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紅旗：2014年11月19日，首屆世界華文文學大會廣州鳳凰城召開。本次大會由中國國務院僑辦主辦、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與暨南大學承辦。我很高興，也很榮幸，代表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女性文學委員會，對眾位作家、評論家、學者的蒞臨表示熱烈歡迎！來自3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400位文學朋友，相聚廣州鳳凰城，以“文化傳承和時代擔當”為總主題，以一個“高峰論壇”，十個專題論壇的學術研討的宏大規模，共用新思想、新智慧、新精神的世界華文文學盛宴。

在本次大會總主題的統領之下，世界華文女性文學論壇的主題是“華文女性文學的世界圖景”。分為“華文女性文學的經典化問題、華文女性文學的熱點與前沿問題、性別視野與跨文化書寫的困惑與經驗、世界華文女作家的新作評論”四個議題。

新世紀以來，各國各地區的華文女性文學，因多元而精彩，因融合而昇華，書寫了新的篇章，展現了新的圖景。在“母國”文化記憶、“本國”在地經驗與理想追夢的探索中，從超越此岸與彼岸轉換到“第三時空”，更加深入地考察時代困境，以文學的審美方式，化解“失根”、“失心”的精神危機。今天的論壇，可以説是新思想、新成果的發佈會，是作家、評論家雙重在場的對話會。

今天的論壇，分為上半場和下半場，共有12位嘉賓演講報告，完後留出時間交流互動。每位嘉賓演講12分鐘。請各位把握好自己的時間。下面請上半場演講嘉賓前排就坐，論壇正式開始。

上半場：主持人：王紅旗 講評人：陸卓寧 

戴小華（馬來西亞）：經典作品中女性形象對現代視野的影響

經典文學作品中所創造的女性形象，尤其是在父系社會體制下以男性為主導所建立的文學成規中，對人們的觀念總不免會有不同程度的影響。甚至會深入男女潛意識的領域，使人渾然不覺。作品中，女性的類型往往以刻板的模式出現，不是貞女聖母即是妖女蕩婦。雖有少數的女英雄出現，也常被忽視或誤釋，使她退隱或消散在浩瀚的典籍內。我將從對經典作品,語文,廣告,文宣,教科書這五方面的閱讀和觀察中粗略分析其對現代視野的影響：

（一）在經典作品中：

我以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古代四大經典名著《紅樓夢》、《水滸傳》、《西遊記》、《三國演義》中所創造的主要女性形象略作闡述：

《紅樓夢》中真正重要的人物，除賈寶玉外，都是女性。其中最重要的便是“金陵十二釵”。這些女子有的才華橫溢，有的聰明美麗，有的玉潔冰清，有的志行高卓....儘管如此，她們對自己的命運完全沒有操縱權，她們不是悽慘的過早告別人世，就是倍受精神折磨而茍活，或是永伴青燈古佛旁。這些女子在封建制度的摧殘下，曹雪芹向我們展現了一齣出慘烈的女性悲劇。正像警幻仙姑給寶玉喝“千紅一窟（哭）茶，萬艷同杯（悲）酒”的寓意一般。

《水滸傳》作者施耐庵塑造的女性形象讓人印象深刻的分成三類：

1.女英雄：顧大嫂、孫二娘、扈三娘。

施耐庵如此描述她們：顧大嫂眉眼粗大，胖面肥腰，有時怒起，提井欄便打老公，是山中母大蟲。孫二娘眉橫殺氣，眼露兇光，是黑店老闆娘，綽號母夜叉，就是能食人、傷人的惡鬼。扈三娘雖是能徵慣戰的美貌佳人，但仍脫離不了任人擺布的低下地位，由宋江安排嫁給矮腳虎王英，後又死於非命。

2.淫婦：閻婆惜、潘金蓮、潘巧雲，賈夫人（盧俊義妻），她們或遇人不淑或被迫成親，然都因經不住誘惑出軌，結果都被作者筆下不近女色稱許為好漢的丈夫或親人殺死。

3.貞婦：林沖的夫人林娘子。因被高衙內威逼成親，自縊而死。

《西遊記》中形象最鮮明的就是唐僧師徒四人。至於吳承恩描述的女性形象約略分成三類：

1.女神：觀世音菩薩、嫦娥仙子，普賢、文殊、王母娘娘，她們寬容善良又無所不能，常解救'唐僧師徒于危難中。這种女性可以説是男人心目中完美理想的道德楷模。

2.女人：《西遊記》中描述的世俗女子不多，僅西梁女兒國的國王，唐僧的母親，百花公主和幾個王妃等。而著墨最多的是女兒國的西梁女王，她美麗多情，聰慧靈秀。

她勇於主動追求自己渴盼的愛情和婚姻，甚至願意捨棄王位，讓唐僧為王，自己為後，為他生兒育女。雖然唐僧辜負她的情意脫逃而去，她身為一國之尊，沒有惱羞成怒，反而因自己的勇於追求愛情婚姻而“自覺慚愧”。這也恰恰説明瞭封建道德對自然情慾壓制的深刻。

3.女妖：《西遊記》的女妖幾乎是清一色的美女。她們大膽豪放、不擇手段、並且隨心所欲，一切以自我滿足為前提。如：白骨精、蜘蛛精、狐狸精、蝎子精、玉兔精、樹精、老鼠精還有玉面公主、鐵扇公主。

鐵扇公主（羅剎女），她與其他女妖相比，更像一個封建社會的賢妻，丈夫牛魔王移情別戀，她只能苦苦等待，偶而丈夫回來，便滿心歡喜，甚至不知所措。甚至為了搭救丈夫甘願奉上寶扇。

《三國演義》書中羅貫中呈現的多是英雄豪傑，女性形象很少。讓我們印象最深是貂蟬、孫尚香、甄姬。

她們三人都是男人鬥爭的棋子，是政治交易的工具，殘酷戰爭的受害者。貂蟬完成美人離間計的任務，卻被視為禍水，被關羽殺死；孫尚香由孫權安排的政治婚姻，在丈夫劉備死後自殺；甄姬被當成戰利品成為曹丕的妾，最後曹丕移情別戀被賜死。最讓人震驚的就是女人在《三國演義》中還有被吃的，書中“殺其妻小”的例子不勝其數。而羅貫中從劉備口中留下的一句名言：“女人如衣服，兄弟如手足，衣服破，尚可縫，手足斷，可奈何？”至今仍有人不時傳頌，影響許多人的觀念。

“從古典小説來看女性，我們感到整個中國是屬於男人的世界，社會一直沒有給女性生活的空間，以及心靈的空間，也沒有給她們選擇生命路線的權利，在小説中，我們看到最好的環境是大觀園，而實際上，那只是一個大玻璃缸，女子像金魚般被圈養在其中，物質生活較豐足而已，卻跳不出那狹窄的天地。”（鄭明娳《古典小説中的婦女群像》）即便有女英雄（女強人），淫婦，女妖突兀于群雌之中，卻也覺得她們離經畔道，膽大妄為。受到鄙視與譴責。在父系體制下古典作家將現實生活的女性提煉為文學上這兩種傳統典型，深深影響著現代人的視野。現代經典作品中創造的女性形象，也多有這類女性形象的影子，足可見父系體制的影響力。（比如現代經典著作白先勇描繪的玉卿嫂、尹雪艷、李彤等女妖群；陳映真塑造的唐倩、劉小玲、蔡千惠聖母；七等生呈現的晴子、戴安娜的珞珈聖女群。）我指出經典作品對女性角色的詮釋受到傳統思想的局限，並非要否定經典，否則就不被稱為經典了;而是要將被父系體制壓抑掉的女性經驗與問題更平等的參與文學傳統。

（二）在語文中：

在古籍中其封建傳統的觀念也對現代視野造成影響。

説文：“男，丈夫也，從田從力，言男用力於田也。“開始有男主外的意涵。説文：“女，婦人也，服也，從女持帚灑掃也。”女主內的意思。而後引申為“婦人伏於人也，是故無專制（自由）之義，有三從之道。”尚書：“牝雞司晨，惟家之索”。

這句話指的是母雞學公雞叫，陰佔陽位，家裏就會衰敗，因此導出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説法。

詩經：“弄璋弄瓦”。生男稱之為弄璋，生女稱之為瓦，開始有重男輕女的思想。

班固漢書韓信傳中批評項羽為：“婦人之仁”，認為項羽之性與婦女近似，顯然輕視矮化了女性。宋儒甚至提出“寡婦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主張。中國的思想家幾乎全是父系體制的代言人，唯一的例外是老子。他認為宇宙的法則是傾向陰性的母性法則。老子：“玄牝之門，是為天下根。”“萬物負引而報告陽，衝氣以為和”。他主張：“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在不貶抑雄的同時，要人學習溪谷慈愛、博大、涵容的陰性特質。就是要陽採取陰好的特質，來補足儒家父系系統的不足，這是“採陰補陽”的思想起源,後代道教房中術有所謂採陰補陽，已流為末節，重在肉體交歡，或男性找年輕女性好合，以至於今，都是後代方士造的孽。

我們再看看男女對比的用語：

三妻四妾----三貞九烈

風流倜儻----水性楊花

出將入相---出水芙蓉

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

老驥伏櫪---老蚌生珠

三綱五常---三姑六婆

侮辱女性的用語：像國罵、三字經、信口雌黃、紅杏出墻、奴顏卑膝、女子無才便是德、婦人之見、母老虎、最毒婦人心、母夜叉中、黃臉婆……等。這些侮辱女性的用語多半與侮辱性別本身相關而非關乎個人的道德修為，侮辱男性性別的用語亦有，癩蛤蟆想吃天鵝肉、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但少。（可參閱李元貞《中國語文中的性別歧視》）

（三）在廣告中:

文學和其他大眾傳播媒體（如電視、廣告等）一樣，是傳播意識形態的利器。

在目前社會，電視是模塑孩子思想的重要工具，而廣告是孩子從電視吸取的重要訊息之一，廣告內容在孩子成長上的重要性絕不下於電視節目，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通常廣告中與女性有關的有下列幾種情形：1.特別強調女性是無知的：如介紹産品和傳遞新知時，多由男性為女性説明。2.暴露女體：大部分的廣告暴露女體往往不是為了創造美感，而是以其做為一種引誘力。3.性暗示：如一些汽車廣告及新車發佈會，女車模暴露的衣著，充滿了性暗示，甚至到了令人噁心的地步。4.對權力或正確觀念的誤導：女性形象在廣告中被嚴重的扭曲了！

廣告商往往只能依猜測或依自己過往從他所受的教育和所讀的書籍中對女性形象的認知去製造廣。其實現在許多家庭的支出大多由女性決定。我們相信大部分女性所歡迎的是尊重女性、正面反映女性形象的廣告，並朝此方向努力，製作更合乎人性、合乎兩性平等精神的健康廣告。

（四）在文宣中：

我謹以大選中的文宣作品來舉例。由於教育普及，女性意識的覺醒，因而參政的女性也增多了。但是，在就我觀察大選的女性候選人參選的方式及助選的方式來看，並沒有突破傳統的女性形象。基本強調“賢妻良母”的家庭角色，或是“代父（夫）出征”的悲情角色。

經過大量閱讀選舉中平面的文宣及後選人經過精心設計的相片，我們我們會發現這些視覺意象及圖像符號是多麼具有性別的內涵及差異。

男性候選的照片幾乎全是被相機用仰角拍攝的高挺立姿，有種君臨天下的氣勢，呈現出他們是行動者、領導人，是選戰及生活中的英雄。而女性候選人通常是坐著或垂手肅立，眼睛平視看鏡頭，親切而不具挑戰性地微笑著，或是代父（夫）出征的哀愁。兩種文宣中的主流照片已充分顯示候選人對自己及對選民的想像，這種想像仍然沿襲著傳統的性別角色。男人競選，為的是救國救民，他高山仰止；女人競選，為的是服務大眾，等待被肯定。

解讀了這些基本的圖像符號後，不難更具體的體會出男性在這個歷史悠久的傳統中，有各式各樣的形象及資源可採用，女性卻還在尋尋覓覓，捍格不入，資源短缺。

（五）在教科書中

在90年代，我曾特別花了些時間整理我國（馬來西亞）華小6冊道德教育課本的內容。結果，竟發現書中有相當嚴重的性別區隔，同時刻板的認為，女性只適宜從事某類工作或扮演某些角色。

1.從統計上看起來，插圖上男性作為主體出現的比例，遠大於女性出現的比例。

2.全部插圖中，男性角色從帝王將相、英雄烈士、鄉團領袖、專業人士到工農百姓，中外古今，幾乎涵蓋了所有的層面。女性的角色則非常狹窄而刻板化，多是以母親、老師、護士身份出現。

3.全部6冊插圖中的醫生、校長、村長、班長、法官、總經理、主席、會長、部長等，屬於管理階層及權威性的人物均為男性；而操持家務者恒為女性。家事、“服侍”，成了女性的“天職”。不管她是職業婦女或是家庭主婦，這就是道德教育插圖呈現的資訊。

4.六冊課本中，分配産業的內容出現3次，男性都是財産的當然受益者。或許，這些父親都正好沒有女兒。

5.出現在運動場上的均為男性。

6.書中父親是家庭的決策者，孩子知識的啟迪者，也是知識的追求者；母親的活動則為做家事，看電視，上廟堂、買菜。

我所以選擇插圖作統計，是因為小學道德教育裏，文字本身性別歧視的現象比較少，但是插圖卻明顯而嚴重的呈現兩性刻板的印象，將特定的舊有女性形象烙印在現代兒童的身心上。

教科書是孩子每天閱讀、背誦的材料，也是影響他們人格發展和形成價值觀念最重要的文化刺激。然而，書中所提供的素材與現代兩性角色的差距太大，不僅對從傳統封建觀念到現代家庭倫理轉化會形成妨礙，即使對於女性生涯觀的建立也是負面的。我不知道國內和國外的教科書的繪圖是否也出現這種偏差。

因為，傳統文化所以能夠積澱傳遞，是通過文,語言等社會機制，還通過家庭，學校教育以及社會風俗，風尚等社會群眾心理，在社會人之中産生的內化（即個人與社會的認同）。

雖然當社會急速的現代化之中，傳統男尊女卑的思想早已被打破，這種社會轉型連帶文化思想轉型的影響下，做為一個敏感的作家，在拓展作家寫作題材與主題上面，早已不自覺的拓寬了。

然而，我們仍需要透過經典作品、語文、教科書、廣告、文宣中，不斷的對兩性問題從事進一步的省思及重新加以審視，就人類包括兩性的整體經驗與問題的探索角度來説，有助於開拓現代視野與作家的創作力，以産生更豐富的女性形象，並在豐富兩性未來文明的內容上，達致一個穩定和諧的社會上，奠下堅實而富開創性的基礎。

 

林 湄（荷蘭）：“也談“經典”

人不同動物是人有思想還能創作藝術文化，通過文字、色彩和音色將豐富多彩的社會生活付諸藝術形體、圖像和音色，帶給人感官娛樂或審美享受。可以説有人的地方就有人的精神産品。然而，文化需要文字的表達，如土族雖然也有自己的繪畫和音樂舞蹈等，假如缺少文字的記敘就會導致民族生死存亡的威脅。

文學是諸多文化藝術中最集中、完整、具體地體現人文思想的綜合性藝術。可惜，能創作文學的人為數不多，即使在這樣少數人的創作裏，一般説來，市面上的文學，無論作者或讀者，多是“蘿蔔青菜，各有所愛”，有人視文學為娛樂、交際、名利的平臺，有人當其可舒通情緒發泄感悟，有人視其為一種愛好，至於讀者方面，基於教育、專業、學養有別，沒有理由要求人人都能讀懂《紅樓夢》或《浮士德》。可見“經典”問題依然曲高和寡，除了需要提升民眾素質，還得倡導何為經典，它有什麼特點，長處在哪？

這就涉及到經典的價值和意義問題。

所謂經典文學均具有以下方面特色，一是不受時間的局限，任何時代任何民族均讀之不厭的作品；二是題材來源現實高於現實，無論人與事或日常生活細節經作者過濾、沉澱、思考，昇華成為經得起審美的對象；三是書中雖無圖像音響讀之讓人如見其人、如聽其聲、如臨其境，覺得與作品裏的人與事似曾相見，甚至將其深刻鮮明地置於靈魂深處，如《包法莉夫人》、魯迅筆下的祥林嫂、阿Q等，除能感同身受他們的喜怒哀樂外，在抽離形象思維的熏陶後還能想到隱藏于他們精神物質後面的東西。總而言之，作品體驗出生命的高度、深度和寬度以及創作的難度。可見經典是社會的影子，人學的教材，其價值意義是屬於全人類的，一方面，後人能從文學經典裏看到已過時代的政經、社會規範、次序、民俗、倫理、服裝、飲食等風貌，以及當時是外在的還是內在的障礙困惱著人們。另方面，經典文學多是人精神領域內的一劑保健品。亞裏士多德強調文學作用在於凈化（Katharsis），雨果為“分擔全人類的痛苦並試圖減輕痛苦……”而寫出《悲慘世界》，因而讀經典文學能營造心靈美、揚清去污，給人啟迪或幫人化解存活過程中面臨的苦難與挑戰，提高人的生命素質與能力。那怕是巴爾扎克筆下的《貝姨》，讀後也令人深思，即在反面人物身上獲得啟迪外，領悟作家對人類無知引發悲運的大悲傷和大憐憫。

文學既然是人學， 而經典是由人創作的，可想而知“經典”對作家也會有所要求，這就是，書寫者除了有文學的天份，還必須經歷豐富、對人生際遇和命運有著深度的體驗和思考，重視歷史文化和叩問心靈的思維，對大自然、奧秘的神性有所了解和對話，此外，還必需遠離功利、淡薄名位、拒絕誘惑、甘於寂寞、超越世俗、獨立特行，才能在大自由中發揮大自在，將偶然書寫成社會人生的必然。可以説，古今中外文學經典大致均出於生前命運坎坷、生存艱難的作者，李白、杜甫、蘇軾如是，曹雪芹如是，塞萬提斯如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是-----像托爾斯泰、歌德、魯迅等生前擁有的那種生活是鳳毛麟角的，但別忘了，他們的人生經歷也不是一帆風順的，無不歷經命運的磨難和生存歷練。

經典雖然來自不易，但這並不意味高不可攀或是不可思議的幻想，實際上，許多作家在創作文學作品時很少預先計劃或想獲得什麼驚人的後果，大多數的作家因天賦與愛好而創作，隨感悟生活後産生靈感流露真性情而書寫，因而，文學經典不是出自作者的主觀願望想經典就有經典，而是作者長期內在的精神思索、生活積累、生命體悟以及個人學養、品味、志趣、修煉等綜合體現的成果，也就是説，經典是毫不經意地呈現在歷史文化裏，往往超出作者所想所求。

由於經典的難得和價值，加上人性的脆弱，當文學遇到財富、名利或私欲時，常常會出現以下現象，不是圈子談圈子，人情多於文情的吹捧，就是像劉勰引用“鬼穀子~內楗”的話“日進前而不禦，遙聞聲而相思”。幸好，時間是公正的，許多經典是在後人梳理文史過程中發現的，將一些因種種原因被作者時代遭排斥或埋沒的經典重返歷史應有的地位，而有些當時紅得發紫的“經典”卻靠邊站了。類似這樣的例子古今中外文史上，枚不勝舉。

再説文化是國家和民族的精神支柱，也是社會文明尺度的標準之一。屬形而上的經典文學藝術創作品，常常成為一個國家或民族的驕傲，以歐洲來説，各國民眾對國家出現多少富豪沒有興趣，卻以擁有多少舉世聞名的作家藝術家為自豪，可見財富難以長存，唯經典的精神産品于社會歷史而不朽。

然而隨著社會的發展，形勢的變化，加上科技的進步資訊的爆炸，人類對文化藝術的欣賞與重視日益淡薄漠視，物質享受和肉體娛樂正一步步侵蝕和充塞人的靈魂，在此令人堪憂腦殘的精神處境裏，記得魯迅生前一面塑造麻木不仁的民群，另方面則在初論中國文化建設時指出“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後凡事舉”。

“立人”，首先需要精神糧食。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代表作之一《巨人傳》是拉伯雷看到中世紀社會的癰疥、嘲笑天主教、僧侶和奧羅費納經院式教育方法而作的，他描寫和讚揚的人文主義者波諾克拉臺觀點是——人應在身體和智慧兩方面都得到和諧的發展。現在是21世紀的地球村時代，拉伯雷意識沒有過時，有識之士也當倡導在物欲橫飛，一切向錢看，人成了物奴、體奴、權奴和錢奴，丟棄真善美，接近假醜惡，談不上作為人的素質和文化品味，倫理在獸化，文化被異化，德行在稍減-----車上、路上、家裏或辦公室，人人迷手機，不是玩遊戲就是發短信，難得在動車上看到一位女青年在看書，諮詢下，她説“看言情小説，消磨時間。”可見，在審美疲勞的當下，雖説立人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但在這方面，知識份子尤其教育者文藝創作者尤其應該當擔職責，能看到華麗外表社會裏的隱患和欠缺，發出良知的聲音。

確切地説，“立人”已成為時代的要務和當下的一種吶喊和虔誠的厚望，那麼，找經典、識經典、讀經典、論經典、愛經典的世風，期待為時不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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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彥 （加拿大）：親情困擾可能疏解于筆端？

幾年前，我應邀去多倫多，為一個讀書會做講演。那個讀書會的成員，清一色都是白種人職業女性。她們對我的英文小説《雪百合》中的母親這個人物形象，展開了意見相左的熱烈討論。

有的學者不解，為什麼在我的幾部中英文小説中，會反覆出現圍繞著母親發生的故事。母愛是個永恒的話題。千百年來，歌頌母愛的文學作品層出不窮。在我讀過的作品中，印象較深的，有高爾基的《母親》，張潔的《世上最疼我的那個人去了》，還有張承志的《騎手為什麼歌唱母親》。

在我成為母親之前，我對母愛的理解是單純的。在我成為母親之後，我對母愛的理解，卻陷入了深深的惶惑。

長久以來，伴著歲月的流逝，我一直未能從對親情的困擾中解脫。也許在潛意識裏，正是這種惶惑，促使了我提筆創作。我抑制不住地試圖通過筆尖，梳理出對親情的反覆思索，層層深化，以求徹悟。

我等待了十五年，才把我的第一部英文小説《紅浮萍》全部譯寫成中文版，呈現給祖國讀者。儘管時光的沉澱，已使中文譯本更趨成熟、客觀，但仍然引起了母親的憤懣。她揚言永遠不能饒恕我。

我反覆向母親解釋文學創作和回憶錄之間的不同，她實在不應當對號入座。即便作品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親人的一些傷心往事，我也希望她能有心胸，為記敘歷史的真實而做出奉獻與犧牲。

“媽媽，用不了多少年，我們都會離開這個不完美的世界的，”我對她説，“而歷史應當存活在後輩人們的記憶中，才能使這個世界漸趨完美。”

母親不能釋懷，迫我反覆向她檢討道歉。中國文化強調“為尊者諱”。父母面前，錯的，永遠是孩子，這與西方文化格格不入。我雖在加拿大生活了27年，但我血管裏流淌著的東西，至死無法擺脫。和母親解釋文藝規律，已無濟於事，便只能無奈地任憑早該擯棄的文化糟粕一遍遍重復。

正如我在《雪百合》中所感嘆的：真實，是十分醜惡的。

倘若我們如實地描寫親情，該有多麼恐怖？

中國社會科學院一位學者曾寫信給我，論及我的小説《雪百合》與李南央所著《我有這樣一位母親》二者中存在的同樣一種現象，納罕是何種因素造就了這種特殊類型的女性。

這個問題很復雜，令我陷入了更多的思索。説真話很難。但一個正直的、有良知的作者，應當堅持獨立思考、客觀地反映生活，而非趨炎附勢、投機討巧，隨意歪曲或美化歷史與人性。

不少人傾向於把一切不幸都簡單地歸咎于政治運動。然而，曹七巧的生活圈子裏，政治運動是零。 即便是在政治運動繁花似錦的歲月裏，眾所週知，磨難與衝擊也並未使所有的女性都喪失理性和母性，採用對敵鬥爭的手段來折磨自己的親生骨肉。虎毒不食子。那是為人的底線。

不可否認，性格造成了命運。我在自己的作品中，通過對一個又一個熟識女性的觀察與分析，探索人性缺陷所引發的問題，由此造成了她們命運的坎坷。不回避這樣的因素，我們才會對歷史和歷史中的人物獲得更加清醒的認識。

劉再復老師在《紅浮萍》的前言中曾有一針見血、力透紙背的分析：小説女主人公雯對于“父親”（組織）的絕對的愛與忠誠，使她喪失了其他一切的愛，並經受了貫穿一生的身心折磨。

他的話，令我想起了多年前偶然讀過的一篇英語論文，那是關於中世紀歐洲一個修道院裏發生的故事。該文描述了曾經生活在修道院裏的幾名年輕的修女。她們都在暗地裏把自己“嫁”給了耶穌·基督，通過對這位“戀人”的忠貞不渝，來維持信念，碧海青天夜夜心，渡過修道院裏悽清孤寂的漫長歲月。也許，女性是依賴于“愛”與“被愛”來生存的。修女們為自己“愛”的本能找到了寄託之所，成功地實現了情感的轉移。

愛，或者説親情，是我的小説主人公對她母親所寄予的悲憫情懷，同時也是小説中的母親希冀獲得組織認可時所孜孜追求的一種情感。

在新舊交替的大變革時代，家庭和親情這些傳統的儒家價值觀在新的文化震蕩之下被扭曲和破化。作為驟然投身於變革洪流中的知識女性，雯們無可避免地掙扎于新舊兩種價值觀中，一方面，她們渴望以獨立自主平等的新女性形象自立於世，一方面，她們在潛意識裏卻依舊擺脫不了女性在傳統上對男性的心理依附。當這種依附無法通過美滿幸福的婚姻得以完善時，雯們身不由己地將這種情感寄託到了男權的替代物—“組織”的身上。

這個強有力的男權替代物所倡導的鬥爭哲學，需要雯們在革命的蛹化過程中勇敢地割斷一層層親情的絲線，並使她們象在追求一個完美無缺、高不可攀的戀人一樣，屢屢被拒之門外。她們的才華和努力都付諸東流，而從她們身邊奪走這一切的，恰恰是她們最渴望擁抱的戀人。

造物主是仁慈的，樂於看顧不幸的人們。他早已為普天下的女性都準備了一劑醫治心靈的良藥。無論貴賤貧富，能夠體驗為人之母的過程，實乃人生之大幸。

可嘆造物主的神情厚意，並非人人都能領悟。女性或者母性的情感無以寄託時，人性中惡的一面便會凸顯。女性往往會逃避面對強勢的男權，而選擇相對軟弱可欺的其他女性，作為報復的手段。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孝道，此時也成為方便的工具，使得失意的女性能夠名正言順地把滿腔怨憤都發泄到女兒的身上。當她們把女兒，而非兒子，看作一切不幸的根源之時，恰恰證明瞭她們遠未擺脫開傳統文化的桎梏，成為擁有獨立自主平等觀念的新女性。

雯們不懂得，博愛，才是治療一切疾病的良藥。悲憫和寬容，不摻雜任何目的的純粹的愛，才是真正至高無上的道德準則。和同時代的許多人一樣，她們只能接受自己的英雄人物形象，而把一切不幸都歸咎于時代和他人，從不反省自身的缺陷。

時代翻過了一頁又一頁，僵化的口號消失了，代之以物質的誘惑。今天的人們，陷入了另一種困境。除了錢，已經貧窮得一無所有。面臨著新的潮流，雯們的失落，使得她們的人生悖論愈加明顯。可悲的是，這代人已入耄耋之年，大多衍化成性格古怪的偏執老者，已無能力站在時代的背景下，冷靜地審視自己人生的得失，尋找到心靈的寧靜。

剛剛過去的夏天，我再次回到北京，探望年邁的母親。一個落日將歸的傍晚，她突然悠悠地問我，“基督教如今在中國很盛行。據説，大多數中國人是為了祈禱錢財而信教的。焉知基督教的精髓，卻是教導人們學會懺悔的。是嗎？”

從母親已經昏花的眸子裏，我捕捉到一線微弱的光亮。

 

劉加蓉（美國）：被文學遺忘的角落

——性別視野下美國社會底層中國女人的命運

在眾多文學“大家”面前談文學與寫作，就好像班門弄斧。我不是文學科班出身，沒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但並沒有影響我對文學的熱愛與寫作夢的追求。

《幸福鳥》和《洛杉磯的中國女人》兩部自傳體小説創作中，我從女性視角出發，以紀實手法，分別把生活在不同時代、不同國度的普通女性對人生、愛情、婚姻，現實給她們肉體的磨難與精神上的折磨，呈現給讀者。人物、事件雖有原型，但是再創作。寫作中我重新經歷那些傷痕與痛苦，會哭、會喊，沒有痛楚，哪有感悟！

我的創作體會有以下幾點。

一、社會底層女性立場與視角。

《幸福鳥》寫的是移民海外後對往昔生活的回顧，“文革”、“上山下鄉”、“知青回城”等時代背景下女知青劉雨晴的成長際遇，帶出她的好友新惠的悲劇，展露那個時代女性作為犧牲品的必然——除了政治上承受的壓力，還有經濟上的磨難，情感上的掙扎，性別歧視和利用，男權社會中的不公。

《洛杉磯的中國女人》保持了同樣的敘述視角，敘述新移民浪潮中的底層女性命運。

描述移民生活的《北京人在紐約》、《曼哈頓的中國女人》和《上海人在東京》都是以“成功”與“輝煌”作為主人公命運的終點。現實生活中，“功成名就”者在華人移民中是一個大概率嗎？應該不是。大多數,特別是女性。如《新民晚報》駐洛杉磯記者沈月明報道我的《幸福鳥》時所説的一段話： “在洛杉磯，像（劉加蓉）這樣的華人婦女有很多。她們沒有學歷，人到中年，還要養家糊口，做的是車衣工、洗碗工、護理工等等，沒有光鮮的衣著，只有憔悴的容顏……”我跟她們一樣，做過車衣工、護理工、光纖通訊、禮品店的收銀員等，所以，寫起《洛杉磯的中國女人》才能“駕輕就熟”。

二、以愛情、婚姻、家庭事件為主軸

我懷著一種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去寫《幸福鳥》的，因為較少有人寫中國境遇與北美，物質與精神雙重的時代犧牲品形象。都在寫到了美國，歷經掙扎，主人公苦盡甘來。由於生活、工作的局限，我確實無法以“宏大敘事”去表現時代，只好以個人視角挖掘自己的所聞所見。但我認為這些個人經歷有很大的代表性，反映了一代人的生存狀態。從新世紀的視角去回顧上個世紀，啟發性更強，應該對讀者有一定的教益。

寫《洛杉磯的中國女人》時，我已經在美國生活了二十年多了。從“土插隊”到“洋插隊”，我經歷了人生一次次“蛻變”。

到美國後一切從零開始，接觸了一群在底層辛苦打拼的華人婦女。她們中很多人學歷低又不懂英文，只能從事最辛苦的勞動。經濟窘迫、兒女的教育多重壓力下，家庭變故頻頻出現，她們無法爭取自己的合法權益，其辛酸苦累較少為人所知。我是因為感動，所以寫作。作為她們中的一員，我要替她們代言。

三、揭示人性的“真善美”，社會的“假惡醜”。

有關《洛杉磯的中國女人》的報道與評論中，有媒體用《一個離婚離成的作家”》、《一個從聲討男人走向文學的女人》為標題來報道我，甚至有人説《幸福鳥》是一個“怨婦的自傳體日記”。我認為，即使真的是“怨婦”，難道不應該有人替我們伸冤嗎？那秦香蓮、竇娥等為什麼成了文學經典？這些人的遭遇難道不更加明確、清晰地體現了人性的真善美，社會的假惡醜嗎？

中國五十年代生的人，從對信仰的狂熱，到上山下鄉後理想的破滅。移民後，由於歷史的原因，她們仍是時代的棄兒。她們工作辛勤努力，為家庭無怨無悔付出，卻遭遇到男性的欺騙，社會的歧視。這些男人難道不該揭露？

時代演變中，中國一直是男權社會。《幸福鳥》小説裏的劉雨晴、新惠等，出於“追求幸福”的本能，她們為工作、戶口而掙扎。

《洛杉磯的中國女人》們同樣如此，所以才在發表後收到讀者強烈的反饋。他們説感謝加蓉的筆，審判了那些逃過法律審判的惡人，為這群沒有話語權的底層婦女吶喊。

八十年代的出國移民潮中，其實有兩類人，一類是留學生。他們為了學費、身份，曾經在底層生活過一段時間，吃過苦，但經過奮鬥最後有所成就。文學作品寫這方面的大有人在。但另一類就是移民，他們以親屬簽證來到異國，大多數人到中年，學歷較低，特別是女性，不容易擺脫底層的命運，她們舉步維艱，在婚姻的博弈中往往是受害的一方。她們在文學中受到忽略，可以説是被文學遺忘在角落。

來美二十多年，所見所聞甚多，讓我感悟最深的就是：一個女人最大的不幸莫過於婚姻上的挫折。尤其底層婦女中，有許多人不會保護自己，以致遭遇婚姻的不幸。

《洛杉磯的中國女人》的主人公葉秀，來美國時35歲。她躊躇滿志，要好好找一個老公，跟他生一個愛情的結晶。在大家都想方設法要來美國的八十年代，她卻從美國回中國，就為曾經的一見鍾情，一直唸唸不忘的白馬王子。結果，對方來美國後不久就消失了。而且還用卑鄙的手段鑽法律的漏洞，連一分錢的撫養費都不付。在感情和生活中苦苦掙扎中的葉秀，後來遇到了鐘援朝，發誓再也不離婚，她向他提出契約請求：“結婚就不要離婚。做不到，我們就不要結婚。”但這個信誓旦旦的男人最終還是跟她離婚了。

《洛杉磯的中國女人》裏另一個女性周小雲。丈夫不愛勞動，三天打魚四天曬網，家庭重擔整個壓在她的身上。為了錢，她説：“就是讓我去背死人我也沒什麼不敢。”

《愛到生命最後一刻》中的素容，一個衣廠女工，忙得連去醫院的時間都沒有，被發現癌症已經是晚期了。癌細胞轉移後，她安排自己的後事，對丈夫説：“不要墓地，不要棺材，連骨灰盒都不要，器官捐贈後骨灰撒進大海。”這樣的女性辛苦一生，奉獻一生，她們的生命像流星一樣，不應該紀念她嗎？

 在國人眼裏，海外華人是幸運的一群。他們生活在高度物質文明的國度，一定是幸福快樂衣食無憂。媒體報道的大多是些精英們的創業及成功。生活在這個社會底層的她們，含辛茹苦為被父親拋棄的孩子撐起了一片天。可是有誰替她們發聲？她們被文學冷落了，遺忘了。

我跟她們一樣，經歷了太多的磨難，也曾怨天尤人。通過寫作，我把磨難當財富，這些經歷與所見所聞成了我創作的源泉。我在塑造人物時，也在塑造自己。我相信，女人不是弱者，真正的弱者是那些靠女人改變命運的男人！

何鎮邦老師評《洛杉磯的中國女人》時説：“她寫葉秀與鐘援朝在美國的故事，寫孫紅梅姐妹，寫蘇姍在洛杉磯的打拼，就是要展示一些平凡的中國人，尤其是中國女人在洛杉磯的打拼與掙扎，讓我們了解到它們在‘天堂’裏的生活，也了解她們在艱苦的打拼生活中的追求與憧憬，人性的光輝與心靈的美麗。我認為，這就是這部關於異域生活的小説最重要的認識價值與審美價值。”

回顧我走過的路，從中國到美國，從平民到作家，是經歷造就了我，磨難也成了財富。一分耕耘，一分收穫，我會再接再厲，希望用我的筆，在萬紫千紅的創作原地，再讓人性的光輝心靈的美麗，照亮這塊被文學遺忘的角落！

 

蒲若茜：北美新移民女作家的“跨界寫作”與“雙語詩學”

跨越語言邊界的雙語創作是北美新移民文學中一道亮麗的風景，如嚴歌苓、閔安琪、張翎、趙廉、李彥等人的作品。這些女作家的創作不僅在語言上跨越了中文和英文的藩籬，且無論用哪一種語言都體現出一種混雜、互融的“雙語詩學”，展示出海外華人文學所特有的異質、多元與雜糅的特點。本文聚焦于當前美國、加拿大在“跨界寫作”上卓有建樹的新移民女作家，分析其雙語創作的不同類型及特色，雙語創作對東西方語言、文化資源的創造性使用，以及這種創造性使用所蘊含的美學訴求和政治策略。

 

林美君（巴西）：南美風情的華文寫作

各位貴賓、文友，大家好！

我是林美君，來自巴西，代表南美洲華文作家協會做論壇報告。

南美洲，相對於祖國家鄉是偏處千山萬水外的天涯海角，但是並不缺少愛好文藝的華僑，接燃著華文文學的聖火，把中華文化在異國他鄉承傳弘揚起來。于1991年組織了華文作家協會並向政府註冊登記，文友每兩月舉行一次文學研討座談會，互相切磋，交流心得。每兩年舉行一次年會進行改選，至今已有二十三年曆史了。

在此寫作是業餘愛好，資深之文友們，文筆有深度，作品朝論文方向提筆，鄉愁情境也佔很大空間。40至60歳女性作家為主，多數是華語教師，文章常描寫師生間互動和課堂花絮；喜愛寫旅遊篇，介紹所見之人文、地理和習俗。較年輕輩，因為受到移民國當地教育之熏陶，隨心所欲的寫社會評論、創新詩也常將葡文作品、詩歌吟唱為中文，融會了異族文學創意。

近年來隨著巴西和中國雙方關係發展，呈現欣欣向榮的景象。在海外之作家抒發個人感情也敘述僑居生活、僑社活動，宣揚著中華文化和中華民族傳統道德觀念，同時也反映了僑居地的社會情態、風俗習慣、融合著南美的文化色彩，入鄉隨俗般的寫出了富有南美情調的華人文學。巴西是一個多民族、多文化自由開放的社會，在此的華文作品與拉丁文化交融而形成自己的風格特色，包涵著東方之神秘感和南美之熱情及浪漫，寫作者皆是業餘的文學愛好者。在海外言論自由，呈獻出純真、率性、可歌可泣的文學作品。

南美洲華文作家協會的重點業務有四方面：

一、持續出版《南美文藝》會刊

從1992年四月十六日創刊以來，已出版41期，累計超過160萬字：按照出版的型式，可以分成三個成長階段：

1.創刊時期──從1992年四月十六日創刊，到1993年八月在《香港文學》月刊以《南美華文文學專輯》之方式代替第三期，都以書刊型式發行。在巴西出版的兩期，都是先打好字再一頁一頁貼版後照相製版印刷。特別是創刊號，是用傳統的鉛字一個個敲打出來，校出錯誤後還要剪接貼補，非常艱辛，也更為難能可貴。這個階段像蜜月時期，大家比較熱情主動寫稿，而且篇幅較廣，能夠包羅豐富內容。只是出版費昂貴，必須猛拉廣告；兩期下來，面子賣光，僑社資源減少，只好改弦更張。

2.普及時期──1994年五月的第四期和1995年六月的第五期，都以對開六版的報刊型式發行。用電腦打字，校對修改較為容易，但是仍然採取傳統貼版方式。因為出版費減低，所以發行量增加，隨報附送，普及面擴大。由於篇幅減少，而且不夠精緻，文友或讀者閱後保存的意願跟著降低。這個階段雖然促成僑界普遍認同的目標，但是刊物的素質顯然沒有進步。

3.發展時期── 從1996年十二月的第六期到現在的第41期，都以電腦打字排版，並配合改成八開的型式。不但外觀美化許多，篇幅也隨內容的充實而增加。這個階段拜資訊科技的發展之賜，很多文友的稿件開始用電腦書寫，方便審校；但是因為文友本職工作繁忙，寫作時間有限，加以文友老成凋謝，每期組稿都不容易，品質的提升也不多。

從以上三個階段來看我們的《南美文藝》，每期前進的腳步雖都很緩慢，但卻像登陸月球的第一步一樣，每一期都有我們成長的歷史意義和價值，每一步都有我們通過考驗的汗漬和欣喜。在離開母國文化千山萬水外的巴西，要出版一份純文藝的華文刊物來贈閱，幾乎走到勉強「守成」的地步。

我們的寫作和編輯一定要配合資訊科技的加速發展，趕緊學習網路閱讀和上網寫作，在地球村的虛擬華人世界裏，不但要努力把成長的《南美文藝》傳送出去，也要把全世界華文寫作的訊息接收過來。我們不能落伍成網路世界的文盲，我們要以創新精進的學習與寫作態度陪《南美文藝》持續成長。

二、定期主辦文學座談

南美作協每兩個月舉辦文學座談會，由各分組自選主題討論，並將紀錄以文學報導方式刊登于《美洲華報》和《南美文藝》，以便擴大分享。研討的主題有：兩岸及海外華人對漢字使用的看法、幽默大師林語堂先生、冰心的散文《小橘燈》、華文文學與社會之融合、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啟示、李安得獎電影《少年派的奇幻之旅》...

最近的一場座談會則針對我們南美作協，探討「如何珍惜過去、把握現在、展望未來」。宇光老師的結語，是我們共同的心聲，他説，「南美華文作家協會」是小社團，但是華文文學的力量無窮，我們可以「雖小猶大、舉重若輕」。

在「珍惜過去」方面，他回顧《南美文藝》創刊時在〈編後心語〉説過的「肯定人性、關懷社會」之編輯和寫作理念，作協走過23年來，也成了很多文友相互砥礪實踐的共識。

在「把握現在」方面，他認為文章「抒情要感人，説理要服人」；要先能感動自己才能感人，要先能説服自己才能服人。太強烈的説理會激起防衛，太放縱的抒情會流於濫情；必須靈活駕馭文字，適當拿捏分寸，才能達到文字「表情達意」的功能。他希望大家善用華文的魅力，激發人性的好奇，進而欣賞我們的華文文學。

至於「放眼將來」，他藉「潘多拉的盒子」的故事，期待大家把希望放進「南美華文作家協會」的盒子，讓好奇的讀者從閱讀我們的作品中，獲得感動、獲得啟發、獲得希望。他強調「肯定人性、關懷社會」的理念。愛是動力，只要心中有愛、文字有情，不但抒情容易感人，就是説理也不難服人。

三、主辦巴西地區漢字文化節徵文比賽

這項比賽係首次主辦，分社會組、學生組兩組。全程3個月，為了保持超然立場，所有評審都商請其他地區（包括台灣、香港、澳洲、紐西蘭）的文友擔任。參賽者多數為女性作家。

四、參與僑社團體或公益活動

僑社的文化或公益活動、聯合主辦的活動，文友們都不缺席。比如：

1.擔任巴西華僑慈善義賣園遊會文宣，撰寫新聞稿、花絮和攝影。

2.參與由巴西華僑慈善基金會主導的巴西兒童癌症醫院慈善活動，提升全體華僑良好之形象。

3.聯合籌備巴西華僑運動大會，負責新聞稿及花絮採訪撰寫。

4.參加慶祝美洲華報創刊週年暨僑團活動照片回顧展，整理了歷年資料、出版的書籍、活動照片、檔案。

省思我們盡心盡力的成果，雖然敝帚自珍，但是比之各位先進的地區，卻還有很多努力的空間和拓展的園地。我們在「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啟示」研討中，獲致的結論，可以作為我們今後努力的目標：

1.善用網路資訊

2.好作品的翻譯─已經成為地球村的網路世界，透過優質翻譯的文學作品才能多元推銷到無遠弗屆全球各地。

3.參賽與獲獎─參賽可以磨練功力，獲獎就是肯定作品價值。

4.魔幻的寫實─許多作家結合了原有自然景觀的魔幻色彩，和富含鄉土的民族意識，用寫作回顧關懷自己生活的土地。透過各種奇幻的閱讀之旅，也應該隨著文化的融合而調整文學的版圖。

5.想像與現實─文學作品是創作者通過他的精神活動産生的結果；想像與現實密切融合，相得而益彰！

6.兩岸文學交流─文學沒有國界，是文化最重要的載體。兩岸文學，取飲同一源流的文化長河，更需相輔相成、互相激蕩，才能匯成世界文學的主流。至於巴西的華文文學，還沒有生根茁壯，不但是巴西文化的邊緣弱勢，也是世界華文文學的涓滴細流。只有結合兩岸愛好華文文學的作家和讀者，捐棄意識型態的成見，加強文學與文化的交流合作，才能燃起生機，甚至轉弱為強。

7.華文在巴西的離散書寫，還有拓展空間─離散書寫，是鄉愁文學，在傳統華文文學的長河中，經常激出動人的浪花。放眼當今世界，華人遊走全球，到處都有「遊子」，到處都有華文的離散書寫。巴西是個移民混融的國家，華人雖不是非常多，但是華人的鄉愁文學卻是華文書寫的重要成分。移民巴西的華人，在母國的天涯海角之外，每個家庭的移民史都是一本大書，隨便翻頁都是心酸血淚的記憶。

8.要強化南美華文作協的文學功能，吸收更多華文文學的愛好者入會─南美華文作家協會涵蓋「南美」地區各國的華文作家，但實際上僅有巴西和智利等兩國有「華文作家協會」的組織，其他各國都是散兵遊勇，還不成氣候。巴西的「南美華文作協冠以「南美」，除了1999年舉辦「三十年來南美華人生活文化學術研討會」曾邀請全球華文作家學者代表齊聚聖保羅共襄盛舉外，平常活動僅及聖保羅和裏約；兩個月一次的文學座談和一年兩期的《南美文藝》是本會的文學活動表現，因為「例行」多年而定型，殊少創意。最近幾年，來自台灣的移民少之又少，皆很含蓄且保守參會；從中國大陸到南美洲的新移民，只顧從商、賺錢；二度移民他國或落地歸根回流的華人卻每年都有；在華文閱讀人口逐漸減少的大環境中，「南美華文作協」難得有新血加入，而舊會員則逐漸老邁凋零。如果南美華文作協的文學功能不能強化創新，而且吸收更多華文文學的愛好者入會的話，真擔心有朝一日會成為歷史的名詞而已。

文學反映也表現人性和生活。無論是個性或群性的善惡美醜，都是我們反映和表現的現象；無論個人或社會生活的明暗正邪，也都是我們反映和表現的內容。

立足巴西、心懷中華、放眼世界，我們巴西的華文文學版圖，還有非常廣闊的空間要努力拓展啊。

 

陸卓寧講評:

我們論壇的的發言不論是從哪方面看，都很好地回應了“華文女性文學的世界圖景”這一主旨。從發言者構成看，是分別來自東南亞（戴小華）、歐洲（林湄）、北美（李彥、劉加蓉）、南美洲（林美君）和中國大陸（蒲若茜）的作家和學者；從發言內容看，根本上説，是以同是女性的身份則以不同的“世界圖景”及其不同的體驗共同指向當下海外華文女性文學的思考、困惑和擔當。

海外華文女性創作形成大勢這顯然已成為事實或“現象”，但如同文學的經典問題在當下相當程度上不得不服從於市場價值觀的規約而往往帶來人們對“經典”的迷失一樣，眼下熱熱鬧鬧的海外華文女性創作應該秉承怎樣的“經典觀”，進而使自己創作呈現出應有的價值和意義？這構成了論壇的一個話題。來自馬來西亞的作家戴小華認為，《紅樓夢》等四大經典名著所創造的女性形象，不是貞女聖母即是妖女蕩婦，少有的“女英雄”也常常被曲解；而且，這些經典文本的性別觀在當下通過(馬來西亞)華文教科書、選舉的文宣廣告、現代傳媒手段等載體仍然在不同程度進行宣揚和傳播。她認為作為一個敏感的作家，應該給予必要的省思和審視。來自荷蘭的作家林湄，一如她十年前創作的長篇小説《天望》所表現出的強烈的現代批判精神和關懷/救贖意識，明確指出，文學經典是任何時代任何民族均讀之不厭、並經得起時間的過濾、沉澱、思考和昇華的審美對象。她還特別從自己的創作心得出發，以經過時間淘洗的中國和歐洲的文學經典及其精神作為參照，針對當下物欲橫流的社會現象，提出作家尤其要當擔職責，發出良知的聲音。

在文學的經典化過程，我們顯然有過不是因為審美的力量而造成經典在文學史上被有意誤讀或指派的流弊；我們也不否認，由傳統而現代、尤其是審美現代性確立以來經典化結構所關聯的政治、宗教、道德、美學乃至媒介原則的深刻變化,但經典無疑有其“恒定”的普世價值。如前述作家的堅持，因此，我們有理由呼喚海外華文文學的經典之作。據悉，作家林湄十年磨一劍，數易其稿，繼2004年問世的《天望》之後，于近期在新世紀出版社又出版了一部“虔誠力作”《天外》。這是很令人期待的。

無疑，作家的人生體驗對其創作活動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來自加拿大的作家李彥以“親情困擾可能疏解于筆端？”為話題，在論壇上真切地講述了母親對自己作品中母親形象的“對號入座”和誤讀所與她産生的矛盾，並由此表達自己了對親情、人性、政治、宗教的思考。李彥的發言，一方面，“印證”了人生體驗不僅是作家創作的根源，而且還影響著作家對創作題材選擇、審美訴求等文學本體問題的創作“法則”；另一方面，則暗合了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解構風潮，在表現母女衝突的背後，是對在父權文化中被神話的母親形象的顛覆，是對政治霸權對女性的異化、甚至是悖于傳統倫理的“弒母”情結及其女性主體建構的思慮和追問，當然也無不流露出對重建溫馨的母女親情的渴望。

來自美國的作家劉加蓉則以可感可觸的生活感受和心得，真誠地與論壇的各位分享了她的創作體會。她發言中，對坎坷人生和磨難經歷不怨不悔的情懷，對生活給予的饋贈的感恩之心，以及對頌揚 “真善美”、揭示“假惡醜”創作理念的堅守無不令人動容。如果説，南美洲的華文創作一直是海外華文文學版圖的某種“缺憾”，那麼來自南美巴西的作家林美君的出現，可謂是給論壇帶來了一股清新之氣。她介紹了南美洲華人文學社團的活動情況，特別是跟與會者交流了當地華文創作貫穿著傳揚中華文化和中華民族傳統道德觀，亦融合了南美洲的文化色彩，由此形成富有南美情調的華人文學的心得，無疑是給海外華文文學提供了一種新鮮的經驗。

此節論壇最後發言的，是來自暨南大學的蒲若茜教授。她的發言是對北美新移民女作家的“跨界寫作”和“雙語詩學”的觀察與闡析，當然也是本節論壇最富學術理性的發言，然而，卻頗受與會者的矚意。這或許在於蒲若茜教授的發言在一定的意義上回應了與會海外作家的在地創作中所遭遇到的異文化及其語言困擾的問題，當然還在於蒲若茜教授對具體文本和語段做了生動、詳盡和富有啟發性的的中英對比分析。至於何為嚴格意義上的雙語作家（寫作）或許還有討論的空間，但是，蒲若茜教授對於海外華文女作家“跨界和雙語寫作”具有混雜、互融的“雙語詩學”特點的提出，對於海外華人文學具有異質、多元與雜糅特點的闡析，以及在理論建構上的著力無疑是富有獨見的。

 

陳瑞琳（美國）：今日長纓在手----海外華文女作家的歷史挑戰

在當今的世界華文文壇，一個非常獨特又醒目的現象就是海外女作家所掀起的創作熱潮，大有一馬當先、不讓鬚眉之勢。

縱觀世界文壇的發展格局，多以雄性文學引領風潮，如英雄主義及自然主義，以及他們所塑造出慓悍、頑強、帶有不屈精神和奮鬥內質的硬漢形象。

近一百年來，女性作家的創作才開始引起世界文壇的矚目。從1909年瑞典女作家拉格洛夫到2013年加拿大作家愛麗絲•門羅，曾有十二位女性作家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這還不算《簡愛》的作者夏綠蒂，《呼嘯山莊》的作者艾米莉，《傲慢與偏見》的作者簡•奧斯汀，《遠航》的作者維琪妮亞•吳爾芙，《飄》的作者瑪格麗特•米契爾等等。但儘管如此，在整體的世界大文壇上，女性作家的創作還是屬於支流的力量。

但我們如果把目光投向世界的華文文壇，看到的卻是另一番景象，即女性作家的創作幾乎成為主力軍！無論是亞洲地區還是北美洲及歐洲，華文文壇都呈現出一幅“山花爛漫”的女性風采，甚至是一馬當先地衝鋒在世界華文文學的陣地前沿。正可謂春江水暖，女人先“知”，由此，海外的“文學女人”應運而生。

解析當今海外文壇的“紅樓”現象，一來女人與文學有著天生的血脈關係，生性中敏感多情，又渴望傾訴；二來海外的女人在生計的壓迫上相對比男人少，因而更有精力投身創作。三來移民的生涯充滿動蕩變換，更加上當代的華文文壇風起雲湧、內外交流，遂形成更豐富的文學土壤和環境，於是，被激勵的女性文學即成為一脈引人矚目的文學現象。

縱觀海外女作家的創作，其主要的精神氣質及情感表達，首先是更看重“人”的本源意義，即“人”在這個世界所承擔的各種角色。在她們的筆下，最善於在紛紜複雜的情感世界中，再現“人”的衝突與力量，由此形成了一道女性文學千姿百態又自成方圓的風景。

近年來海外女作家創作的一個新特點，是開始走向跨國界、跨族群、跨文化的寫作方向，她們能夠自由地在“原鄉”和“異鄉”之間巧妙地切換，無論是歷史的回首還是現實的反省，無論是懷戀的尋找還是超越的相容，不僅表現出“跨性別”的嶄新視野，而且呈現出多元化的創作格局，

當然，在海外女性作家高漲的創作熱情面前，一個嚴峻的歷史挑戰也擺在面前，那就是女性作家的創作將如何肩負起華文文學走向世界文壇的大使命？如何進入到更深重的人類命運的關懷，如何展現出“地球人”的廣闊視野？這，顯然是當代海外女作家所要面臨的大跳躍。

在觀照海外女作家的地域性特徵時，我們發現：

東南亞的女性作家，她們的令人可敬，主要是表現在她們所擁有的自身造血功能和努力在近親中吸取寫作營養的品質。但由於她們缺少母語國的生活經驗，對西方的各種文學思潮又比較陌生，創作的土壤多局限在自己生長的原鄉，急需要在題材上及表現手法上尋求突破。

北美的華文女作家，目前是海外華文文學創作的主力軍。她們多屬第一代移民，學養背景比較深厚，有深入血脈的母國記憶，也有面對世界新思潮的敏感性和吸收能力。在她們的創作中，一個寶貴的特點是有意識地保持了自己所處的“邊緣地帶”，即與“本土文化”及“主流中心”的心理距離，攜帶著母體文化的深刻影響與異域體驗的激蕩與碰撞，從而構建了一個獨特的寫作空間。

在大陸學者的最新研究中，跨文化的邊緣體驗為海外女作家所帶來的不僅是敢於直面異域文化的勇氣，同時也帶來對母體文化重新審視的目光。如嚴歌苓的《第九個寡婦》，張翎的《余震》，虹影的《饑餓的女兒》，陳謙的《特蕾莎的流氓犯》，袁勁梅的《羅坎村》，王瑞蕓的《姑父》等，都是與國內作家迥然有別的有關“中國故事”的書寫。

但是，在北美華文女作家的創作中，除了在中西文化的大背景下展開生命價值的探討，她們同時也需要為華文文學的發展前景尋找與世界文壇接軌的表現方式和創作技巧。

再看歐洲的華文女作家，已從上世紀的“散兵遊勇”進入到“騎兵縱隊”的方陣。生活在人類文明的源頭，歐華女作家特別善於用他們的靈性之眼看世界、感知世界及表達世界。但是，有關歐華女作家的研究卻一直是相當的薄弱。比如：被譽為半部歐洲華文文學史的趙淑俠，其創作的拓荒意義並未得到深入的挖掘，更有她近年來創作的歷史人物小説，其中所包含的情感價值以及人文主義的精神本質也都未能得到足夠的闡釋；英國作家虹影，其作品內在的女性主義力量也遠遠被忽視。當代法國小説家趙寶娟的創作，其勾人心魄的絕品小説，幾乎無人問津。有關荷蘭小説家林湄的作品，其中所張揚的宗教精神在學術界也是忌諱莫深。此外，近年來在法國崛起的新移民女作家山颯，這位留學法國的中國女孩所創作的小説《圍棋少女》，在法國已經銷售了12萬冊，並被譯為英、德、韓、日等17種語言出版，作品先後獲得法蘭西學院獎、龔古爾處女作獎和新年獎、卡茲獎等，中文版的《圍棋少女》也已在中國出版發行。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自冷戰結束後，統一後的德國逐漸取代了英、法，而成為歐洲文學的心臟，德華文學也隨之興盛起來，其中以女作家的貢獻尤其顯著。如麥勝梅女士筆下的德國風景，復旦才女穆紫荊的創作，新移民作家劉瑛的小説等，都有其特別的意義。除此而外，在歐洲的華文壇上，比利時作家郭鳳西筆下的歐洲風情，西班牙作家張琴的文學空間，法國學者作家楊翠屏的創作，也都非常值得研究。由此可見，歐洲的女性文學創作正在踏入一個開花結果的成熟階段，她們的努力需要得到掌聲。

關於澳華女作家的整體評價，近年來雖然也是“眾生喧嘩”，但是很多作家都成為“曇花一現”。冷靜剖析她們的作品，大多創作還屬於個人的移民故事，張揚的是海外“新移民文學”中早期的獵奇題材和傳記色彩，例如麥琪筆下的愛情故事，雖然有濃郁的個人生命烙印，但在境界上則缺少大情懷和大關懷。因此，澳華文學需要在整合後再出發，在堅持中提高與昇華。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海外華文女作家的創作，不僅深刻地影響到中國的文壇，同時也影響到世界各地的文壇，已經成為中國與世界溝通與交流的一個橋梁。今天的海外華文女作家，已經擺脫了那種“無根”感覺，也逐漸擺脫了遊子思鄉、生存壓力和文化衝突的巢臼，開始更多地把關注點放在超越地域超越國家超越種族的人性與人類關懷。真正是在實現“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

更令人可喜的是，“海外文學”與“海內文學”也開始呈現出“融合”為一盤棋的趨勢。比如目前居住在歐美的新移民女作家，尤其是年輕一代所寫的文字，和國內的作家已經非常相似。再比如大陸背景的作家與臺港背景的作家也開始出現“融合”的趨勢。當然，這“合”中有異，異中又會有同，可謂雙向刺激，雙向互補，而這正是世界華文文學發展的必然趨勢。

2011年3月3日，海外著名作家痖弦先生在他的《大融合——我看華文文壇》一文中這樣指出：“以華文文學參與人口之多、中文及漢學出版之廣泛、以及中文在世界上的熱烈交流激盪等現象來看，華文文壇大有機會在不久將來成為全世界質量最大最可觀的文壇。” 為此我們相信，本世紀偉大的華文作品，可以在中國出現，也可以在海外出現。

 

林寶玉（紐西蘭）：紐西蘭新移民女性文學寫作之我見   

前言：

相對歐美國家而言，紐西蘭是一個年輕的移民國家。繼早期大約1860年左右來到紐西蘭滔金的華人移民，1987年新移民法案頒布後，改變了紐西蘭的移民社會結構.華人移民人數逐漸增加。不但人數眾多，素質也提高。除了商業翹楚，不乏士農工商各種專業人才。

1994年以來，紐西蘭華文文學日趨蓬勃，《世華紐西蘭分會》的成立固然功不可沒，女性寫作者之貢獻也不容小覷。因此，討論紐西蘭女性作家的寫作現象，窺其發展脈絡，究其寫作題材、風格之豐繁樣貌，應有助於了解紐西蘭之華文文學史。隨著女性移民的增多，但也分散，甚至有些已因種種因素回國定居，或封筆暫停寫作，要全面論述，實非易事。因此，本文擬就目前較具代表性者為討論對象，提供有意研究者點滴參考。

女性文學的定義 ： 坊間對於《女性文學》之定義，既有廣義，亦有狹義看法。

a. 廣義：

根據中國大陸評論家吳宗蕙《女作家筆下的女性形象》的看法認為：所有以女性生活、命運為題材的作品，包括男性作家的女性題材的創作，都應屬於廣義的《女性文學》。

b. 狹義：女性書寫的文學。

長久以來，許多人習慣於把《女性文學》理解為按性別分類的性別文學。認為，女性作家寫女性的作品，以女性的眼光，女性的切身體驗，女性的表現方式，專注于女性形象的塑造和女性命運的思索，是一種書寫女性與女性書寫的文學作品。這應是狹義的看法。

由於歷來對於《女性文學》的定義眾説紛紜，又紐西蘭新移民女作家及本地人文環境特殊，異於原居地，因此，本次論文擬結合女性寫作者寫作體裁及其書寫題材合倂概述，討論個人對紐西蘭新移民女性文學寫作之淺見。由於女作家分散、收集材料、收集時間之限制，無法詳細介紹，難免遺珠之憾，敬請體諒，以後若有機會，再行補述。

紐西蘭新移民女性文學：

旅居紐西蘭的華人創作與一、二十年前相比較，有著不可同日而語的景象，許多新移民女性寫作者以僑居地和原居地生活間的差異為基點，迸發出新的創作思維，創作出大量的文學作品，使得紐西蘭華文文壇進入了一個嶄新、蓬勃的境地。

由於原居地背景的不同，紐西蘭新移民女性寫作者，既有著名的專業作家，也有許多文壇新秀。創作的體栽多樣，題材更是百花齊放，多采多姿。其中：或寫名山大川、異域風情與文物，或寫人生夢想、家庭瑣事與兒女情愛。內容與形式均豐富多彩，琳瑯滿目。儘管個人寫作風格各異，卻無不表現出女性作家的共有特質，令人激賞，為之嘆服。

紐西蘭的女性寫作者，大致可分兩類：

1. 在原居地已是專業寫作者，移居紐西蘭後繼續其專業寫作。

2. 僑居紐西蘭後，出現為數不少的女性業餘寫作者，不論其原始專業為何，不論其職業為何，由於生活歷練、所見、所聞、所感而有不同文體、不同題材之作，舉凡學術論著、詩歌、散文、小説、戲劇、社論、報導文學，應有盡有，盡顯文壇新氣象。

A. 作品依體裁分類：

1. 學術論著→如：葉宋蔓英、林爽、林寶玉等。

2. 詩歌    →如：孟芳竹、林爽、林寶玉等 (現代詩、俳詩)。

3. 散文    →如：毛芃、鐵兒、林爽、冼錦燕、林寶玉等。

4. 小説    →如：柯柯、李艷、景小佩、林爽、冼錦燕、林寶玉、石莉安等(微型小説、閃小説、 長篇小説翻譯)。

5. 戲劇    →如：景小佩等。

6. 社論    →如：立言、毛芃、景小佩等。

7．  報導文學 →如：景小佩、林爽、毛芃等。

B. 作品依題材、內容分類：

1.結合懷鄉之作與新移民之所見、所感，描繪出個人深沉的生活圖景。

紐西蘭的華人女性寫作者，有些通過報章、部落格、微網志記錄、描繪出自己在僑鄉的新生活、新感受，或是犀利或是溫和地批判華社、主流的社會現象；有些則是通過抒情的筆觸懷念故國、抒發對故土的思念。

2.著眼當下移民生活之作：由於生活背景、創業等因素，又有以下不同領域、題材之作。

1). 原有的專業寫作：如，孟芳竹、景小佩、立言、毛芃、柯柯、李艷等。 

2). 教育文化學術寫作：如，葉宋蔓英、林爽、景小佩、林寶玉等。

3). 移民社會生活為題材的寫作：如，冼錦燕、林爽、景小佩、立言、毛芃、

   珂珂、李艷、林寶玉等。

4). 事業型的女性題材：如，保險業、餐飲業、房仲業、律師、移民顧問等。

以下論文將就女性寫作者其寫作體裁及內容，簡要討論：

a. 學術論著方面

1)奧克蘭大學葉宋曼瑛教授在紐西蘭亞裔移民方面做了大量的相關研究。對紐西蘭華人史，尤其是紐西蘭婦女的歷史有深入的研究，有多種中英著作。繼1990 年英文著作《Home away from home : life stories of the New Zealand Chinese women》出版後，2005年，葉宋曼瑛教授同另一位研究紐西蘭華人史的學者、惠靈頓國家圖書館館員NIGEL   MURPHY先生合作出版了一本書--------<<同桌異客---紐西蘭人看亞裔>> (Aliens at My Table: Asians as New Zealanders see them)。

《毛利裔華人》（Being Maori-Chinese: Mixed Identities），是2008年葉教授採訪了大量的毛利人和華人混血兒的後代，探尋毛利人和華人之間的歷史關係和在當代的社會關係的作品； 2009年葉教授又收集了12名毛利人、華人及其混血後裔作者的作品，真實記錄了毛利人與華人之間的交往、通婚、後代生存的情況，他們從相互戒備、輕視到現在和睦相處，主編“紐西蘭的毛利人和華人”(Maori and Chinese in New Zealand)一書。多年的著作不但幫助人們了解了亞洲移民，也幫助人們從一個新的角度認識紐西蘭的社會和歷史。

2) 被譽為首部中文毛利文化專著、榮獲台灣華僑救國聯合會頒授社會科學類-華文著述佳作的《紐西蘭的原住民- 毛利族神話﹑傳統及歷史》是研究毛利文化、神話多年的女作家林爽女士突破新移民華文創作題材的一大創舉，她將毛利人神秘﹑古老又燦爛的文化﹐簡樸的原始生活﹐樂天純真的民族性，揭開整個神秘面紗並攤開在華人世界，為族裔間增加了了解。文字活潑，故事有趣、吸引人們無盡閱讀、審美情趣。

3) 由世界華文作家協會于2001 年出版，同時榮獲該年台灣僑聯總會海外華文學術著述獎第二名的《紐西蘭的漢語教育》，是第一部有關紐西蘭漢語教育的論著，也是林寶玉繼客家文化、俗諺、童謠研究之後，鑽研紐西蘭漢語教育的另一學術專業著作。該書詳述了紐西蘭多年來的漢語教育制度，包括：紐西蘭中文教師培訓、實施漢語教育的原因、漢語教學歷史、大中小學及社區僑教的教材及敎法。理論配合各式照片、圖表，清晰有條理，是後來研究紐西蘭漢語教育的第一手珍貴參考。

b. 詩歌方面

1).《把相思打開》，是一九九八年底移居紐西蘭，詩才昂揚的詩歌才女孟芳竹的作品。這本榮獲台灣華僑救國聯合會頒授詩歌佳作的得獎詩集，傾訴著寸寸相思與惆悵，一行行美麗的詩句，字字優雅，清新脫俗，纏綿婉約，令人不忍掩卷。

孟芳竹的詩處處蘊含著豐富的人生體驗，不論其想像、意象、意境，自成格局，洋溢著無與倫比的音樂美、韻律美，令人悸動。而其人生體驗迸發出的哲理，更令人回味良久，無法自已。 

俳詩，是一個新興的詩歌體裁，有別於古典、現代詩詞，易學難工，但也許所需字數不多，書寫者眾。然而真正集結付梓者，目前在紐西蘭文壇女作家群裏應是僅林爽一人。

2). 《萍蹤逍遙漢俳輯》、《林爽漢俳》、《中國童詩披洋裝》，是林爽女士除散文、小説之外，詩歌方面的另一成就，特別是俳詩，題材廣泛，遍及生活百態，成就斐然。不得不令人驚嘆：好一個文壇奇女子。

c. 散文方面

離開自己生長的國家，放下在故國的事業根基、親情、友情，到另一個陌生的國度從頭尋求謀生之路、尋求自我的定位與肯定。這樣的歷程，有如死而復生，亦如浴火重生。其路途之艱辛、內心的煎熬，有<</span>美文>之稱的散文，很自然的成了這批身處異國他鄉寫作者抒懷的最好平臺。

1).《林阿姨説故事》，是林寶玉1993年後連續數年于奧克蘭當地報紙，以中英雙語、床邊故事型態，為華、洋小朋友敘寫中國傳統俗諺、成語、神話故事的教育專欄，而後由紐西蘭中文教師協會于2005年為之出版，並名為《兒童故事選集》，同時膺選為紐西蘭大、中小學中文教育輔助讀本。此外，每週一篇發表于當地報紙的《阿寶日記》，則是以抒寫旅居生活之體悟、海外奇風異俗為主軸發表的散文隨筆。

其他，收錄于《全球華文女作家散文選》、《新世紀海外華文女性文學獎作品精選》、《世界華文女作家協會專刊》等專輯的遊記、雜記、小品文，各以不同風貌體現女性移民生活百態，無不涵蓋多元文化狀態和旅居生活感觸。

至於榮獲2004年台灣華僑救國聯合總會頒授社會科學類-華文著述散文佳作獎的《帆都小札》，是林寶玉梳理移民複雜網路中異於原居地、中西文化碰撞的作品，每一個故事，幾乎都觸及了這一代新移民的精神追求與人生命運的缺口，是探險與心碎的交織。

2). 《展翅奧克蘭》，是林爽的散文集。書中描述頗多勵志、健康活潑幽默之作。無論是寫人、抒情、狀物、都記錄著作者在異國他鄉的艱苦創業歷程。其練達的人生哲理，廣博的見聞，讀後令人無限感慨之餘，另有一番賞心悅目。

3). 《人生百態》是冼錦燕在報章上的散文專欄。內容正如欄目所言，涵蓋所有人生百態，舉凡家庭、學習、節慶慶典活動、旅遊或參訪，都在其抒寫範疇，暢述了移民社會點點滴滴的喜與悲。

d.  小説方面

小説，是作家在現實生活中有所感悟，通過藝術加工，把生活的素材提煉成小説的題材，引起讀者共鳴的最佳渠道。因此，海外女作家在獨具風格的寫作中，也試圖通過自己的移民體驗，將糾纏于故鄉他鄉、原鄉異鄉之間的困惑，以小説、微型小説、閃小或翻譯小説形式跳脫出無形之精神藩籬，寄託個人的喜怒哀樂。

1). 基督城女作家石莉安與擅長寫長篇小説，曾經擔任兩年紐西蘭作家協會全國總會會長，為兒童寫作、中文名字叫「羅喬安」的紐西蘭作家共同合作，譯寫其《紐西蘭兒童文學的書與人》及石帝文的《剩賢奇跡》。

《紐西蘭兒童文學的書與人》，是一部為兒童寫作的書，這部可窺見紐西蘭兒童文學堂奧的作品中所出現的一系列文章，是Joan Rosier-Jones（羅喬安）應邀為台北國語日報所寫的，而譯者石莉安，試圖將此兒童故事翻譯給華人社區的兒童們欣賞。

《剩賢奇跡》，則是第一本被譯為中文的紐西蘭當代長篇小説。作者透過兩個女孩的成長故事，連帶以歷史學家的角色，訴説二十世紀前期基督城的發展，以小人物的生活記事烘托出歷史的大格局。

《紐西蘭的文學旅程》，是第一本紐西蘭作家為華文讀者撰寫的書，原載于《明道文藝》中〈石帝文博士談紐西蘭文學史〉專欄。紐西蘭文學教父石帝文，將前輩作家的書寫精魂帶入歷史場景，繼以成長見聞記錄鏤刻他所熱愛的土地。其內容體現的是，紐西蘭這塊凈土早在一七九二年從一艘大型木質帆船駛進峽灣，就已開展篇篇美麗傳説。大批的白人及中國人飄洋遠渡，由拓荒、採礦赤手拚搏一片天下，與毛利人從紛擾中由歧異至融合，擦撞出獨具特色的多元文化色彩及原創文學。

2). 阿爽《微型小説選刊》中二十八篇情深意長的作品，為讀者展示了移民的各種問題。

《展翅奧克蘭》一書中有十六篇微型小説，以“雲鄉説龍情”為專輯名，也是反映華人移民在紐西蘭的生活狀況。

收錄在《紐西蘭名人傳》中的中篇小説《一個被窒息的毛利女人》，則是林爽女士以一位毛利國會女議員的傳奇一生為骨幹﹐撰寫的毛利歷史小説。

3). 僑居紐西蘭21年生活經驗豐富，在漢學研究、文學創作與華文教育這三個領域筆耕不墜，誨人不倦的業餘寫作者林寶玉，對於華人移民紐西蘭的生活狀況有著廣泛而深刻的印象。教學之餘，在<</span>微型小説>上繼續通過細膩的筆觸，為讀者、為自己留下僑鄉印記。2013年 <</span>四川藝文出版社>面世的《移民路》，其內容就是以紐西蘭華人移民的生活為題材，體現紐西蘭華人移民社會的微型小説。

其他如《天倫夢覺 》、《 異鄉夢 》 、《  迷思》、《情斷異域》、《 聚散依依 》，收錄于淩鼎年先生2011年主編、秀威出版社的《兩隻指環的愛情：大洋洲華文微型小説選》，及欽鴻先生主編的《世界華文女作家微型小説選》，更是直指移民路上無奈、悲喜的生活經歷，發人深省。

4). 《藍血戀》，是紐西蘭華文作協現任會長珂珂，描述英裔紐西蘭女士一段難忘初戀的故事，是一篇文情並茂的微型小説，讀後令人深深為之感動。

5). 《愛情的力量》是冼錦燕榮獲中國“太倉杯”全球華人網路法治微小説大賽得獎佳作的微型小説作品，內容闡述：關心法治文化，了解法治文化，參與法治文化建設的重要。其他被收錄于淩鼎年先生主編的《世界華文微型小説典藏叢書》的多篇微型小説，則是闡述了移民在紐西蘭的生活百態。  

6). 《冷兒》是景小佩的第一部短篇小説集， 跟其他作品，如，《金記茶樓》，《客婦》一樣，均是作者對鄉野傳奇、詭異世界的描繪。《煙塵》則是涉及一個女人出家的原由，文筆細膩，令人感動。

e.  戲劇方面

原為中學教師、新聞從業人員出身的景小佩，在繞了半個地球，僑居紐西蘭後，繼續筆耕不斷，除了原有的社論外，發表小説，戲劇多種。並發揮其戲劇專業，從事戲劇教學與寫作，育人無數。

f.  社論方面

紐西蘭的華人女性寫作者中為人熟知的幾位資深記者、自由撰稿人，除了在原居地即為名記者的景小佩外，一為毛芃；一為立言。她們通過報章、網頁，向社會大眾傳達出自己在新家園的所見所聞，其文筆有時犀利有時溫和，針砭、砥礪著當下社會善與不善的觀感。

1)  毛芃女士，不僅是紐西蘭華文媒體資深記者，也是一名知名作家。2009年贏得紐西蘭Qantas媒體大獎 “最佳每週時事新聞報道獎” 。為幫助華人移民和留學生提供了解紐西蘭本地社會各方面的新聞、資訊，創辦了“同人網”，與紐西蘭動漫、影視業有著密切的合作關係，長期以來在《先驅報》、《紐西蘭聯合報》擔任記者，其采寫之社會新聞、人物記事即時性強，深得讀者好評。 

2)  來自北京大學中文專業的立言女士(原名錢立言)，現任紐西蘭華文作家協會理事，曾任大學教師及北京文學雜誌副主編、中國作家協會北京分會合同製作家，發表報告文學、小説、散文約200 萬字，多次獲北京市政府頒發的文學獎項， 2001年移民紐西蘭後，曾主編《新華商報》、《東方時報》等多家中文報紙，自2005年起主編《晨星報》。

此外，2005年起在紐西蘭《中文先驅報》撰寫文化散文專欄“三人行”。兼職從事華人移民的婚姻輔導和心理輔導工作，曾獲紐西蘭Manukau市誌願者榮譽獎。其寫作內容遍及各行各業所見所感，字字珠璣，發人深省。

3）.景小佩閱歷豐富，除小説、戲劇外，是《紐西蘭聯合報》專任社論員，每週專題討論有關移民社會、兩岸三地的生活、政治及國際訊息，繼續以她犀利的筆鋒發表社論，提供讀者針砭時局的最及時資料。

g. 報導文學方面

1). 《流金歲月》是女作家景小佩走遍34個國家後積累的人生感悟，內容充實，讀後獲益良多。其他如，《名人談家教》、《法律漫談》，則是有關名人教養子女的真知灼見，法律新知，和讀者分享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心得，頗具知性意義。

2）.《紐西蘭名人傳》，介紹了紐西蘭若干名人的生平軼事。林爽以詳盡筆法報導紐西蘭原住民毛利人，歐洲移民及華人新移民的勵志故事。讀者從中得以了解紐西蘭百多年建國歷史變化、種族歧視等社會原因，也讓名人堅強意志及激勵人心的故事感動讀者。

除此而外，《紐西蘭活潑教育》則是紀錄、報導紐西蘭教育之專業書籍，為新移民子弟在紐西蘭的教育、學習，提供新的視窗。

結論：

紐西蘭新移民女性寫作者，不論是專業或是業餘寫作，總是擁有著比男性作家更細膩、更敏銳的洞察力，時刻傾聽著生活的氣息，及時地把握住時代的脈搏，以不同的風格、紛繁的題材，呈現其多采多姿的風貌，傳達當下社會的善與不善，期待與反對，給於紐西蘭主流或華人社區，有效的反響，促進新鄉的和諧與繁榮，在華文文壇上出現另一種風景線。

 

 

王鈺婷(中國台灣)：臺港女性文學交流另一章

——以1950至60年代童真出版作品為討論核心

                     

一、前言：

香港與台灣，存在著相似的歷史發展軌跡，香港特殊的文學生態，早在八○年代就引起台灣學界的重視，1985年《文訊》第20期曾由李瑞騰教授規畫「香港文學特輯」，開啟台灣學界研究香港之先聲。台灣學界目前也開展出不同面向的臺港文學研究成果，關於台灣與香港交流現象的具體研究，目前多集中在五、六○年代現代主義的傳播發展、冷戰時期的交流與影響，以及香港南來文人現象等的研究成果，其中以須文蔚、陳建忠、蘇偉貞、應鳳凰等學者的研究，最具有代表性。從筆者所關注的五○年代台灣女性文學之研究領域出發，亦發現五、六○年代有不少台灣的女作家，將作品投至香港報紙或是文藝刊物，或是在五○年代在香港所發行的美援刊物中，如《大學生活》、《祖國週刊》、《亞洲畫報》、《中國學生週報》所舉辦的徵文中頻頻獲獎。

關於五、六○年代台灣的女作家，在香港的發表現象，其展現出來的樣貌，以及女性作家如何連結起臺港文壇的互動，尚有相當大的討論空間。如果我們進一步追溯歷史的線索，臺港之間密切的互動關係，始至1949年後香港特殊的政治文化境遇，49年後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分立於海峽兩岸，由於香港獨特的英帝國殖民環境，因而成為國共政治對峙下的中立者，也成為雙方意識型態競逐的戰場。此外，由於香港位居中國大陸邊緣的第一線，也成為美蘇冷戰佈局中的一環，在台灣、中國、香港三地中，香港的重要性與特殊性不容小覷。香港獨特的地緣政治，也促使臺港在政治、文化上直接接觸與頻繁互動，所以研究五、六○年代臺港兩地文化、政治上如何交流與互動，及如何形構出臺港跨地域流通的文學現象，深具意義。

本文以五○年代台灣具有代表性的女作家童真于香港的文學發表活動做為討論焦點，來探察五、六○年代臺港文化及文學交流的重要現象，並思考香港文壇為何引進台灣女作家童真的作品，其中展現出何種文化介入呢？童真在美國新聞處所資助於香港設立的相關出版社上發表作品，也透過美援文化的影響，和香港的文壇出現具體接觸，發展出臺港之間特有的文學聯繫管道。本文從臺港文壇跨地域與跨文化交流的角度，來探察五、六○年代臺港文化與文學交流的重要現象。

二、童真研究與臺港文學交流網路：

五○年代台灣文學生態的改變對於女性書寫空間的擴張，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也使得女作家寫下戰後台灣文學史上最瑰麗的序章。五○年代的女作家群，包括：蘇雪林、謝冰瑩、琦君、林海音、張秀亞、孟瑤、鐘梅音、徐鐘佩、聶華苓、艾雯等，這群女作家群不僅活躍于文壇，也在創作的品質上都擁有不容小覷的成績，並且打造出另類的文壇風氣。五○年代女作家在文藝創作上的成果，在台灣學界具有代表性學者的重視下，逐漸確立了其思想價值，亦成為女性文學研究中的重點研究範疇，並且建立起較具完整的輪廓。台灣學界目前對於五○年代女性文學的研究有極大的突破，其中最大的關鍵在於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與性別研究視角的確立，一一突破反共文學時期女性文學的史觀，以建構女性文學的傳統。從女性創作角度來敘述台灣文學史，梅家玲從性別論述角度切入女性與家國論述的交互辯證當中，深入説明女作家在家國想像內自我定位的複雜性；邱貴芬提出戰後初期可視為女性創作空間大幅度開展的時刻，也打開台灣文壇一向由男性作家主宰的瓶頸。如果，我們持續追蹤五○女性文學的發展，尚有一些很少被討論的女作家與作品，猶待進一步關注，其中童真在五○年代著作數量豐富的女作家尤其值得再討論。

目前台灣學界關於童真的研究專論並不多見。童真的研究，主要來自於范銘如的「台灣新故鄉」之論述，此一論述也對於五○年代女性文學評論模式影響深遠，併發掘出童真小説的獨特價值。范銘如以童真小説作為建構五○年代女性文學傳統之例證，指出五○年代女性小説在家台灣的實際書寫中，思考重建家園的困境與方法，並塑造心靈之原鄉，也突破當時官方大敘述與家國視角，並進一步從其性別身分來重塑女性的家國想像。范銘如論證童真〈穿過荒野的女人〉一作中，顯示出女性離開象徵父權結構的大陸，在台灣獲得重生，並得已逐漸建構自我的主體性。陳芳明在《台灣新文學史》中也特別標舉童真文字藝術的高度，認為：「童真的文字頗為生動，擅長以外在風景來襯托內心世界。」對於童真文字藝術造詣十分推崇。

童真在1951年踏進台灣文壇，到1977年停筆後，直到90年代中旬才又在《文訊》上發表散文創作。童真的創作生涯始於隨任職臺糖的夫婿居住在花蓮光復時期，以小説為主，發表在《新生報．副刊》、《自由青年》、《幼獅文藝》、《自由中國》、《文學雜誌》、《文星》等報刊雜誌上。童真創作第一階段的高峰期是在1958年至1960年，三年之間發表了幾十個短篇小説和四個中篇小説；1961年夏秋之際，因為照料四個兒女與寫作耗損體力，因而病倒，第二階段的創作高峰期在1962年至1973年間，尤其是1962年是童真豐收的一年，除了在《中華日報．副刊》上連載《愛情道上》，還在香港一口氣出版了四部小説集，1963年後在臺也陸續出版《爬塔者》、《霧中的足跡》、《彩色的臉》、《車轔轔》、《夏日的笑》、《寂寞街頭》、《寒江雪》等小説集。

童真在香港的發表情形，目前可見的資料為作者自述寫作歷程之相關篇章，以及童真接受媒體所進行的採訪數據。其中童真自述其筆墨生涯〈我的創作之旅—一次小小勝利〉；以及鐘麗慧的〈「鄉下女作家」童真〉，最值得參考。童真在自述與採訪中，提及1955年，她以一篇〈最後的慰藉〉獲得香港《祖國週刊》短篇小説徵文亞軍獎(李白金像獎)，童真提到此一獎項給予她莫大的鼓勵，童真在自述其寫作生涯提到此一小小勝利後：「我告訴自己：我要勤奮地寫下去，希望有一天能寫出一些具有份量的小説。」童真提及由於此次徵文獲獎，香港報刊多來約稿，除了《祖國週刊》外，還在《大學生活》、《中國學生週報》、《文學世界》、《自由人》、《中外畫報》等報刊發表其短篇小説。根據筆者初步資料的收集，童真除了在上述報刊發表作品，也在《純文學》與《華僑文藝》上發表相關創作。

關於此一時期童真在香港所進行的文化生産過程，有很多可待討論的空間。首先，就童真當時所發表的報刊進行分析，可以發現五○年代香港雖然有不同類型的綜合性文化刊物，然而童真顯然還是在五○年代美蘇冷戰國際局勢的場域外部條件之下，以其創作位置與香港文壇産生聯繫。當時美國為與共産主義展開意識型態的抗衡，而大量贊助非亞地區的文化活動，五○年代台灣與香港都受到冷戰局勢的波及，在美援(元)文化影響下，建立出臺港文學交流網路 。

香港成為五、六○年代臺港文壇所共通的文藝平臺，主要在於香港在當時歷史結構與文化政治中所處的特殊位置。香港一方面是國共雙方鬥爭之下意識型態的戰場，一方面又處於美蘇冷戰下文化相對開放的環境之中，鄭樹森論及香港是當時華文世界的特殊空間，容許各種政治立場者眾聲爭鳴、自由活動，也在兩岸政治活動中扮演類似公共空間的角色。從鄭樹森的分析可以得知，五○年代香港文壇的重要特色之一為冷戰格局下的美援文化與左右翼對壘之情況。美援文化在香港得以蓬勃發展，除了香港在全球冷戰體系下的特殊位置，方便美國進行文化外交政策之外，也在於五○年代香港特殊的「南來文人」，或是稱為「南來作家」現象的推波助瀾之功。香港特殊的南來文人現象，與美援文化所需的社會情勢不謀而合，因此南來右傾文人與美援文化的巧妙結合，形成五○初期香港文壇的重要現象之一。透過童真與香港文學場域的關係研究，我們進一步探問，童真的作品是在什麼樣的脈絡之中，被香港文學場域所接受？童真作品中所具有南來作家的家國想像的意識，是促使童真作品與香港文壇産生聯繫和互動的關鍵，以下將以童真于1962年出版的《黛綠的季節》進行分析，童真作品中懷鄉元素極有可能是其得以吸引香港文壇的目光進而引入的重要因素。

三、南來文人的家國想像：

南來作家因應政治局勢，也因應冷戰局勢，創作具有政治意識形態的小説，其創作也主宰此一時期香港的文化景觀，在當時香港文壇佔據極為重要的位置。趙稀方為香港冷戰時期文學歷史圖像勾勒出清晰的圖像，認為香港的反共文藝在美國資金扶植下繁榮起來，而美元資助的較有影響的香港出版機構，幾乎支配當時香港的文壇，也進一步分析當時反共文學分成兩部分，一是寫大陸，一是寫香港：「寫大陸的作品，主要是揭露控訴中共紅色政權黑幕；寫香港的作品，主要寫南下香港難民。」然而，這群因戰亂而從中國內地轉移到香港的南來作家，對香港的情感傾向於失根疏離，在「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中，演繹無所依歸的生命困局。關於此一時期南來作家作品的呈現，學者如盧瑋鑾、黃繼持都從對本地問題疏離，缺乏關懷的「過客心態」來批評南來作家，如盧瑋鑾著眼于這些作家對現實社會關注之匱乏，認為他們作品多偏重於個人自我的沉吟；而黃繼持則偏重於梳理香港風俗圖像在其作品中呈現的情形，認為他們的作品游離于香港社會本體和生活之外，沒有呈現出香港本地之特色。在此可以得知南來文人對於香港現實較之疏離與淡漠，還是以往昔生活經驗為創作素材，如陳智德就指出南來文人作品中「懷鄉與否定的依歸」。所以，懷鄉形塑香港五○年代文學特質、美學意識，也和整個社會有「否定」的對照。

童真1962年于友聯畫報雜誌社出版的《黛綠的季節》，一共收錄五篇作品，除了〈黛綠的季節〉為中篇小説，其餘四篇皆屬短篇小説，這些故事也建立在居臺的南來人集體離散的時空背景之下，此一懷鄉主題，也包含離鄉背井的集體記憶。童真在此部小説集採取相當一致的書寫面向，創作主題以描寫愛情和親情故事居多，也同樣以女性心理為主要敘事觀點。小説中的男、女主角大多具有外省籍背景，因中國戰亂而被迫分離、因遷徙台灣而失去音訊，最後卻又在造化弄人之下萍水相逢，再重逢已是今非昔比、世變境遷。童真創作此部小説的主題，便是圍繞在離散經驗底下的重逢際遇，故事中「錯過」是男、女青年在烽火時代的共同命運，而「初戀」是係在彼此心頭無法拆解的牽掛，「他日／鄉重逢」的戲劇張力就在男、女主角如何面對塵封多年的秘密思念？以及如何處理現實生活的棘手境況？如小説集當中〈黛綠的季節〉與〈安排〉，便是處理相同「重逢」主題的兩篇小説。

〈黛綠的季節〉中如晶在悲苦的環境中成長，父親長年酗酒又背叛家庭，父親驟逝後母親韶音帶其到高雄投靠同學蕙姨。蕙姨的丈夫何景平在民營工廠擔任廠長，倆人育有一女一兒，如晶觀察到蕙姨家境良好卻氣氛冷淡，原因是蕙姨成天在外打牌，景平姨丈也忙於工作，但對於寄宿的韶音母女卻是十分週到。小説的主線之一，在於母親與姨丈重逢，所帶出一段塵封的情事。一日如晶意外撞見母親與姨丈在大貝湖湖面上泛舟，才知道何景平是媽媽離散二十年的舊情人，但礙于現實所以選擇隱瞞。真相終於還是爆開，小説最後男、女主角面對重逢當下的悸動，不曾溢出禮教規範，最後仍一致決定回歸現實生活，蕙姨後來決定戒賭回歸家庭，重修婚姻關係，母親也重新考慮孫秘書的追求。而〈安排〉也鋪陳以大局為重的圓滿結局。小説描述超華暑假帶著女兒茵茵到好友家萱位於郊區山上的新家渡假，這座新居是家萱的建築師丈夫親自設計的，為讓妻子有個合適的休養環境。家萱雖有個體貼丈夫和乖巧兒子，然而其內心始終思念當年因中日戰爭而分離的初戀情人金雪鴻，因此對丈夫有著極深的愧疚感。小説揭露出超華以維持原本家庭的和諧與安寧為理由，斬斷兩次家萱與舊情人重逢的機會，一是當年金雪鴻登門探詢家萱下落時，新婚剛育子的家萱在她家做客，超華為了不忍破壞眼前的幸福家庭，而打發金雪鴻離開；第二次是現今超華女兒茵茵外出寫生，巧遇不知名的畫家金沙，倆人成了忘年之交，一日超華到金沙的畫室參觀時，赫然發現金沙就是金雪鴻，畫室擺放家萱年輕時的畫像，超華決定帶著茵茵提前結束行程返家，不向家萱提及，也堅定自己出自善意的謊言是對雙方最好的安排。

不論是〈黛綠的季節〉、〈安排〉主要敘事者皆為步入中年的女主角，她們分別來自破碎的不幸婚姻，或者幸福美滿的家庭，因此與舊情人重逢帶給她們生活巨大的衝擊，也讓她們的內心陷入極大的矛盾。〈黛綠的季節〉裏的韶音夾在好友蕙珍與初戀情人的兩難之中；〈安排〉裏家萱因內心深藏一個思念的身影而對丈夫感到愧疚。無論小説中的「他鄉重逢」是在出其不意的狀況下發生，亦是近在呎尺卻不得相見，童真筆下的男、女主角面對重逢當下的悸動，最後都選擇讓過去留在過去，回歸現實生活，讓現在維持理性的結局，維繫家庭的和諧。然而，這些以「他日／鄉重逢」為命題的小説，其懷鄉主題也包括對於已逝戀情和記憶的追尋，與舊愛在臺重逢，喚醒的無非是對於往事的記憶，除了個人懷鄉情感的宣泄之外，也包含群族集體放逐的共同命運，因此可歸之為廣義的「懷鄉文學」。

童真于戰後臺港間美援文化與南來文人的文化政治環境影響下，透過美援刊物的連結，進行文學發表活動，其創作位置也與香港文壇産生聯繫。從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場域(field)理論視角切入，童真的作品如何被香港文學場域所接受，並促使台灣女作家與香港文學場域有進一步互動，仍待持續觀察。此一研究也開展出從跨文化語境的思考模式，開啟台灣女作家與香港對話的可能性，思考五、六○年代台灣與其他地區之連動關係，有效拓展台灣文學研究的疆界，增益台灣文學研究的廣度與向度，並從冷戰時期的東亞佈局、南來文人現象、性別議題，以重新檢視冷戰背景下臺港跨國界／文化交流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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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艷 芳：論香港女性小説身份書寫的話語空間 

眾所週知，從1842年到1997年，香港歷經一百五十多年殖民統治。其間，由1984年12月19日《中英聯合聲明》簽署至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權移交期間的十多年，被稱為過渡期。在過渡期內，香港經歷多番起跌，包括1987年股災、1989年“六四事件”及引起的移民潮、機場核心計劃、1990年代的中英爭拗以至主權移交前的歌舞昇平等。香港局勢的動蕩和未測的前景一度令香港出現了大規模的移民潮，持續達五年以上，及至主權移交前一兩年，一些移民才開始回流香港。香港本來就是一個東西文化交流頻仍的地方，而這些移民後又返回香港的居民也多為社會精英和文化人士，所以，遷徙和流離無疑又進一步增容了香港文化的西方背景和影響。特殊的歷史、政治和文化經歷和生態為香港女性小説的身份書寫提供了異質的話語空間。

一

香港身份書寫話語空間的特殊性首先在於其地理位置以及由此位置所引發的獨特的歷史命運和隨後的文化形塑，還表現為其混雜而多元的文化空間和形態。從地理與政治的角度看，香港無疑處於邊緣的位置，然而邊緣性“卻給予香港一個更龐大、混雜而富於彈性和自由的空間，容納各類非主流、非官方，甚至非正統的文化與文學形態”；此外，因為香港的這種邊緣性與經濟特點，香港的文學、文化“從來沒有以一種純粹的、精英的、高蹈的姿態出現；相反的，它與商業的潮流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百年殖民的歷史和文化造就了香港獨特的文化質素和文學風貌，其特殊的空間地理位置以及中西文化的交匯與融合都一點一滴影響著香港的文學創作，後現代的消費文化、流行文化使香港文學形成了其特有的混雜和多元的特質。一方面，混雜意味著不同文化相互接觸並存所形成的多元文化形式，就這個意義來説，每個民族文化的發展都是在不斷地混雜中交融和變遷的；另一方面，混雜意味著創造，只有混雜的空間存在，才有文化新質出現的可能，而混雜文化中的某種主導力量對其他文化的吸收和改造往往會使其走向新的文化形式的蛻變。混雜的文化形態使香港擁有一個難以確定的文化身份。它既“非完全是西方的，又非完全是中國舊有的文化形態”，“相對於英國其他的殖民地（譬如印度），香港是殖民政策推行得最不徹底和最不完整的地方。”而香港無疑又是一個相當西化的城市，因為“在‘西化’與‘殖民化’的過程裏，基於英國政府對遠東利益（尤其是中國大陸）的考慮，它又得以保存了許多中國傳統的要素”，因此，這種混雜的文化無論其混雜的多方勢力強弱及關係消長如何變化，總意味著對專一和保守的抗衡，這無疑代表著促進文化更新的一種潛在力量。

然而，混雜的文化並不意味著個體對自身的文化傾向與屬性變得懵懂和遲鈍，相反，它在某種程度上催生了港人對身份認同的自覺。香港身份的醒覺和討論在香港回歸問題提出之後逐漸引起注意，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場操持著自我的話語權力，這種人群的不同，可以分為不同時期來到香港的大陸人、從大陸以外的地方來到香港的人、以及香港出生的人等等，正如學者也斯所謂： 

因為都市是包容性的空間，所以其成員的身份是混雜而非單純的。香港的身份比其他地方的身份都要複雜。怎樣去界定香港文學和香港作者，至今仍常是一個引起爭論的問題。曾經有人以在港居住多少年、在什麼地方成長、在什麼地方發表東西、寫給哪些讀者看等作為界定作者的標準，但這些標準也未必可以完全解釋清楚那種含混性和邊緣性。香港人相對於外國人當然是中國人，但相對於來自內地或台灣的中國人，又好像帶一點外國的影響。他可能是四九年後來港的，對於原來在本地出生的人，他當然是“外來”或“南來”了；但對於七、八十年代南來的，他又已經是“本地”了。

也斯提到的“混雜”可以從兩方面理解：“首先，從社會變遷的角度看，城市乃是混雜的空間，因為人、物、資訊和媒介的流動，新與舊、本土與外來交織成城市的混雜文化。其次，從歷史的角度看，香港曾為英國的殖民地，但又與中國文化既斷且連，因此，殖民主義所帶來的文化衝擊與融合便成為十分重要的課題。”於是，在後殖民的文化景觀中，“香港人的文化身份認同變得格外複雜，相對於外國人來説，他們是中國人，但相對於大陸與台灣的中國人來説，他們又顯得很西化，像亞洲的紐約人。香港的文化是中西文化的雜燴、融合，如同一個文化的混血兒，具有多樣化、多元化的特徵，因而在香港的文化身份認同上，不能簡單地與中國本土文化畫上等號。香港人在拆解‘英國’的同時，也在質詢‘中國’，在東西方的夾縫中尋求自己的文化定位。”這是研究者應當正視的客觀現實，追溯其形成過程，還需要從港人終身混雜的社會結構組成談起。

二

此外，香港的特殊性還表現在香港華人身份構成的模糊與混雜。無疑，香港是個由華人組成的沿海性國際都市；同時，它還是有著一百五十多年曆史的殖民地——這決定了它身份認同上的含糊不清，但隨著經濟的發展，教育、傳媒和政府政策等的潛移默化，“殖民統治”的形象也在日漸淡化，香港華人在身份上出現殖民地下的“順民”和“炎黃子孫”的雙重身份當屬歷史使然。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大量難民涌入香港，引發一次大的內地遷往香港的移民潮；1984年“中英草簽”則激發了香港本地龐大的出國移民潮；1989年“六四政治風波”引起另一次龐大的移民潮；“後過渡時期”的中英雙方不斷爭拗，香港經濟的繼續繁榮導致移民海外的人陸續返潮；“九七回歸”後的金融風暴帶來的經濟滑落使有的人再度離開。因此，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居民多由“難民”（refugee）和“僑民”（sojourner）組成，其身份意識尤其是香港身份意識是“模糊的、片斷零碎和不穩定的”，直到1970年代以後，隨著香港社會與經濟的逐步發展與穩定，二十多年的時間令這些早年遷徙而來的僑居者漸漸建立了自己的生活，從而孕育了香港土生土長的年輕一代，因此，“所謂‘香港人’的身份歸屬，實在是一個由‘殖民化’以至‘本土化’的過程，從‘難民’、‘僑民’、到‘香港人’，都標誌一段身份轉化、蛻變、成長的歷史”。但無論“難民”，還是“僑民”，他們對於身份的理解和定位，與土生土長的香港年輕一代之間卻充滿著代溝和差異。學者周蕾的觀點在一定程度上表達了香港土生的一代對自己文化身份屬性的困惑：“不同的語言和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無時無刻地交錯，使在香港土生土長的一代如我，一直活在‘祖國’與‘大英帝國’的政治矛盾之間，一直猶豫于‘回歸’及‘西化’的尷尬身份之中。”遷居香港的一代和出生於香港的一代在文化身份認同上的差異竟是如此顯豁：

但是對於在香港生長的人，“本”究竟是什麼？是大不列顛的帝國主義文化嗎？是黃土高坡的中原文化嗎？祖父母和父母的兩代，雖然一樣懂外語，然而文化身份問題似乎並沒有因為學習外語而變得危機重重。他們很肯定自己是“中國人”；他們認同的價值也是中國文化的價值。

他們不知道，到了我這一代，文化身份問題會變得如此複雜甚至殘酷，再不是靠認同於某一種文化價值可以穩定下來。

香港身份的含糊與難民心態、新生人群以及政治因素等都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係，也就是説，暫時或長期地移民香港的大陸人多以中國人心態自居，且久不更移；戰後在香港成長的一代，無論生活、工作、娛樂、消閒各方面都相近，對建立香港的自我身份認同有直接影響。而新生代對中國既無所知，亦無所感，加上負面的描述，因此，在身份認同上，新一代較認同自己為“香港人”；是故，大部份香港人都覺得自己愛國，但他們所愛的國家和大陸所指的不同，他們愛的是“中華民族”。另外，因為身份認同“絕不是社會成員被動地接受某個身份的過程，而是個體主動地尋找一己社會行為意義，從而建構自己的身份。”因此，香港華人的身份認同，代表的不單單是他們在中國歷史文化影響下的認同或情感，還有其他因素，諸如政治上的爭逐、經濟的追求和生活方式的選擇等方面。

故此，1990年代上半期關於香港身份的討論曾成為一個非常熱烈的話題，相關著作以周蕾的《寫在家國以外》和王宏志、李小良、陳清僑合著的《否想香港：歷史、文化、未來》為主要代表，文學、社會學領域的身份研究皆分外地熱鬧，出現了劉兆佳的《“香港人”或“中國人”：香港華人的身份認同 1985-1995》、梁世榮的《香港人的身份認同：理論與研究方法的反思》、吳俊雄的《尋找香港本土意識》、蕭鳳霞的《香港再造：文化認同與政治差異》、鄭宏泰、黃紹倫合寫的《香港華人的身份認同：九七前後的轉變》以及高金鈴的《香港回歸前後的身份認同觀察》等多篇研究文章。在種種歷史、文化、政治的機緣巧合之中，20世紀90年代的香港成為本地、內地以至海外知識分子爭相發言的場所，紛紛論證香港的獨特性：“無論是把它看成是有個‘混雜的空間’（也斯1995，李歐梵1995）、‘後殖民的反常體’、‘崛起的社會’、一個在殖民者與主導是民族文化以外的‘第三空間’（周蕾1995），抑或‘消失的文化’（Abbas 1997），甚至同時擁有被殖民者與殖民者的雙重身份……”以上論述都説明瞭香港獨一無二的存在，無論其各方面對殖民國的超越，還是對內地的資本主義的“北進侵略”想像，都使香港成為後殖民、後現代理論家炙手可熱的話語場所。

隨著一九九七年香港的順利回歸，對本土、身份和歷史話題的熱烈探討仍在持續，“在這強調含混、質疑一切穩定性的後殖民時代，國族、文化、階級、性別、身份的界限已經模糊難辨，自我與他者應如何界定？我們已經不願意接受任何有關自我與他者的簡單界定與劃分，甚至認為任何界定都是問題重重的，然而，有意無意之間我們又總在這裡那裏不甘心放棄區分二者，這實在是後殖民論述一個難以解決的吊詭。”同時，面對研究的困境，研究者一直在努力尋求突破，“如果我們假定《夾縫中求存》代表了《香港文化研究》的立場，這‘尋求本土聲音’的目標與第三期‘北進想像’對周蕾、也斯等人本質化、總體化香港的質疑不無矛盾。在本質化的陷阱與指控無處不在的今天，論者如履薄冰，舉步維艱。大家一方面以這無往而不利的武器拆解他人的各種論述，可是一個不留神，自己也同樣容易墮入本質論的窠臼。似乎宜破不宜立真是今日理論界的困境。”這可以説代表了一般研究者的基本立場和心態，或許九七來臨之際學術界之文化身份論述的熱潮，不論是“夾縫論”、“第三空間”理論、甚或反夾縫論的“北進想像”論述，“都是心理上尋求逃離解脫霸權的方式，焦躁與不安溢於言表”，而為一般內地研究者所忽略的細節恰恰也就在這裡。

三

從1950年代與大陸的政治隔絕到1960年代香港經濟的起飛，從1980年代中英會談香港主權問題到1997年香港回歸後的“一國兩制”，之間些微的政治變動不能不成為寫作者身份思考的重要影響因素；百多年的殖民歷史形成的無論經濟的發展還是與母體的隔離都不能擺脫其在文化上對香港文學的塑造；香港高度的商業化社會環境、消費主義文化觀念以及物質主義的生活方式都使寫作者對身份的體認和書寫增添了豐富而複雜的內涵。此外，在這些邊緣空間與城市空間、私人空間與公共空間的相互挪用和轉變中，性別的因素對女性寫作者的影響也越來越明顯和不可忽視。因此，香港女性小説的身份書寫既關乎自我的存在，同時又投射出對城市的期望，既指向歷史沉痛的創痍，又承擔起未來文化的關切。香港女性小説的身份書寫在空間和時間的交接點上承接起沉甸甸的文化傳統和想像，在商業、物質、消費文化的重重包裹中把性別的自我推舉到最醒目的位置，講述了一個充滿矛盾、也充滿詭異、攜帶著建構的激情同時又實踐著拆解的清醒的identity（身份）的故事。

 “後九七”香港認同在“去國族化”和“再國族化”的論述之間，正發展出一種更具創造力和貼近生活的新的身份認同：“既然香港是全球化和國族化的主要力量，香港身份認同則不應限于對兩者的認受，也在於對兩者的創造和更新。也就是説，香港人在塑造未來的全球化和國族化的同時，也在塑造港人本土認同的未來。作為全球城市，香港人有條件建立一個更公義的全球化。作為中國的大門，香港人也有條件建立一個更進步更開明的國家認同。”而近十餘年來的香港女性小説，也應和著文化藝術生活領域的演進和討論，以文字書寫探討身份認同的種種變化和可能，表現出多元的態勢和層疊的視角。

 

方  梓（中國台灣）：女性與空間書寫

──從方梓《采采卷耳》、郝譽翔《溫泉洗去我們的憂傷》談臺灣女性地志散文

地域文化與歷史記憶，近年來在台灣頗受學界關注。Mike Crang《文化地理學》、段義孚《經驗視中的空間和地方》、Tim Cresswell《地方》及《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甚至Linda McDowell的《性別、認同與地方》從女性主義角度由地方開始，討論性別與空間書寫的關係。其中小説尤受重視，寫作的品質也十分可觀，而散文在這方面相較于小説顯然薄弱許多，本文將以方梓《采采卷耳》、郝譽翔《溫泉洗去我們的憂傷》作為主要談論的文本。

劉克襄在〈打開地誌文學的窗口〉：「作家在長年的生活歲月，以家園山川做為背景，展開生命悸動的書寫，描繪自己的成長，往往是一塊土地最深沉感人的文字記錄和生活刻劃。以山川地理和風物文化為素材的文學地誌，經由作家的文字詮釋，每個時也都會呈現不同的美學符號和標誌。土地會變遷，但他們以文字做為見證，展現地理景觀另一面的心靈風景，跟土地做微妙的互動，那也是我們從事地方導覽解説，最期待的撞擊的力量。

空間／地景／地誌，時間／記憶／歷史。地景意象使用於後殖民脈絡中，塑造並強化了種族和性別差異的觀念。流移／離散(disaora)指人群從他們原來的「家園」分散或散播出去。流移一詞試圖涵蓋人群不同且複雜的歸屬感，這些人群可能分散跨越了地理邊界，而且可能跟好幾個他們稱為「家」的地方連結。所以，生命實踐場域與地方書寫成了地景或地誌；地誌─空間書寫與地方再現。而有關空間或空間移動的書寫：文本空間→創造出內在的想像世界→語言地圖(Verble  Mape)。

「2000年我回溯敘述自己的童年，循著《詩經》的野蔬投射庶民的生活，我以常見的蔬菜映照母親輩台灣女人的性格。

我寫蔬菜，其實是寫台灣女人，不同的蔬菜對照著不同女人悲喜的一生，那時孩童及現今為人母眼中前輩女人的生活與命運搏鬥過程，尤其做為移民開墾的花東地區，女人更似野蔬，堅韌、刻苦耐勞，窮鄉僻壤、貧瘠土地深耕播植長出枝葉開花結果。」

作者在序言中提到《采采卷耳》書寫的緣起與新訂版的增添，同時標舉「我寫蔬菜，其實是寫台灣女人，不同的蔬菜對照著不同女人悲喜的一生。」有別於2001年出版後該書後一直被認為是「飲食文學」與「自然寫作」的作品。而本著作至今確實仍被歸類在這兩個文類之中，唯有清華大學臺文係王鈺婷副教授在2003年發表的〈原鄉的菜蔬體驗〉──論方梓《采采卷耳》的花蓮地誌書寫與     女性主體，為地誌與女性散文。論文中，王鈺婷將《采采卷耳》綜歸四大方向：

一、敘寫故鄉的風土景觀與家歷史

二、以父系及母系的血緣為起點的花蓮移民史

三、花蓮鄉間多元族群之間的互動

四、新舊過渡階段中的女性主體

「《采采卷耳》以菜蔬作為再現記憶的媒介，紀錄了方梓在花蓮縣福興村裏的心塵往事與童年生活，描繪以花蓮為視點的台灣風情，平實地勾勒出五、六○年代東部的在地生活景況。本文將追溯地理上的花蓮原鄉對其創作所産生的意義，牽引出文本中以父系及母系的血緣為出發點，從而發掘出歷史大敘述之外的花蓮移民遷徙史，演繹移民者主體的建構，也透過文學中地方感陳述，進而歸屬入花蓮的在地意識之中，並進一步從福佬族群的角度出發，反映出與外省老兵和原住民多元互動的過程。方梓散文中對女性角色有極為敏銳和細膩的觀察，其女性形象的書寫往往聚焦于農業社會中上一代年長的女性，勾畫了由女性觀點出發的鄉土空間，除了刻畫出以驚人生命力哺育萬物的「母者形象」之外，也透過童養媳的情慾活動，來呈現出受傳統禁錮幽深晦黯的女體空間，此外方梓也透視自我女性意識的覺醒，藉由不同世代女性生活經驗的差異，紀錄著台灣女性性別意識的成長歷程。」

「身處的父權制空間，公私領域的劃分和性別分工，使得女性被歸納入私領域，居於從屬的地位，西方激進女性主義使用父權制的觀念來批判因家族體系導致女性被壓抑的社會結構，米勒（Kate Miller）在1970年完成經典之作《性政治》提出「性即政治」，並以「父權制度」一詞來指涉男性壓迫女性的社會制度，米勒指出這一套制度成功地使女性接受僵固的性別角色，並服從父權制度。方梓的女性形象的書寫，往往聚焦在置身於農業社會的上一代年長的女性，然而當我們碰觸到方梓所再現的花蓮鄉間底層女性的經驗時，屬於私領域的女性身體感官經驗的描述是十分少見，顯現出以傳統父權為依歸的農業社會，女性的身體被塑造為勞動性的身體，重視身體的生産能力。在〈永遠的詛咒〉中，方梓以名為「打某菜」的茼蒿為例，為身處於舊價值的女性塑像，在五、六○年代對於丈夫毆打太太的行為早已司空見慣的台灣鄉間，婆婆也形成權力壓迫結構下父權的幫兇，支使兒子「尪就是天，某那梟擺，就要教示」的道理，這種源自於宗法制度將男尊女卑與嫡庶制度階級化，使得缺乏知識資本的底層女性依附男性為生，民間俚語也點出婚姻制度將女性客體化為丈夫財産的一面：「某是錢娶的、餅換的。」傳統女性把丈夫的淩虐視為宿命的擺布，也勾畫了女性觀點出發的鄉土空間的複雜面向，父權的壓迫也成為構成女性鄉土經驗的重要元素。」

王鈺婷將《采采卷耳》整體分析論述于「敘寫故鄉的風土景觀與家歷史、以父系及母系的血緣為起點的花蓮移民史、花蓮鄉間多元族群之間的互動、新舊過渡階段中的女性主體」，尤其聚焦在以父系及母系的血緣為起點的花蓮移民史，及新舊過渡階段中的女性主體，彰顯作者意圖載述的女性身影與住置。

「〈南方嘉蔬〉「在母親生命史頁裏， 空心菜又是另類姿顏。空心菜的莖梗，蘊藏著母親的艱苦人生與堅強韌性。在母親的世代，空心菜表徵貧窮，卻又內蘊豐饒的生命力，它濟養了無數台灣人，與番薯相同，都是台灣經濟起飛幕後的功臣。

一樣空心菜多樣情，在方梓筆下，空心菜從田埂裏，餐桌上轉出豐饒的掌故、土地意象與生命的故事，她以自然靈動的文字，掌握了空心菜獨的生命意象；陰性的──一如窮人、女性、台灣，然而也因著這種陰性特質，天生含蓄著一股從暗處引頸向陽的驅力。「以虛體去擔受時代的悲苦」，正是空心菜，以及圍著桌前空心菜的台灣庶民的生命姿態。

楊翠在二十世紀台灣文學金典散文卷第三部方梓〈南方嘉蔬〉導讀直披該文是「在母親生命史頁裏， 空心菜又是另類姿顏。空心菜的莖梗，蘊藏著母親的艱苦人生與堅強韌性。」點出本文女性生命史的書寫。

「方梓的《采采卷耳》所帶給我們的，與其説是童年生活的追憶，不如説是她有意地以文學作為滌清家族歷史的一種藝術媒介，不僅藉由寫作清晰地感受了原鄉的地方感，也透過文學中澄凈透明的地方感陳述，得以詮釋出特定時期，具有獨特歷史牽連的地方書寫，捕捉了花蓮鄉土與人的溫潤晶瑩之感。」明白指出地方書寫，以家鄉花蓮做為主述的地誌。

身為作者，我在1999年計劃書寫《采采卷耳》初始，刻意以菜蔬「設計」各种女性的影像與生命史，並且以我的故鄉台灣花蓮作為主要的場域。

而郝譽翔的《溫泉洗去我們的憂傷──追憶逝水空間》，則是以台灣高雄為出發點，到了台北永和，然後落腳于北投溫泉區。詳述小女孩在北投的成長過程，並追尋在成長過程中缺席的父親身影，爾後藉由父親身旁來來去去多位女性來探索父親生命史，北投宛如軸心幅射至台灣的其他縣市，以及中國、越南等各地。

郝譽翔的《溫泉洗去我們的憂傷──追憶逝水空間》寫的是自己的成長故事與故鄉，卻牢牢緊係父親離開的遺憾，同時記述多位不同地方，不同國家的女性影像，透過父親涉入自己的生命中。

「凝視(gaze)，從六歲開始。

一個六歲的女孩如同她看見的少女鬼魂一直被囚困在公寓裏，那時小女孩剛從高雄遷移到台北，從此再也沒有走出去，三十多年來卻不斷被作者叫喚出來，永不得安息。

二○○五年父親自殺驟然留下突兀的句點，那個一直蹲在公寓角落等待父愛六歲的小女孩攜著三十六歲的作者一同入景(Mise-en-scene)，搭上平快車從高雄到台北，然後大陸、越南來一趟大旅行，從出生到四十歲，追憶父系的逝水年華，母系的遷徙流離，交混出糾纏、錯綜的迷宮，同時挖索六歲女孩無止盡等待的圖像。

散文的書寫，卻像小説與電影的敘述，作者和六歲小女孩一起操演(performativity)及敘述引導(diegesis)，剝解四十年父女糾結不清的情愫。

作者一開始就把自己的出生以一種交混(hybridty／mestizo)的形態展現，本省籍的母親外省籍的父親，還有同母異父的姐姐。

作者的母親在三個男人(父親與兩個丈夫)都離棄(鄙視、死亡、離婚)她之後，以被動消極的方式，將男人對她的凝視構建成不斷遷徙與拚命賺錢的場景。

克莉絲蒂娃(Julia Kristeva)指出藉由詩歌和藝術，回到「前伊底帕斯」的階段；伊蓮娜．西蘇(Helene Cixous)認為詩的語言是一種歇斯底里的舞蹈，女性可以在詩語言中尋得快感。不知是否這樣的心理因素，作者五六歲開始有嚴重的戀字癖，從未上學前喜歡看廣告招牌的文字，著魔似的嗅著貯藏櫃裏的書刊味道，從第一本小説繁露的《千里共嬋娟》、粗劣的民間故事到租書店的瓊瑤小説，作者在文字中獲得暢爽(jouissance)，母親則是在不斷購屋、分租房間、開店從金錢中得到暢爽。同母異父的大姐輟學耽溺在遊牧空間(nomadic space)，跟著賣畫的男人私奔，有時也帶著作者跑遍了大半個台灣，過著遊牧生活，最後到了美國；不斷寄居別人家的二姐大學畢業後即風光出嫁選擇安定的生活。

追憶逝水的空間，其實是作者以隱無(absence)的、反覆的、進出父親缺席的空間，那個空間是作者揮之不去的遺憾(或是痛)，也是六歲小女孩困在公寓的怨結。然而這個怨結不全然是因為父親去逝而獲得救贖，是在不斷面對父親身邊的女人們，藉由書寫逐一揭開或釋懷父親的離棄。

作者在書中大篇幅書寫晚年浪蕩者(flaneur)的父親，一輩子不想承擔感情責任，一生交混在不同族群的女人中，有原住民、桂林、南京、越南。作者書寫父親的女人們，小説般以回溯(flashback)和凸寫(foregrounding)的方式，從這些女人身上尋索缺席的父親。終在父親過世後，一趟北越之行，尋找父親最後的妻子，父親口中神仙般的二十歲越南女孩，那位女孩在父親臨終前不斷透過電話要作者「去看他，去看他。」以及致命的一句話「他説最愛的人就是妳。」越南女孩是父親對女兒的投射或是虧欠？在官司纏身竟想帶著她逃離，因不忍而送回北越。

沒有結果的尋找卻也尋回自己，就如作者對越南女孩的感覺「總有一天，我也要帶她逃出父親的魔掌，逃出鐵籠般的公寓大廈……那一天是八月八日，父親節。」走不出公寓的六歲女孩再也不接受任何人的召喚，有如亡靈安息了，也在書寫本書時，一個生命在作者中孕育。

書寫，可以療傷，可以回溯，可以凝視；閱讀，可以投射，可以參與，回眸他人的逝水空間。」

這是2011年《溫泉洗去我們的憂傷──追憶逝水空間》出版後，我在金石堂《出版情報》所寫的導讀，在閱讀過程中，我確實看到郝譽翔在作品中「追憶逝水的空間，其實是作者以隱無(absence)的、反覆的、進出父親缺席的空間，那個空間是作者揮之不去的遺憾(或是痛)，也是六歲小女孩困在公寓的怨結。然而這個怨結不全然是因為父親去逝而獲得救贖，是在不斷面對父親身邊的女人們，藉由書寫逐一揭開或釋懷父親的離棄。」

而在書中，郝譽翔詳述北投的地誌、生活習慣，同時載述了作者、母親、姊姊在北投的影像與細碎的生活「我選擇用一種和平而舒緩的語調，去寫一九七五年我們從高雄搬到台北，輾轉遷徙在盆地邊緣的經過，去寫山與海所懷抱的北投，寫關渡平原的朦朧煙雨，寫在公寓中半夜幽然浮現的鬼影，以及一間大雜院似的違章建築……」

近年來台灣的地誌／空間書寫十分盛行，無論是詩、散文及小説，作者書寫故鄉、旅行走踏之地或鍾情某些所在，以情與地誌，人與空間書寫腳下的土地景物，呈現地理、地貌、人文等特色，而以女性為基調的地誌／空間書寫，散文方面則以方梓《采采卷耳》、郝譽翔《溫泉洗去我們的憂傷》較為顯明、完整。

 

 

崖青（澳大利亞）：題材隨著視野擴展——澳大利亞女作家的創作現狀

一、題材的擴展

跨文化書寫，是澳洲女作家的現狀。想起剛出國那會，大家的寫作集中在鄉愁，憂鬱，自戀，從文字語言到情緒心態都帶有我們母國的烙印，只是換了一個地方寫作和閱讀。當時的女作家們寫作，有很多的雷同。

隨著我們在海外生活的穩定，面對一個與我們原來生活的不同世界，開始關注中西文化的差別、撞擊和融合，我們開始描摹平常生活和紀錄週遭人物風情。

如今，我們好像已經不刻意強調中西文化的不同了，因為我們的生命意識裏連接著東方社會與西方社會，既浸染了東方文化又領略了西方文化。我們不再專注于離散的痛苦，而是體驗重塑的驚喜，作品已經從一種記錄情緒和身份的認同轉机移，在現代意識上開啟新的思路新的空間。

近三年來新作：

1.劉海鷗的《半壁家園》30萬字的紀實文學

劉海鷗的父親是我國著名的俄語翻譯家劉遼逸。作者花了十年心血時間，訪問親屬和蒐集資料，一稿又一稿地修改。因為劉遼逸一家除了他這一支留在中國，其他人都去了台灣。作者講了一些家族中真實的故事真實的人。他們個人的經歷和遭遇，不過是歷史長河中的一滴水一顆沙子，但是因為真實，雖微小也能反射出中國百年曆史的一個個側面。

她爺爺和父母的人生經歷的跌宕起伏，精彩而多舛。作者不溫不火，娓娓道來家中人物的坎坷命運和悲歡離合，可讀性很強。

2、抗凝的《金融危機600日》20萬字長篇小説

説起金融危機，大家還記憶猶新2008年的美國，華爾街金融格局在優勝劣汰中重新洗牌。來自中國大陸的華爾街經紀人“我”，親歷了美國股市瘋狂上升的股市嘉年華，又從歷史高位，狂瀉而下，短短600天縮水54％的另一種瘋狂。“我”在華爾街對衝基金中與狼共舞：聯手做莊，買空賣空，內部交易，操控股價，黑幕融資上市公司；當遊戲翻盤時，有人出賣同謀，有人奴顏婢膝，有人無視法律，沉默不語；最後，遊戲又因為有女人加入，變得更加錯綜複雜……

這是一部步步驚心的證券經紀人手記，時而天堂，時而地獄，讓每日嘉年華的華爾街面目全非。危機排山倒海，人人如履薄冰。縱是翻雲覆雨、點石成金，最終為貪婪和冒險付出代價。

3，海曙紅《澳洲藝術隨筆》

包含五十來個短篇，涉及土著藝術、殖民藝術和現代藝術，內容以繪畫為主，雕塑、工藝品等等。

4．曾凡《麻將島》是長篇一部未來小説，寓言小説

故事説“中央國”邊陲上有一個“麻將島”，凡是被貶黜或不得志的人都集中到島上，島上從總督到各色蟻民，打麻將是生活的主要內容。2020年，島上爆發了一種致命的疾病，那是由不知名的病毒引起，人們束手無策，卻幻想能僥倖度過難關。

她以打麻將來隱喻中國人的生活態度：人們依賴命運，面對災難不知所措，災難過後，依舊無所作為和盲目樂觀。

5．李靈智《天使人類之間》奇幻少兒讀物

小説這樣開始：一個帶著特殊使命的閃電擊中了年紀小小的瑪麗安•傅•迪雷尼，她的命運就此發生了難以捉摸的改變。她成為了一個不為人知的神秘物種中的一員，必須在深海之中經歷一系列的曆險和考驗來找回並證明自己。

曲折的情節，精彩的故事，奇特的想像，故事中充滿友情、忠誠、善良。告訴人們愛和寬恕是最有價值的。

二、作品的跨文化性

以前對女性文學的看法，非風花雪月就是離愁別緒，視野比較狹窄，多以細微的事為出發點，或者説女作家的選材比較局限于身邊的生活。隨著女性參與社會活動的範圍和領域的擴大，創作的題材越來越豐富。

我在上面提到的這些澳洲女作家的新作的特點首先在於它們的跨文化：

劉海鷗雖然寫的是家史，寫的是過去幾十年在中國大陸和台灣等地發生的故事，但她是以她今天在澳洲這個跨文化的身份來敘述和議論的，她很愛自己的父母和家人親戚，筆端包含深情，但又是十分坦然地寫出自己對他們的選擇和做法的看法。她説過，心態不調整是寫不出這本書的，寫出來也會是另一個樣子的。

抗凝本身是英美文學專業的，現在她的工作就是一位股票經紀人，她説故事背景雖然在紐約華爾街，主人公是個男的，但所有的感受都是自己的。她的作品具有時代感，無論是內容，人物，語言，都強烈地讓人感到這是今時今日，發生在當下，是我們關心的人和事，也是全世界人都關心的事；作品中零距離的描述，重現了在我們眼皮底下劃過的華爾街股災。情節的發展每一步都真實可信。這樣一部專業性強的書，不但讓外行人能看明白，還要寫出各具性格的人物，能吸引讀者，確實需要深厚的功力。因為有很強的畫面感，讀她的書，好像在看翻譯過來的西方大片。她的作品往往是在澳洲發表出版，也在中國的《花城》和《收穫》上發表，幾乎是同步的。

海曙紅有較深的中國藝術的修養，澳洲又是一個有濃郁文化氣息和藝術氣息的地方，使她有機會接觸西方藝術的方方面面，她有領悟，有比較，集腋成裘，厚積薄發，頗能啟發讀者新的審美情趣。墨爾本的街頭藝術是很有名氣的，如入壁畫長廊，觀鋪天蓋地之畫，一路走過，目不暇接，，各款畫面無不透出混合的淘氣、怪氣、豪氣、才氣、靈氣、霸氣，難怪乎能吸引無數慕名而來的普通觀眾（懂藝術或不懂藝術的人），一睹為快。雪梨喬治街某酒吧門上的雕塑，三隻聰明的猴子：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

李靈智的作品是中英文雙語同時出版的，她故事中的人物各種族都有，是全世界小朋友都能閱讀的一本書。上述女作家的語言敘事空間的形成，反映了她們身上所具備的跨文化視野和國際化經驗，表明她們在華麗轉身中已經站在新的角度和寫作立場上，面對世界，重審自我，解讀傳統，融合中西。

三、女性寫作的特點

以上這些女作家們書寫的題材當然男作家也可以寫，但是女作家下筆，還是有著自己的特色。她們有著自己平實、機敏或婉約的風格，劉海鷗對材料的裁剪取捨，抗凝對主題的深化探詢，海曙紅對藝術的細緻入微的欣賞和感悟，曾凡對個人世界以外的觀察思考和李靈智童心不泯的奇思怪想，使這些作品不單題材新鮮，而且文字清新細膩沉穩，絕無浮躁之氣。

但是澳洲的女性文學是不是很完美了呢？當然不是。有人更是説，我們澳洲的女作家至今還沒有可以跟北美、東南亞或歐洲同樣等級的作品。説到這，我們很慚愧。澳洲國土遼闊，自然資源豐富，環境優美，生活安逸，相對來説，壓力比較小，這是文學創作的優勢可能也是劣勢。暫時還沒有出現世界級的作家，那我們可以數量取勝，我們的特點就是作家多，作品多，豐富多彩。華文創作非常活躍。

其實現代社會男女在寫作方面已經沒有很明確的界限，説到女性文學，無非是將女作家集中在一起，更多交流和互相支援鼓勵，女作家的寫作跨出女性文學的範疇，探索文學中的人性與普世價值，也跨越地域局限，善用置身海外多元文化環境的開放視野，為我們共同的文學事業做出貢獻。

 

計璧瑞講評:

我們的下半場共有6位女士發言，根據這些發言的內容，可大致分為兩大類：一類是由海外女作家就不同地域海外女性的漢語寫作做出的描述與説明，如陳瑞琳的《今日長纓在手——海外女作家的歷史挑戰》、林寶玉的《紐西蘭新移民女性文學習作之我見》和崖清的《題材隨著視野擴展——旅澳女作家的創作現狀》；另一類是由大陸和台灣的女性學者兼作家對臺港女性文學中的獨特問題提出的研究論文，如王鈺婷的《臺港女性文學交流另一章——以1950—60年代童真出版作品為討論核心》、王艷芳《香港女性小説的身份書寫》和方梓《女性與空間書寫——談台灣的女性地誌散文》。

在第一類論述中，陳瑞琳描述了海外華文文壇女性創作成為主力軍的興旺景象，概括了近年來女性寫作的新特點，即具有跨國界、跨族群、跨文化的寫作趨向；自由地在“原鄉”和“異鄉”之間切換，表現出跨性別和多元化的視野與格局。其歷史挑戰在於如何尋找與世界文壇接軌的表現方式和創作技巧，以及更深入的人類命運關懷等。她的關於海外女性寫作在某些方面可以成為大陸文學的補充；而臺港澳是各類文學的檢閱場的認識頗有新意。

林寶玉女士詳細列舉了紐西蘭的新移民女性作家的寫作題材、體裁、主題和作家隊伍概況，為我們了解這些寫作的基本風貌提供了生動的圖景。崖清女士的發言梳理了澳洲女性華文寫作經歷的從書寫鄉愁和失落感到關注中西文化衝突與融合的過程，歸納出了其中的脈絡和變化。

海外女性作家在異國他鄉的奮鬥中仍孜孜以求用文字表現生活與命運，她們的努力值得尊敬。

第二類論述集中于獨特的研究議題。王鈺婷選擇了五、六十年代有代表性的女作家童真的寫作在香港的發表為論述中心，借此將兩個相關地域聯繫起來，注意到臺港文學與文化的互動交流；引入場域論述以突出冷戰時期文化交流的議題，包括香港性和台灣性的辯證等等；從跨文化語境的思考模式，開啟台灣女作家與香港對話的可能性，認識相當深入，有助於思考這一時期台灣與其他地區的連動關係，並有效拓展台灣文學研究的疆界。

王艷芳在梳理身份理論譜係的基礎上提出了香港女性寫作身份書寫的特殊性，即敘事性、想像性和差異性，進而探討了形成這些特性的各種因素，如香港的特殊命運、混雜多元的文化形態與空間等；以身份書寫的具體表現分析，指出香港女性小説為身份書寫提供了充滿象徵和隱喻意味的言説空間，並呈現出從建構到解構的精神衍變軌跡，對我們理解香港女性文學提供了角度。

方梓作為台灣著名的女性散文家，從自身的寫作經驗出發，考察了女性地誌散文的寫作特點和文化寓意，涉及女性認同和地方記憶，如方梓的《采采卷耳》，從蔬菜的書寫連接到女性命運、鄉土空間和家園意識；又以郝譽翔《溫泉洗去我們的憂傷》來論述女性的遷徙與成長。這些分析關注當下台灣女性寫作的重要特點，從中展開的女性觀念和生活歷程值得關注。

王紅旗：聆聽諸位姐妹的精彩發言，我們可以感受到世界華文女作家在跨族群、跨國界、跨文化與跨性別的書寫中，無論是人生感悟或時空想像，無論是詩歌、散文、傳記或小説，都呈現“集體記憶”的一份念想，如火種一樣，照亮一片夜色。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設有女性文學專業委員會，我們已經舉辦過三次專門的世界華文女性文學研討會，為人類生命探索一種更理想的精神境界，尋找健康向上的人性完美圖景，實現兩性平等和諧、互補共生的文化理想，和男同胞們一起用文學托起新文明的太陽，盡一份綿薄之力。

論壇到此結束！謝謝各位嘉賓的親臨與支援！期待兩年後再相會！首屆世界華文文學大會

 

戴冠青：論壇總結

“華文女性文學的世界圖景”是首屆世界華文文學大會十個專題論壇之一。在海外華文文學寫作中，女性作家特別多，譬如參加本次世華文學大會的作家中，女作家幾乎佔了三分之二多，但是專門針對海外華文女性文學的專題研討並不太多，這個專題研討可以説是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舉辦的第三次海外華文女性文學專題研討，也可以説是本次世華文學大會頗具特色的一個專題論壇。

本次專題論壇的特點體現如下：

一、充分體現出華文女性寫作的世界性。

本次論壇有12位作家、學者發言，來自世界各地，其中有：馬來西亞的戴小華、荷蘭的林湄、加拿大的李彥、美國的劉加蓉、陳瑞琳，巴西的林美君、紐西蘭的林寶玉、澳大利亞的崖清、中國台灣的王鈺婷、方梓，中國大陸的蒲若茜、王艷芳，可以説是最有世界性的一個專題論壇。而且發言者都是清一色女性，這體現出了世界華文女性寫作及其研究欣欣向榮的態勢，當然也見出了華文女性文學研究的孤單，我們多麼希望有男性參與華文女性文學的探討和研究！

二、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華文女性文學研究的深度和廣度。

參與本次專題論壇交流的話題多樣，內容豐富，既有女作家的創作經驗敘述，也有女學者的華文女性文學考察，還有兼具作家和學者雙重身份的女性發言者基於女性創作實踐認知上的對於傳統經典文學中的女性形象的反思和闡釋。從12位發言者的交流內容可以看出，華文女性文學研討已不僅僅局限于揭示其中的鄉愁意識、身份困惑、疏離感等等，而是已經深入到華文女性書寫中的母性情懷、人文關懷、性別視野、女性命運、性別空間、華文詩學及華文女性寫作的經典化問題等具有普世性具有人文深度的文學書寫問題，一些發言還通過對中國傳統經典文學作品中女性形象塑造的深度反思來揭示這些經典女性形象對女性寫作現代化視野的負面影響，等等，這些發言所揭示的問題可以説都是頗具學術力度的命題。

從華文女性文學研究可以看出，整個華文文學研究已經開始向深度和廣度推進，這是一個相當可喜的現象。

三、鮮明地體現出華文女性文學研究中的性別意識。

從華文女性文學專題論壇的研討中還可以看出，不管是對自己書寫的經驗敘述，還是對傳統經典書寫的反思，都體現出了一種比較鮮明的女性立場和性別意識，與該論壇的主題是吻合的。這裡面有對母愛與親情回歸的呼喚，有對異國社會底層的中國女人命運的關注，有對女性性別空間的探討，還有對經典女性形象中所蘊涵的男性霸權話語的批判，這些探討都有一種發人深省的力量，啟發女性清醒地認識自己，也深入認識自己所處的社會。

本次華文女性文學專題論壇也存在一些不足之處：

第一是缺少碰撞和交流。12位發言者的話題少有交集，基本是各説各的，沒有勾連和辯論，也沒有質疑和回應，自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研討的深入。

第二是缺少男性研究者的介入。如前所説，12位發言者均為女性，聽眾也以女性為多，沒有男性學者發言，也沒有男性作家出來回應，由此顯出了華文女性文學研究的某種寂寞和孤獨求敗。其實雙性同體，雙性和諧，恰恰是女性文學追求的根本目的。

第三是，有些探討的女性性別立場還不夠突出，與男性視野的區別不大，看不出是女性視野下的書寫和研究。還有一些研究者的探討和揭示學理性不夠強，缺乏較強的説服力。

這些問題都是華文女性文學研究今後需要注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