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1日下午，東航MU5735航班在廣西梧州市藤縣境內墜落。

　　飛機墜落帶來的傷害，如同隕石砸進大海，蕩起一圈一圈的波紋，以家屬為中心，層層展開，對救援人員、心理工作者、航空從業人員，甚至普通民眾，都帶來深淺不一的心理創傷。

　　事發後2小時內，一條心理援助熱線開通，一支53人的心理援助隊伍也在當晚開始行動。截至3月30日，心理援助隊累計開展心理評估7926人次、心理輔導2917人次。

　　在心理專家看來，漫長的心理恢復和療愈，要等到事故原因調查清楚後，才能“真正開始”，在進行短期的心理急救之外，如何對遇難者家屬進行長期的心理輔導，成為下一個難題。

　　陪伴遇難者家屬

　　在東航空難發生後，趙然和她的團隊自發成立了應急心理危機援助小組。她是中央財經大學心理係的教授，也是中國社會心理學會員工與組織社會心理援助專業委員會（簡稱EOA）副主任委員。

　　3月22日上午10點，EOA的24小時心理熱線電話開通，30分鐘之內，便有三個電話打進，包括機組成員的朋友同事，遇難乘客的朋友，還有被影響到的普通人。趙然説，打進來的普通市民稱，看到東航空難事件的消息後感到害怕，出現了失眠的情況。

　　EOA危機干預專家李靜則帶著四人團隊前往事故現場，團隊成員有一位危機干預專家，兩位心理諮詢師，一位精神科醫生。

　　3月22日晚上10點，他們抵達梧州，與18個遇難者家庭入住在同一家酒店。

　　在空難發生48小時之內，他們要做的是傾聽和陪伴。這48小時被稱為震驚否認期，家屬容易出現過度的身體消耗，比如哭泣過度、不吃不喝、脫水、痙攣、失眠等嚴重的應激反應。

　　李靜和隊友們全程陪同了兩個家庭，家屬們多次情緒失控，歇斯底里。“一開始是不能接受這個事實，是痛苦和憤怒，很難面對接下來的生活。”而心理專家在這個時候會多觀察、多擁抱、增加肢體接觸。

　　在酒店裏，李靜會陪伴家屬到淩晨一兩點。其中一位遇難者妻子向他們講述丈夫亡故後將面臨的現實困境，包括如何償還債務、企業如何繼續經營、以及如何將死訊告知正在國外上學的孩子。

　　3月23日，在家屬的要求下，EOA團隊陪同遇難者家屬前往莫埌村，“家屬還是想要親眼看看客機墜毀的現場以及相關救援工作。”

　　根據已往災難後的干預經歷，心理專家表示，多數家屬在頭七過後，才能開始接受親人亡故的現實。

　　但是漫長的療愈剛剛開始。“頭七以後面臨真正的哀痛。”中國災害防禦協會心理急救員課程主講人鎖朋認為，災難發生後的一週到一個月的時間是協助家屬處理遺體、遺物、面對保險公司、面對單位和親朋友好友的慰問等處理後事的關鍵階段，“不要擔心他睹物思人，觸景傷情，如果不參與處理後事的過程，對親人亡故的現實感就建立不起來。”

　　2022年3月26日，廣西藤縣。連日來，在東航MU5735客機墜毀事故核心現場，從全國各地趕來的搜救人員默默承受著高濕高溫環境帶來的影響，用雙手努力開展搜尋工作。新華社記者 陸波岸 攝

　　救援者的“自救”

　　東航MU5735在莫埌村上空墜落，砸出的心理創傷，以遇難者家屬為圓心向外蕩開。

　　首當其衝的是現場救援人員。

　　“面對這麼大的事故的時候，救援人員也受到了心理衝擊。在早期進入現場的人員，看到事故場景，又是高負荷工作，所以他們也會出現心理問題。”四川大學華西醫院心理衛生中心邱昌建教授曾多次參與突發災難心理救援工作，據他觀察，作為最接近事故現場的人，救援人員尋找遺物等工作帶來的心理衝擊、對人生無常的無力感，還有恐懼等，在忙碌的時候可能還沒來得及立刻反應過來，但搜救結束後，很多心理壓力會慢慢浮現。

　　中國對災難後心理干預的認知普及，可以説是從2008年汶川地震開始。在這場災難中，大眾開始意識到，除了災難本身的受害者外，現場的救援工作人員，也面臨著心理危機。

　　“最明顯的感覺是無力感和悲觀。”曾參與過汶川地震以及泰國洞穴救援的資深應急救援專家王英頡説，自己第一次因救援感受到心理衝擊，是在2008年汶川地震的時候。每天看到太多死亡，覺得“自己做不了什麼”，那種無力感讓他自責：“後來回到正常生活時，我稍微花一點錢都覺得有罪惡感，覺得那個錢應該拿去幫助汶川的人。”

　　消防系統資深救援專家郝建成（化名）曾親歷2008年汶川地震、2013年蘆山地震等大型救援活動。據他觀察，許多消防救援人員，尤其是初次面對此類災難現場的消防救援人員，會在強烈衝擊下出現明顯的心理創傷症狀，“最常見的是話少、沉默，情緒低落。再進一步就是飯量變小、失眠。”

　　郝建成説，消防系統曾經嘗試建立心理諮詢體系，但至今未能成型，“雖然現在大型演習的時候會有這一塊，但到底起不起作用，現在還看不出來。”

　　相對於搜救人員，現場的另一支救援力量是心理工作者們。他們一方面對別人給予心理疏導，另一方面自己也是極易在突發災難後遭遇心理問題的人群。

　　“3·21”東航飛行事故心理救援專家尹平3月27日在新聞發佈會上稱，心理援助隊總共有99名心理專業人員，其中國家級專家5名，省級7名，地市級專家72名。一共分為12個工作隊，分別入住11個家屬安置酒店（梧州市區7個，藤縣4個）和1個事發現場的祭拜點。按兩人一個小組對接一個家庭提供全程心理援助服務。

　　“一般來説，什麼樣的人能夠去從事災難後的心理疏導，我們沒有一個特別明確的要求，但是，一定要有組織地去做，要加入專業團隊，由團隊提供支援。”華西醫院心理衛生中心副教授張波説，新手如果沒有類似經驗，自己也可能受到傷害。

　　為了避免這種情況，每天開督導會成為必須的工作，“督導就是心理諮詢師的諮詢師。在這個會議上，我們溝通當天做的情況，以及明天的計劃。如果遇到了什麼問題，督導機制會發揮作用。”

　　心理干預人員在傾聽遇難者家屬傾訴的時候，如果過度地共情，會出現替代性創傷。“為了防止替代性創傷，在送別家屬，離開救援現場後，心理干預團隊成員也要完成一次屬於自己的結束儀式，讓這次行動成為團隊成員自我修復和提升心理韌性的機會。”鎖朋説。

　　3月28日，EOA的團隊成員在梧州舉行了這一儀式。

　　結束儀式這樣開場，“謝謝大家能給彼此一個機會，坐在一起完成一個結束儀式。這些天，我們經歷了很多事情，這些事情在我們的人生中並不常遇到，或許在這個過程中會有一些什麼觸動我們，無論是清晰的還是模糊的想法和感受，我們都可以借這個機會做一個梳理和分享，我們都可以自由地表達。”

　　不在場的“受害者”

　　除家屬和現場工作人員之外，一些“不在場”的人也同樣受到強烈心理衝擊。在EOA開通的24小時熱線電話中，曾有MU5735機組的同事打進熱線，稱“感到無助和絕望”。

　　“雖然接受過很多專業的培訓，也明白這份工作的風險性，但是這和真的看到這種（墜機）事情發生，就發生在自己身邊，感覺是不一樣的。”張蕊（化名）是一名前空乘服務人員，雖然已不再像以前那樣頻繁地在天上飛，但仍有強烈的恐懼感，“會下意識地想，如果是我，如果我在那個飛機上。很容易代入其中。”

　　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高級工程師、中國心理學會心理危機干預工作委員會秘書長兼委員吳坎坎認為，民航從業人員高度捲入，“他們中少部分人可能會有恐飛或者失眠厭食情緒低落等應激反應，如果強烈到影響正常工作生活超過1個月，就屬於心理創傷，需要專業診斷。”吳坎坎説，原則上本次事件後，所有的空乘人員都該做心理疏導。

　　“一個悖論是，他們很需要心理輔導，但是又不敢輕易讓公司方知道自己的心理問題，因為一旦被知道，就可能面臨停飛的風險。”趙然説。

　　幾年前，趙然曾經給某航空公司工作人員做過心理培訓。在她看來，飛行員是一個高付出和高回報的職業。但也面臨極大的心理壓力，一旦身心出現任何問題，就無法執行飛行任務，收入驟減。她曾以心理諮詢師的身份評估過一位飛行員的心理健康狀況。評估時發現，這位飛行員已經在外面自費30多萬做心理諮詢。

　　趙然在查閱資料後發現，有研究顯示，在德國航空公司空難事故之後，經歷過危機干預和沒有經歷過危機干預的個體和組織，都有顯著的差別。未經干預的組織，大概在一年之後的離職人員可達40%-50%，而經過危機干預的組織當中的個體離職率很低，而且極少發生心理問題和創傷性心理障礙，能夠更快恢復。

　　二次傷害：指責和安慰

　　在這場巨大的災難中，公眾圍觀、注視，被捲入其中。“他們積攢了一些情緒，然後會用各種方式發泄出去。”這是人們的生活深度網路化帶來的新變化，也越來越被心理專家們所注意。

　　“雖然我沒有家人在這架飛機上，但是我已經哭了好幾天了，睡不著，特別難過。一想到這件事就哭。”在許多遇難者家屬的社交賬號中，都能看到代入性極強的留言。

　　“網路讓很多人能夠直接地看到現場的慘烈，在消息迅速傳播的當下，情緒也在迅速傳染蔓延。”吳坎坎説，這是一種群體性的心理創傷，“一則是因為恐懼，另一個是代入感太深。”

　　在網路上，受害者家屬小楚（化名）的個人網路平臺則成為“發泄”的途徑之一。

　　小楚的小姨也在墜落的飛機上，出事後不久，她在自己個人的網路平臺賬號發佈了一個懷念視頻。視頻裏是小姨的朋友圈截圖、朋友們對她的印象和對事故惋惜等等。視頻發出不久，當晚，小楚就收到了許多措辭強烈的評論和私信。有人質疑她“蹭熱度”，更有人説她“網路守孝”。

　　最終，小楚在3月24日淩晨發佈《致歉信》並刪除前一條視頻。“……本著對親人的思念發抖音作品，也沒想過會（成）熱門，當然更沒想過會有個別網友噴我們家屬，甚至對我們對自己親人的思念及感情都有所懷疑，非常抱歉，再次深深地道歉讓您不舒服了……”小楚還刪除了個人賬號裏的所有視頻。

　　在邱昌建教授看來，作為遇難者家屬，小楚的遭遇屬於典型的“二次傷害”：“這種衝擊和傷害，不比第一次傷害小。”邱昌建解釋，“家屬本來就需要傾訴和發泄，這本身也是心理疏導很重要的一部分。這時候對他們進行這種指責，會造成更大的心理打擊。”

　　除了指責和謾罵，網友們的關注和安慰，也常常起“反作用”。

　　中科院心理所曾整理過一份《突發事件發生後能説和不能説的話》，對於突發災難事件後，對遇難者家屬應該進行怎樣的安慰，進行了相對具體的分析。

　　“我總結的是，帶有評價性，批判性，評判性的，否定性的話不能説。比如‘你要堅強’，潛臺詞是‘你現在不堅強’。還有‘你不要哭了’這種。”吳坎坎説，不尊重事實的安慰不能説，“比如勸告對方，人肯定還在，會有奇跡發生，這種幾率極小的假設，可能會讓本來已經慢慢要接受事實和創傷的家屬，又重新走一次這個過程，反反覆復。”

　　心理援助不能只“熱”于當下

　　“如果套用托爾斯泰的一句話，可以説，有創傷的家庭各有各的創傷程度。”吳坎坎説，對於90%左右的家庭，後續康復大概需要三個月到半年時間，還有10%左右的家庭，會超過半年甚至需要數年才能逐漸恢復，“事件的調查進度也影響這個過程，什麼時候調查結果塵埃落地，什麼時候創傷才開始真正療愈。這才算是真正有效干預的開始。”

　　2008年汶川地震後，中科院心理所曾經在汶川進行過長達5年的心理跟蹤治療項目。“我們發現，接受了長期心理干預的人，恢復的狀況相對明顯好得多。他們中的一些人後來還成為我們的志願者。”吳坎坎説，相比之下，沒有接受或者始終拒絕接受心理干預的人，可能會始終停留在創傷裏，難以走出，“有一個母親，兒子遇難了，十年後她還是每天登錄兒子的QQ，給兒子的網路娃娃換衣服，這意味著她連‘接受現實’都還沒做到。”

　　鎖朋説，哀傷輔導有三個階段：體認失落，體驗哀痛，體現新生。第一階段體認失落是通過看遺物，看照片，和親人告別。“很多人不表達悲傷，窩在心裏邊就成了內傷。”

　　在她看來，目前的心理危機干預集中在第一個月，“大部分是第一個月關注度很熱，一個月以後就慢慢降溫了。很多心理學的專業人員都很難做到持續跟進一個人長達一年，但是親人、志願者是有可能做到的。”

　　體認失落後，體驗哀痛的階段到來，通常會持續兩三個月。回憶曾經共同擁有的美好時光，是這個階段心理干預的主要內容。“有趣，難忘的往事，想跟已故親人説的話，對方給你帶來最重要的影響等話題，這些事情在一個月以前基本上是禁忌的，兩個月三個月可以談談這些事情。”

　　在鎖朋的哀傷輔導經歷中，災難發生後一年的時間內，她會不斷收到遇難者家屬的微信，“鎖醫生，你不用回復我，你忙，但是我實在是沒有人可以説，我在這裡發一下，你不用回我。”這些內容裏有時候是給已故親人寫的一首詩。“最常發生的就是第二個月，第三個月，這個時候是哀傷輔導的關鍵時期。”

　　三個月之後進入體現新生階段，遇難者家屬通過找到新的投注對象，找到安放死者的方式。比如相關的事業，來完成親人的夙願。“比如有一個母親，她的小孩很喜歡圍棋，她就做了一個圍棋俱樂部，來完成孩子的夙願。”

　　在鎖朋長達十年的一個輔導過程中，有當事人一到週年紀念日就會打電話傾訴，“生了新的小孩，有了新的生活，不再需要給我發微信。”

　　有心理專家認為，“一個危機干預如果不能持續一年就不要開始，特別像這麼大型的事件。”

　　2008年汶川地震後，鎖朋在四川綿竹駐站了三年進行心理干預，在她看來，經過14年的發展，災難心理救援有了很大改變：志願者更加有序，不會自發前往；心理干預更加科學，會有意識地根據相關指南、權威技術開展服務；本土化探索始終在進行，家庭、社區自助互助的方式成為趨勢；管理機制也在完善，在突發重大災難後，國家衛健委出臺相關心理危機干預手冊。

　　但這些仍然不夠，長期的心理干預需要更多的資源進行支撐。如何支撐？吳坎坎認為，在國內，理念和資源保障都還要迭代升級。

　　“一種探索是，是否東航專門拿出個基金來做心理諮詢？或者以後進入保險？在西方國家，把心理治療納入賠付是有先例的。”吳坎坎説，2018年普吉島“鳳凰號”海難，泰國方面給出的賠償金裏有一部分是做心理輔導。

　　另一種方式是在專項救援基金裏，劃出專門針對心理治療的部分，“比如美國加州大火，燒死了很多消防員，很多人捐錢，最後成立的基金裏，對家屬的保障也把心理問題的保障納入了進去。”

　　離開救援現場後，心理干預如何繼續？趙然教授也強調，心理援助不能只“熱”于當下，它是一項長期性和系統性的工作。從遇難者家屬的角度，政府或公益組織提供的心理支援一般在一個月左右就結束了，可是，哀傷的恢復過程是漫長的。

　　3月27日，東航MU5735的家屬陸陸續續踏上回家的路，他們抱著藤縣的泥土，在許多人的擁抱下，撿拾起破碎的心，踏上自我心理修復的漫漫長路。

來源：新京報    | 撰稿：朱清華 楊雪    | 責編：俞舒珺    審核：張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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