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工業革命之後，人類社會自西方開始出現了涉面龐雜的“現代化”進程。這是一種完全不同中世紀之前的全新時代，人類的價值觀念從對超驗力量的信仰轉變為對理性與人類自身力量的崇拜與信仰。應用科學的成果成為這種信仰可以延續至今的理由。儘管，思想界的“後現代主義”無時無刻不在挑戰“現代主義”的理論基石，但是，今天的世界仍舊在“現代主義”的巨大慣性中前行。“全球化”的逐步深入，不僅帶來了各民族價值觀念的趨同，同時也帶來了以人口流動為特徵的這一特殊現象。無論在一國內部還是不同國家之間，“遷移”與“流動”已經成為越來越普遍的現象。這種流動並非以往的簡單地理概念上的遷移，遷移的背後有著深層的歷史及現實原因。伴隨遷移人口的移動帶來了很多特殊“空間”的出現，如“難民營”“貧民窟”。這類空間的産生同時引發一系列新的問題，尤其是經濟不發達地區人群在遷移至發達地區或國家之後，因為民族，文化，價值信仰不同造成各種衝突與矛盾。思想與理論的出現總會源自人類社會出現的各種不幸。如何認識這些衝突，如何定位由流動人口帶來的特殊“地域”？理解與闡釋這些衝突，必然要求我們反觀以往“國家”及“民族”的概念，重新探討全球化背景下與地緣政治相關的各方面問題。 2010年2月25日-3月22日，舊金山藝術學院展廳展出由侯瀚如策劃的“跨境地理學”（Geography of Transterritories）展覽。“跨境地理學”為舊金山藝術學院“新文化藝術生産模式” 這一長期研究項目的延伸展覽部分。五位參展藝術家多具跨領域創作經驗， 六組作品對全球化帶來的移民流相關現象及問題進行了不同角度的探討與呈現，包括從感性經驗角度再現移民在遷移中産生的不安全感，以鬆散資料視頻匯集的方式為觀者開放式闡釋與研究提供基本資料，通過對既定概念（如民主，文化，國家）的質疑為地緣政治的新發展提供有益思考。 《當代藝術與投資》：展覽的題目為“跨境地理學”（Geography of Transterritories），如何理解“transterritories”這個詞？ 侯瀚如：我不清楚如何用中文表達“transterritories”這個詞。我用“transterritories”指的是由原來本屬於不同國度及民族的人，在他們向其他國家，地域遷移的過程中，創造了一個具有新的含義的空間，例如我們知道的“貧民窟”，“難民營”這樣一些領地。這是一種臨時性的空間，在傳統的地理分界中沒有這樣一些空間的存在。這一空間是由移民穿越的行動而造成的空間實體，又可以稱之為“過渡空間”或“過渡領地”。 《當代藝術與投資》：請解釋這種移民“流動”現象。 侯瀚如：這是一種由歷史及目前存在的全球化的原因所造成的移民運動。這是一種被迫的移民，有經濟的，地緣政治的各方面的原因，各種原因造成的人的流動。在這樣一個“流動”的過程中，會衍生出各種空間，社會組織及經濟組織方式。我們用傳統的“民族國家”的概念不能涵蓋與解釋這樣一種情況。無論從這次討論會還是展覽本身以及各方面的例子，都已經指明：移民的流動在地緣政治裏面已經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形態和趨向。這種形態與趨向挑戰著我們現有的一種所謂民族國家，文化，政治結構各方面概念存在的合理性。 實際上，我們現在已經不能再用傳統的固定的邊界劃分方式來劃分各個社會或者民族的差異以及人的差異；而是要用一種更加具有流動性的方式去看待這類邊界劃分問題。所以，這需要我們在社會價值觀上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轉變。對於中國這方面的情況，我過去也曾經有所涉及。曾經用過“內部全球化”這樣一個名詞來指稱這種現象。指的是在現代化與全球化語境中，很多人從農村遷移到城市找工作，例如“農民工”現象。其實，這種現象給社會所帶來的衝擊力是非常大的。而且，直到今天，我們還沒有辦法去定位這些人的社會地位，定義農民工真正的歸屬以及如何從文化，政治角度給他們一種認同。
《當代藝術與投資》：哲學家及學者與藝術家在探討同一問題的方式有哪些不同？ 侯瀚如：現在不僅哲學家，還有研究地理學以及關於地區研究的專家，各方面都越來越多的涉及到對這一現象的研究。他們從各自學科的角度，為我們提供對了這一情況的描述和批判性的探討。實際上，全世界各個社會這種日常生活的劃分還是非常大的，藝術家關心社會的變化。藝術家在探討這方面問題的時候，學術性與視覺性兩方面的思考都存在。一方面，學術性的影響對他們非常大，比如藝術家認識到他們的工作與社會現實變化的聯繫，從視覺上來説，藝術家去專門發明一些語言，通過紀錄片材料加以裝置性的處理，參入一種新的可能性。還有一些藝術家從比較觀念的角度研究這些問題。 《當代藝術與投資》：在本次展覽中，參展藝術家對移民流現象的思考有何特點？ 侯瀚如：在這個展覽上，藝術家使用的藝術語言都不一樣。儘管都是在探討移民現象，但是每個人研究的具體課題又不相同。Ursula Biemann探討的是在北非沙哈拉沙漠裏出現的移民情況。他呈現的是從黑非洲試圖通過地中海移民到歐洲的這些人的經歷，這些人在沙漠中衍生的一種新的生活環境。 Carlos Motta則從南美的各個城市出發探討城市居民對於“什麼是好的生活”，“什麼是民主”的思考，他呈現的是在全球化格局下，每個人是如何去思考這樣的問題？他們的個人想像的小空間是什麼？他們的理想空間又是什麼？ Société Réaliste從歷史，學術研究的角度，去想像有一種新的定義歐洲邊界的可能性。他們的計劃很複雜。實際上，他們是從地緣政治，地理學，歷史學，從文化批判的角度，以歐洲為例，在討論歐洲共同體的未來。在官方的版本以外闡釋這種對歐洲共同體的理解。通過這樣一種研究，通過對歐洲共同體這樣一種官方版本的地理劃分，文化劃分，人口劃分，這個計劃對既有現狀提出一種很微妙但是很有力量的挑戰。 Michael Arcega則用一種比較直接而幽默的方式表達了移民的痛苦狀態。他做的是一個木製的裝置作品，這個裝置能被打開，人可以鑽進去，實際上他做的是一個偷渡工具，以一種很幽默的方式，讓你感受到所謂非法移民的非常痛苦的狀態。 《當代藝術與投資》：這次展覽與您日常研究項目是否有聯繫？ 侯瀚如：實際上，這個展覽策劃活動本身只有幾個月的時間，但是，它與我一貫的工作內容是有聯繫的，很多藝術家都曾經與我合作過，參加過不同的雙年展。我做展覽的方式一直都是關注幾個主要的課題，特別是我在舊金山藝術學院的這個展覽空間裏面，做的展覽都是按照我的四五個研究主題不斷深入發展下去的。與這個展覽有關的一個主題就是“新的文化與藝術生産方式”（New Models of Culture and Art Production）。這個主題探討的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們是怎樣産生與主流完全不同的生産模式。從文化，藝術的角度探討經濟及各空間的生産。特別在這樣一種非西方語境裏，全球化對這些地方的衝擊之後産生了各種抵抗式生産方式，或者批判式的生産方式。那麼，我們研究的就是這樣一些新的生産方式是如何産生的。在藝術層面，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很多藝術家在不斷探討這些問題。 《當代藝術與投資》：如何看待中國藝術家這方面的作品？ 侯瀚如：前年，我在伊斯坦布爾雙年展上做過的“世界工廠”項目與中國藝術家有關係。這個世界工廠裏麵包括了很多藝術家，他們探討了很多我談到的關於農民工的問題，像這類問題對中國現實的衝擊是什麼？像中國時下一直在進行的拆遷，拆遷對城市以及對人的生活的衝擊是什麼，這些課題都在我最近的展覽和文章中有所涉及。 《當代藝術與投資》：如何理解移民流動帶來的“時空組織”（space /time organization）？ 侯瀚如：由於人口的移動，因為各種不同下層人，非西方人的移動，造成了對西方現有格局的很大衝擊。這種衝擊很具體，但是經常就是存在於社會裏面但沒有辦法定義的一些空間。像很多國家中各種各樣不同的“中國城”（China Town）。這個空間很有意思，過去“中國城”是有門樓的，或者有一種很明顯的樣式。但是，今天的中國城完全不一樣。它會出現在郊區，或者半遠郊，這時候，你在定位這個空間屬性的時候就有了問題，你能説這個地方屬於美國？還是中國的傳統的地方？或者它是什麼？這就産生了一種“國中之國”的形態。同樣的，像非洲的一些移民在遷移的過程中，他們臨時居住的一些類似難民營的地方，這種地方的出現也是很奇怪的，很臨時，但是又能看到很有創意的建築方式。這種建築方式給我們的啟示又是什麼？所有這些問題都可以歸納到：如何看待今天的“創意“問題？什麼叫”創造性”？“創造性”又是屬於“誰”？等問題。比如，中國最有創意的例子之一就是“釘子戶”。釘子戶很有意思，他們給藝術家也帶來了很多有意思的啟發，還有像現在北京藝術家拆遷的事情，拆遷産生的鬥爭也是很有意思的。藝術家如何去用創造性的方式介入這樣的問題，這些都會帶來很有意思的思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