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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古代書法審美形式的演變及其規律
縱觀書法史可以發現，書學的時代風氣，斂縱、質妍的審美元素，是不斷迴圈往復、週而复始的，圍繞一條主線，呈螺旋式運動發展。這條主線就是以儒為主、儒道釋雜糅的中國傳統倫理哲學。所謂迴圈往復，並非簡單地重復，而是有所繼承和發展的。取之於古，而不同於古。如清之篆隸不同秦漢，宋之行草有異於晉唐。其實是有其哲學倫理淵源的。
晉代之後,學二王的,都與二王不同,各具自家面目。就質妍縱斂而論，篆隸楷為質斂，行草為縱妍。雖一體之中亦有區分，概而言之，庶幾如此。又有古質而今妍之説，而只有右軍書法兼具質妍斂縱之美，不偏不倚，“正如魯廟之器，虛則欹，滿則覆，中則正。正直沖和之謂也。”⑤縱觀書法史,秦漢多質樸之風,而魏晉趨於妍媚,秦漢而魏晉,由斂趨縱,經六朝而隋唐,乃為一振。唐又由縱趨斂。宋元明三朝以縱、妍為主，雖有趙董之復古振興，難改主流趨弱之風尚。至清朝乃復斂之，于篆隸崛起。正如俗言：一張一弛，文武之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自秦漢至明清，經歷了斂縱質妍的往復變化，可以看出其中蘊藏的規律。清王澍雲：“唐以前風骨內斂，宋以後書精神外拓。”“豈惟書法淳漓不同，亦世運升降所由分也。”人皆知魏晉風流為書法之極則，誠然不謬，然而唐朝楷書自有其成熟精美之妙也。啟功先生曾有詩云：“真書漢末已胚胎，鐘繇嬰兒未及孩。直至三唐方爛漫，萬花紅紫一齊開。”⑥強調了盛唐楷書的歷史地位。趙吳興以倡導復古而為南宋頹靡的書風改弦易轍，其高明處在於以晉唐法度，矯宋靡弱之弊，學趙者徒肖其形，而不知于晉唐法中求之，終是未得也。乃至柔媚不古益甚。有人批評趙書“軟弱無骨”，其實是有失公允的。趙的書法直承二王，成就是蠻高的，可以説當在諸宋賢之上，只是用筆變化較少，多了一點雍容華貴之氣。軟弱浮華之病，學趙者自病耳，不能都記在趙的賬上。至董香光以秀淡之氣出之，以正學趙之流弊。而後學者則專師董之面目，是以日下，愈秀愈俗。所以學書貴在領會其良苦用心，學其所以學，李北海説“學我者生，似我者死。”具體而言，宗法二王可也。學趙、董得其流美妍媚者易，得其爽健松淡者難，何況二王。由此可知，學右軍之妍媚易，雄渾難。此正如人之處世，入世者多，出世者少，能達權通變，寵辱不驚者理少。孫過庭説右軍“思慮通審、志氣和平，不激不厲，而風規自遠。”後之學者，欲達此柔閒蕭散、神氣高華、古雅純質之境界，何其難哉。表現書法形式美的方圓、長短、肥瘦、剛柔、陰陽、向背、轉折、奇正、斂縱、質妍、濃淡、潤燥、徐疾等一系列對立統一的矛盾，如何調和均衡，一個原則就是“中和”。所謂“規矩從心，中和為的”，即是指此。
四、書法審美元素與傳統文化的關聯
然而萬物不可達到極端，過分地強調中規入矩，不偏不倚，也能墮入俗道。其實，中國傳統的“中和”之美，並不是絕對的折中和平均，而是一種動態、相對的平衡狀態。不了解真正的中庸之美、中和之美，而片面地追求二王法度，就會得其形而遺其神，舍其本而逐其末。如清代之館閣體，把字寫死，毫無生氣，使得清代學書者，再難措手帖學，反求於碑刻和篆隸。可見，學習二王不能徒肖其形，重要是學其用筆結體、表情達意上的中和之美，學其氣韻。如近現之白蕉先生，一生沉浸二王，而觀其書，形體與王皆不相似，氣韻卻極具晉人風流儒雅之致，此善學者也。據載，白蕉晚年作品一律不落名款，自號“不出不入翁”，自述“余早歲臨池，夙以之自負。遇得意，自鈐“晉唐以後無此作”印，狂態可掬，然迄今未敢以此席讓人。”其自負若此。正如王羲之自謂“余書比之鐘張，鐘當抗行，或謂過之”的自信。據説白蕉先生有一次參加宴會，只著長衫，光腳穿皮鞋，而不穿襪子，其放蕩不羈，脫略形跡，大有右軍坦腹東床的意味。觀其56歲所書《蘭題雜存》，氣息醇正，格調高雅，恍若晉人再世。難怪沙孟海先生跋其後稱：“造次顛沛，馳不失范，三百年來能為此者寥寥數人。”所以説，白蕉先生氣質高華，為人清峻不俗，故其書能得二王之神韻，由此更悟一理，學書不徒學其形，更要學其神，總之要學其人。人品不高，書焉能妙？這就涉及到一個書品與人品的問題。古雲：依於仁，據于德，遊于藝。自古有言，書如其人。劉熙載《藝概》：“書者，如也。如其志，如其學，總之如其人而已。”這裡所説的人品，不僅僅局限於人的品質道德，還包括人的修養、學識、品位、格調、風骨、氣魄等等，還包括情感因素在內。蘇東坡雲：“古之論書者，兼論其平生，茍非其人，雖工不貴”。又説：“作字之法，識淺見狹，終不能妙。”正是文以人傳，書以品貴，王羲之、顏真卿、蘇東坡等人，無一不是人品超邁，書絕千古。對於趙吳興、王鐸的身事二主、歷來爭議頗多，多是因為對其行為本身的看法就有所爭議。從古代的觀點看，二人是不符合“忠”的規範的，這裡不想就此多做議論，但是否可以這樣理解，如果不是因為這些原因，二人的書法價值還要更加被人推重些。但是終究趙王二人不是蔡京、秦檜，否則真的便無人問津了。這個例子説明，書品真的與人品是有相當緊密的關係的。雖然啟功先生對柳公權“心正則筆正”的説法不以為然，認為是唬人的，但是那只是對於“筆諫”含義的理解不同。清代王澍雲：“圓潤和明，仁也；中規合矩，禮也；布分整飭，義也；變動不居，智也；準律有恒，信也。五德俱備，舉而措之，無施不當矣。不止于一身一家之治矣。由此而悟書法，行楷草章，直如馳驟康莊耳。”⑦王澍所説的五德，以人品喻書品，雖有其局限性，但是他為我們啟迪了一個視角，即將書法審美元素和人的修養要求，與中國傳統哲學乃至文化關聯起來。
我們看到，這種關聯是無處不在的。正如毛筆，管為剛，毫為柔，執剛用柔，剛柔相濟，恰恰符合 “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的儒家學説。用毛筆、漢字、易經、中國的國學文化，都是以簡馭繁，高度概括的抽象思維文化。如二王雖然並稱，但是王羲之的地位要高於王獻之很多，對比二人的書法我們不難發現。王獻之更加抒情、張揚、鋒芒畢露，稱為“外拓”的筆法。而其父則平和內斂，安靜溫雅，“體現了魏晉風度，又不流於疏狂，正合儒家要求的‘文質彬彬’和‘中和’的審美理想。”⑧再如書法之落款，一般都小于正文，體現了宗法文化中尊卑主從的謙致思想。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即時代標準的書體中，凡是加強中央集權和思想統治的朝代，盛行的書體，則是傾向於靜斂的篆隸。如秦伐滅六國，焚書坑儒，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清代有文字獄，都對書風流變、字體沿革造成了影響；反之，凡是釋、道教盛行的朝代，一般都以行草為主導書體，如晉尚玄談，道教盛行，宋尚禪宗，佛教滲透，書家受之影響，在書法創作上有所體現。王羲之與道士許邁交遊甚密，遊山泛海，採藥服食；蘇東坡、黃庭堅參禪悟道，強調頓悟，抒情尚意，追求自然。一時風氣所尚，啟迪影響了書法。這説明中國的倫理文化，附屬於經濟和政治，建構于亙古長存的宗法和意識形態觀念之上，而又落實到人格精神的構造之中。中國的傳統文化強調“天人合一”為最高境界，書法家的精神所寄，在於脫卻塵俗，歸於自然，而這正是書法所需要的極高境界。書最忌俗，人所共知。從這個意義上説，釋、道的影響，是有其積極意義的。需要説明的是，儒、釋、道三種中國傳統文化思想對於書法的影響不是等量齊觀的，釋、道的影響雖然很深，但儒家思想始終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千百年來，其對於人們思想、生活和文化的影響之深之廣，是無法動搖的。因此，儒家文化對書法的影響是主要的，這一點無庸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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