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瑞琳談海外華文女作家的歷史挑戰

陳瑞琳（美國）：今日長纓在手----海外華文女作家的歷史挑戰

在當今的世界華文文壇，一個非常獨特又醒目的現象就是海外女作家所掀起的創作熱潮，大有一馬當先、不讓鬚眉之勢。

縱觀世界文壇的發展格局，多以雄性文學引領風潮，如英雄主義及自然主義，以及他們所塑造出慓悍、頑強、帶有不屈精神和奮鬥內質的硬漢形象。

近一百年來，女性作家的創作才開始引起世界文壇的矚目。從1909年瑞典女作家拉格洛夫到2013年加拿大作家愛麗絲•門羅，曾有十二位女性作家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這還不算《簡愛》的作者夏綠蒂，《呼嘯山莊》的作者艾米莉，《傲慢與偏見》的作者簡•奧斯汀，《遠航》的作者維琪妮亞•吳爾芙，《飄》的作者瑪格麗特•米契爾等等。但儘管如此，在整體的世界大文壇上，女性作家的創作還是屬於支流的力量。但我們如果把目光投向世界的華文文壇，看到的卻是另一番景象，即女性作家的創作幾乎成為主力軍！無論是亞洲地區還是北美洲及歐洲，華文文壇都呈現出一幅“山花爛漫”的女性風采，甚至是一馬當先地衝鋒在世界華文文學的陣地前沿。正可謂春江水暖，女人先“知”，由此，海外的“文學女人”應運而生。

解析當今海外文壇的“紅樓”現象，一來女人與文學有著天生的血脈關係，生性中敏感多情，又渴望傾訴；二來海外的女人在生計的壓迫上相對比男人少，因而更有精力投身創作。三來移民的生涯充滿動蕩變換，更加上當代的華文文壇風起雲湧、內外交流，遂形成更豐富的文學土壤和環境，於是，被激勵的女性文學即成為一脈引人矚目的文學現象。

縱觀海外女作家的創作，其主要的精神氣質及情感表達，首先是更看重“人”的本源意義，即“人”在這個世界所承擔的各種角色。在她們的筆下，最善於在紛紜複雜的情感世界中，再現“人”的衝突與力量，由此形成了一道女性文學千姿百態又自成方圓的風景。

近年來海外女作家創作的一個新特點，是開始走向跨國界、跨族群、跨文化的寫作方向，她們能夠自由地在“原鄉”和“異鄉”之間巧妙地切換，無論是歷史的回首還是現實的反省，無論是懷戀的尋找還是超越的相容，不僅表現出“跨性別”的嶄新視野，而且呈現出多元化的創作格局，當然，在海外女性作家高漲的創作熱情面前，一個嚴峻的歷史挑戰也擺在面前，那就是女性作家的創作將如何肩負起華文文學走向世界文壇的大使命？如何進入到更深重的人類命運的關懷，如何展現出“地球人”的廣闊視野？這，顯然是當代海外女作家所要面臨的大跳躍。在觀照海外女作家的地域性特徵時，我們發現：東南亞的女性作家，她們的令人可敬，主要是表現在她們所擁有的自身造血功能和努力在近親中吸取寫作營養的品質。但由於她們缺少母語國的生活經驗，對西方的各種文學思潮又比較陌生，創作的土壤多局限在自己生長的原鄉，急需要在題材上及表現手法上尋求突破。北美的華文女作家，目前是海外華文文學創作的主力軍。她們多屬第一代移民，學養背景比較深厚，有深入血脈的母國記憶，也有面對世界新思潮的敏感性和吸收能力。在她們的創作中，一個寶貴的特點是有意識地保持了自己所處的“邊緣地帶”，即與“本土文化”及“主流中心”的心理距離，攜帶著母體文化的深刻影響與異域體驗的激蕩與碰撞，從而構建了一個獨特的寫作空間。在大陸學者的最新研究中，跨文化的邊緣體驗為海外女作家所帶來的不僅是敢於直面異域文化的勇氣，同時也帶來對母體文化重新審視的目光。如嚴歌苓的《第九個寡婦》，張翎的《余震》，虹影的《饑餓的女兒》，陳謙的《特蕾莎的流氓犯》，袁勁梅的《羅坎村》，王瑞蕓的《姑父》等，都是與國內作家迥然有別的有關“中國故事”的書寫。但是，在北美華文女作家的創作中，除了在中西文化的大背景下展開生命價值的探討，她們同時也需要為華文文學的發展前景尋找與世界文壇接軌的表現方式和創作技巧。

再看歐洲的華文女作家，已從上世紀的“散兵遊勇”進入到“騎兵縱隊”的方陣。生活在人類文明的源頭，歐華女作家特別善於用他們的靈性之眼看世界、感知世界及表達世界。但是，有關歐華女作家的研究卻一直是相當的薄弱。比如：被譽為半部歐洲華文文學史的趙淑俠，其創作的拓荒意義並未得到深入的挖掘，更有她近年來創作的歷史人物小説，其中所包含的情感價值以及人文主義的精神本質也都未能得到足夠的闡釋；英國作家虹影，其作品內在的女性主義力量也遠遠被忽視。當代法國小説家趙寶娟的創作，其勾人心魄的絕品小説，幾乎無人問津。有關荷蘭小説家林湄的作品，其中所張揚的宗教精神在學術界也是忌諱莫深。此外，近年來在法國崛起的新移民女作家山颯，這位留學法國的中國女孩所創作的小説《圍棋少女》，在法國已經銷售了12萬冊，並被譯為英、德、韓、日等17種語言出版，作品先後獲得法蘭西學院獎、龔古爾處女作獎和新年獎、卡茲獎等，中文版的《圍棋少女》也已在中國出版發行。特別值得關注的是，自冷戰結束後，統一後的德國逐漸取代了英、法，而成為歐洲文學的心臟，德華文學也隨之興盛起來，其中以女作家的貢獻尤其顯著。如麥勝梅女士筆下的德國風景，復旦才女穆紫荊的創作，新移民作家劉瑛的小説等，都有其特別的意義。除此而外，在歐洲的華文壇上，比利時作家郭鳳西筆下的歐洲風情，西班牙作家張琴的文學空間，法國學者作家楊翠屏的創作，也都非常值得研究。由此可見，歐洲的女性文學創作正在踏入一個開花結果的成熟階段，她們的努力需要得到掌聲。關於澳華女作家的整體評價，近年來雖然也是“眾生喧嘩”，但是很多作家都成為“曇花一現”。冷靜剖析她們的作品，大多創作還屬於個人的移民故事，張揚的是海外“新移民文學”中早期的獵奇題材和傳記色彩，例如麥琪筆下的愛情故事，雖然有濃郁的個人生命烙印，但在境界上則缺少大情懷和大關懷。因此，澳華文學需要在整合後再出發，在堅持中提高與昇華。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海外華文女作家的創作，不僅深刻地影響到中國的文壇，同時也影響到世界各地的文壇，已經成為中國與世界溝通與交流的一個橋梁。今天的海外華文女作家，已經擺脫了那種“無根”感覺，也逐漸擺脫了遊子思鄉、生存壓力和文化衝突的巢臼，開始更多地把關注點放在超越地域超越國家超越種族的人性與人類關懷。真正是在實現“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

更令人可喜的是，“海外文學”與“海內文學”也開始呈現出“融合”為一盤棋的趨勢。比如目前居住在歐美的新移民女作家，尤其是年輕一代所寫的文字，和國內的作家已經非常相似。再比如大陸背景的作家與臺港背景的作家也開始出現“融合”的趨勢。當然，這“合”中有異，異中又會有同，可謂雙向刺激，雙向互補，而這正是世界華文文學發展的必然趨勢。 2011年3月3日，海外著名作家痖弦先生在他的《大融合——我看華文文壇》一文中這樣指出：“以華文文學參與人口之多、中文及漢學出版之廣泛、以及中文在世界上的熱烈交流激盪等現象來看，華文文壇大有機會在不久將來成為全世界質量最大最可觀的文壇。” 為此我們相信，本世紀偉大的華文作品，可以在中國出現，也可以在海外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