寧説他們是某種更高、更原初的力量的傳聲筒，他們代其言説。（4） 先知是上天挑選的，而君子多半是後天修煉而成的。先知都是以個體來活動的，不指導學生，因為先知不是教出來的。從這種角度看，老子是更徹底的先知，他沒有學生，而且投身荒野。聖經上的先知也是在荒野，而不是在廟堂。倒是博學的君子常常弟子成群。君子有學問，講禮數，所以也很容易被君王看重，並被招去為君王服務。所以，君子也容易成為、甚至很嚮往成為帝師。 為什麼説孔子是帝師？帝師是老師的最高等級。而孔子又被視為不可超越的帝師，被帝王們爭相奉為至聖先師，甚至被封為百代帝師。在孔子的三個身份中，最受重視的、最令人羨慕的就是他身後的帝師身份，以至於帝師，而不是先知與君子，成為一代代中國文人的夢想。 先知與帝師的本質，都是提供關於人與人之間應該如何生活的道德律令的忠告。但是意圖截然相反，一個是要建立夥伴格局，一個是要建立君臣格局。帝師往往是民族文化的本位主義者。先知不是民族主義者，而是天下主義者。不管是否有人聽，他的目標聽眾是天下人。他要挑戰的整個國家，從帝王、帝師到百姓。幾乎沒有帝師敢於挑戰帝王，而先知則必須有勇氣挑戰整個國家，如果有必要的，甚至挑戰天下。孔子是個自覺的君子，自願的帝師，不自覺的先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