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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體的標準時代
中國書法自誕生以來，逐漸演變為篆、隸、草、楷、行五種成熟書體。而各書體又在不同的時代分別達到鼎盛時期。總而言之，概有秦篆、漢隸、晉草、唐楷、宋行，我們姑且稱之為“五體的標準時代”。各時期又分別有自己的核心代表書家和作品。秦代李斯的小篆、漢代隸書諸碑、晉代以二王為代表的草書，唐代以歐、虞、褚、顏、柳為代表的楷書，宋代蘇黃米蔡為代表的行書，均達到了各個時期的頂峰，幾為定評。當然這樣的提法，只是為了便於説明不同歷史時期書風的基本特色，其實除上述諸家外，尚有不少傑出之作，如戰國時期的石鼓文，博深高遠，清雅脫俗，是歷代稱許的籀文典範。張芝、史遊、皇象的章草，殊為傑出，然姑且視為過渡性書體，茲不列論。西漢五鳳刻石與居延、武威、甘谷等地漢簡，書格甚高，然或因字數較少，或出土較晚，影響是否可及上述五種，未有定評,俟來者論之。另魏之鍾繇、隋之智永，及元之趙、明之董，清代篆隸諸大家，等等，蔚然大觀，但因其處於書體沿革之未成熟階段，或因其書守正有餘而風格不足；或其時代書風之總體風格與前朝相比，難為準則，如元明諸家比之晉、宋，清代篆隸比之秦漢，終有不及，故不列為標準。
上述書法之標準時代一旦經歷時代的檢驗，即定格為各體書法之正宗，其代表書家或作品即應視為聖典。李斯為小篆之聖，漢碑為隸之聖，王羲之兼楷行草之極則，歷稱“書聖”，此稱非之莫屬，其影響最為深遠的是草書和行書。唐代諸家，瓣香二王，分呈異彩,共為成熟楷書之典範。宋代諸家，尚意抒情，風格突出，較之晉代，行筆更加便捷，可共為行書之準則。此外，石鼓為金文之宗，張芝為章草之祖，且不論之。以上諸稱，歷代推重，庶為定評。唯唐宋諸家，分而言之，似不足列為聖典，不足為右軍伯仲，然楷書至唐尤其繁盛，行書宋人更為便捷，分則小劣，合則多優，何妨以今日之“歌唱組合”喻之，實為不乏其妙。至晉代正草隸篆行諸體皆已形成，右軍一齣，雄冠古今，加之歷代推崇，遂成為百代不易的書法正宗鼻祖。雖然也有“亦恨右軍無臣法”的感慨，但王羲之在書壇的聖典地位，是歷史形成的，不能動搖。自茲以降，數千百年，學書必稱二王，違之則成另類。風氣流傳，至今未衰，個中緣故，請細述之。
二、“二王”書風成為正宗的道德背景和文化根源
總而言之，篆隸為秦漢為宗，此外諸體皆以二王為宗。然流觴所致，在唐為楷則，在宋為行則，究其根源，猶為二王血脈，正如米芾所言，“草不入晉人格，聊徒成下品”。余為行、楷皆然，格調同樣以晉為高。
王右軍兼擅諸體，陶熔古今，創今草簡約流便之風氣，涵蓋天下。究其緣由，約略有三：一是時勢使然。從當時的環境看，魏晉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的哲學、文學、藝術等意識形態發生重大變化的時期。社會動蕩，各種哲學思想的衝突與調和，使得藝術家的生命意識和自我覺醒思想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這幾百年間是精神的大解放，人格上、思想上的大自由。人心裏面的美與醜，高貴與殘忍，聖潔與惡魔，兩樣發揮到了極致。”①托爾斯泰説：感染愈強烈，則藝術越上乘。”所謂的魏晉風流，不僅僅是表面上的瀟灑風流，更有其內心釋放的激烈感受和哀傷的一面。王羲之在《蘭亭序》中有一段話：
“況修短隨化，終期于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攬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後之視今，亦由今之視昔，悲夫！”
在天朗氣清、惠風和暢、曲水流觴的遊樂之際，身為書聖的王羲之發出如此感慨，可見其內心深處的哀愁和痛苦。魏晉風流是有其沉重的一面的。王羲之的書法表現出的情感和生命意識的強烈程度，其體現的文化傳統和哲學思想的豐富內涵，是歷代書家所不能比擬的。另外，從書法發展的本身看，自秦漢而魏晉，書法各體經多年孕育而呈瓜熟蒂落之拋，書風由質而妍，由繁而簡，由斂而縱，當此風雲際會之秋，右軍應運而生，特立獨出，而為宗范。二是人品使然。古人云：右軍人品高邁，故書入神品。孫過庭稱：右軍位重才高，調清詞雅，聲塵未泯，翰櫝仍存……代多稱習，良可據為宗匠。”王羲之的人品，從史料可知：出身望族，草聖有傳，見其氣質高華，不落俗塵；少時假寐避禍，見其聰慧機警；治城勸謝，見其骨梗耿介；坦腹東床，見其不拘細行；屢徵不就、墓誓歸隱，見其志行高潔，不慕榮利；樂志山水，服食優遊，見其質樸超邁；書經換鵝，見其純真稚氣，脫略塵俗。以上種種，集于一身，加之天資且高，用功彌勤，千年書聖，舍此何人？王羲之的品格，儒道合一，既有儒家的修齊治平，又有道家的超塵脫俗，最終以追求人品的正直和精神高度自由為歸宿，豈不正是中國歷代傳統文人慕之不已、心嚮往之的境界？人品高峻至此，書法焉能不妙？三、中國傳統文化使然。右軍之書，既雄渾又超邁，既剛健又婀娜，既質樸又嫵媚，超妙入神，變化萬方，集眾美于一身，集中體現了中國儒家哲學的“中庸”“中和”的審美觀。
王羲之的書法極具中庸之美，正如詩的“發乎情，止乎禮”，“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怨而不怒”，合乎不偏不易的中庸之道。“中國藝術的兩大基本類型是陽剛和陰柔，儒家重陽剛之美，道家重陰柔之美”，儒道的審美情趣表現為“孔子尚文而莊子尚質”。②右軍書法兼具陰陽剛柔、張弛開闔、質文縱斂的調合之美，不激不厲，風流儒雅，爛漫之極，復歸平淡。正與對中國歷史文化影響至深的儒、道兩家思想文化背景相吻合。另外，右軍之書，多為簡札，屬不經意而書，故能深得自然天成之妙。儒家以經邦濟世為尚，“完天人之際，察古今之變”者方為博古通今的大儒，而詩賦書畫僅為末流，揚雄所謂“詩賦小道，壯夫不為”，書法之理亦然。胸無氣質，刻意為之，則流於匠氣。名家大儒，隨意而書，遂成佳妙，而至不可復得。右軍之蘭亭禊帖，平原之祭侄文稿，東坡之寒食詩，皆屬此類。這種不經意之妙，正是歷代宗法者難以攀仰的風骨所在。四、唐太宗李世民等帝王及歷代權貴、文人墨客的極力尊崇，使之成為書法史上難以逾越的千年法則。其實，王羲之的書聖地位也不是一帆風順的。“古代書家被稱為‘書聖’的有好幾位，最後只有王羲之的書聖桂冠一直保持于不墜，這是有其客觀歷史原因的。宋齊年間，王氏聲名沿未大噪，中間他的兒子王獻之曾一度高出乃父。”③直到唐太宗李世民把王羲之的書法推上了至高無上的地位。“詳察古今，精研篆隸，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煙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若斜而反直……心摹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④
蘇東坡《題二王書》雲：“筆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獻之。筆禿千管，墨磨萬鋌，不作張芝作索靖。”説的是學書要下苦功，熟極乃善的道理，言雖不謬，但“書及羲獻”，只不過是學得其法而已，或者説是東坡先生的良好願望吧。其實羲獻是高不可及的。受諸多條件制約，不管天資多高，功夫多深，二王的藝術成就是不可逾越的，這正如古希臘的文化成就高峰現代無法逾越一樣。雖然王獻之“假托神仙，恥崇家范”，不過王獻之的成就根源主要在於沒有背離王羲之書法的風流蘊藉，而在風氣上更加放縱一些，雖然影響至深，但比之王羲之，其不足之處正是在此，不及其父的中庸沖和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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