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蘇州市實現地區生産總值22718.3億元，在全省13個城市中高居第一位，同時也穩固了全國經濟總量第六的排名。——摘自《蘇州日報》

　　蘇州，説它是個適合生活的城市，沒有有人會有異議。説它是個經濟大市，許多人還是感到意外和驚訝。畢竟“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古來傳之。舒適的生活會讓人缺少奮鬥精神。人們早年説及浙江溫州及福建沿海諸縣市快速發展的原因時，大都會提及這些地方歷來人多地少，山高水惡，生存空間狹窄，人們不得不或奔走海外，或四齣經商。一句話，具有一種天生的拼搏精神。改革開放將大環境為之一變，立即換發出這些地方無限生機。

　　蘇州不然，這裡乃江南寶地，魚米之鄉，四季分明，風調雨順。歷朝歷代，姑蘇更是無數達官貴人，富商巨賈，文人墨客，功成名就之後，在此置地購房，休閒養老，享受余生之地，因而留下眾多歷史遺跡和文化遺存。“缺少奮鬥精神”，恰恰又是走在我國最前沿的經濟大市，這似乎是一對矛盾。那麼，這對矛盾是怎麼統一的呢？

　　本人有幸多年報道蘇州，關注蘇州經濟發展40年。最早從1979年初在人民日報發表第一篇關於太倉的報道開始，至八十、九十年代，差不多年年都有有關蘇州的報道。其中，有三個涉及蘇州階段性變化的報道，均發表在人民日報頭版，有兩個頭條，一個右肩。

　　第一篇一版頭條報道發表于1991年5月8日人民日報，內容是：《走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有機結合之路，蘇州由消費城市成為經濟大市，工農業總産值連續六年列全國大中城市第四位》。這篇帶有明顯時代烙印的標題，反映了當時蘇州實實在在發展。報道摘錄如下：

　　本報訊　記者何加正報道：素稱“魚米之鄉”的江蘇省蘇州市，今天引人矚目的已遠遠不只是“魚米”等農副産品了。去年，該市分佈于市鎮鄉間的１．６８萬個工業企業，完成工業産值４４７．４億元。全市工農業總産值達到４７５億元。這項指標已連續６年僅次於京、津、滬三大市，列全國大中城市第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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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隔兩年，1993年1月27日人民日報在一版右肩發表我的另一篇報道，題為《改革推動蘇州經濟快速發展，去年全市國民生産總值326億元》。這時採用的數據表述已經不是上次的“工農業總産值”，而是“國民生産總值”。這是我國國民經濟統計方式一個重大變化，開始和國際接軌。

　　報道摘錄如下：

　　本報訊　記者何加正報道：以消費城市較快變為經濟大市而令人矚目的江蘇省蘇州市，去年以來，加大改革力度，把改革和發展較好地結合起來，推進了經濟迅速發展，同時保證了經濟在迅猛發展時保持了健康良好的運作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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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到了1996年，6月15日，人民日報一版頭條再次發表報道，題為《從兩大擴張到質的提高，蘇州經濟二次凸起》。報道摘錄如下：

　　本報訊記者何加正報道：當區域性經濟“八五”期間在全國各地整體向前跨越之際，曾因區位優越而領經濟發展之先的江蘇省蘇州市，目前，在長江三角洲又以第二次突起的勢頭，引人矚目。過去那種“企業門類齊全，産品品種齊全”，市縣鄉村街道一起上，以“加工工業為主，中小企業為主，輕紡工業為主”的經濟格局和發展模式，正被全市範圍內的沿江、沿滬、沿路、沿湖重組生産力佈局和企業集結、重組、升級換代，以及一、二、三産業協調發展的新格局和新模式所取代。經濟發展向新一層次、新一階段推進的演變，在蘇州城鄉各地正在悄悄進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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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有關蘇州的報道，諸如：《貿工農全面發展　農工商齊頭並進，吳江經濟發展快效益好》、《企業墻上全國地圖被世界地圖取代，蘇州外貿收購額兩年翻一番》、《吳中勝地美在今朝——吳縣農村見聞》、《組織·調控·利用——蘇州市場建設評述》、《蘇州地區恢復發揚有機農業傳統，提高土地肥力降低農業成本》、《鄉鎮企業在國際博覽會展風采》、《從吳縣看發展》、《後滕記事》等等報道，都從不同角度和不同範圍，對蘇州經濟發展作了跟蹤報道。

　　那些年，有關蘇州的大大小小各類活動，差不多常有參加。有的蘇州在北京的活動，還貢獻過微網志力量。建設新加坡工業園區在京新聞發佈會，場景至今還歷歷在目。本人也在蘇州組織過全國性活動，得到蘇州市委、市政府大力支援。長時間以來，從市領導到普通市民，均有不間斷接觸。一句話，是看著這個城市一步步發展、大踏步前進的。儘管過程有些眼花繚亂，加之近年來有些疏離，但通過梳理我的報道，感覺蘇州的高速發展，還是有其規律可循，有其原因可找的。

　　蘇州，早年和全國其他地方一樣，市和地區是分開的。蘇州市，差不多就是今天的姑蘇區，除了老城區，四週郊區很小，僅有幾個鄉（人民公社）。出了東西南北古城門，便是當時的鄉（人民公社）。比如東邊的葑門和婁門外，就是婁葑鄉。全市人口也就60來萬。而蘇州地區管轄範圍則很大，不僅包括今天蘇州市範圍內的吳縣、吳江（縣）、常熟市、昆山市、張家港市（沙洲縣）、太倉市等幾縣市，還包括今天無錫市管轄的無錫（縣）、江陰市、宜興市。

　　撤地設市以後，除了無錫縣、江陰市、宜興市劃歸無錫市管轄外，其餘則全部留在了蘇州市。就自然條件而言，這些縣市具備“江南魚米之鄉”的全部內涵，差不多是我國農耕文明的精華之所在。蘇州經濟發展走在全國前面，“底子”好顯然是個不可否認的事實存在。基礎好，條件優，是其發展的前提。不過，問題僅此而已嗎？

　　破除“雙綱”，從太倉説起

　　1979年春節，承蒙人民日報農村部李克林老主任照顧，回蘇州採訪，兼顧探親。此刻，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剛剛落下帷幕，農村改革大幕初啟，一齣大戲還遠未高潮疊起。但在太倉地頭田間，已然感受到濃濃春的氣息。

　　在蘇州地委宣傳部邵漢昌的安排下，來到太倉。幾天時間，在縣委辦公室朱鵬的陪同下，採訪了縣委領導，鄉鎮（人民公社），村（大隊）和小組（生産隊）各級幹部，以及田間地頭的農民。感受最深的，就是普遍洋溢著一種“放”的喜悅。農民為能夠“多种經營”而欣喜，幹部則為擺脫“政治運動”而輕鬆。

　　今天，很多人可能會有疑問，為擺脫政治運動感到輕鬆可以理解，能夠開展“多种經營”不就小事一樁嗎？

　　其實不然。從根本上來説，伴隨“多种經營”其後的實質是個“放”子。

　　江南之所以稱為魚米之鄉，絕不僅僅因為能産魚和米，而是有著獨特的自然條件，“魚米”是“物産豐富”的代名詞。

　　這裡地勢平坦，土地肥沃，河流縱橫，湖泊密布，四季分明。更重要的是和其他地方相比，絕少自然災害。自古以來，我國許多地方，不是旱災就是水災。比如一江之隔的蘇北裏下河地區，本來自然條件相倣，但由於千百年來黃河、淮河水患肆虐。一次大災，就會造成社會發展倒退數年。災害頻繁，嚴重阻礙了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直到新中國成立，治黃治淮成功，這裡才有了安居樂業。

　　蘇南自古繁華，不是沒有大水、乾旱，而是更多情況下，有患無災。話題回到“多种經營”。這裡不能不先説説兩個“綱”的破除。一個是“階級鬥爭為綱”，一個是“以糧為綱”。“階級鬥爭為綱”的破除很好理解，大家都知道情況。問題是“以糧為綱”，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中國基本國情是人多地少，真正能夠産糧的地方並不多，大大低於印度等國家，更無法和美國相比。中國自古以來老百姓就沒有過放開肚皮吃飯的時刻。深知國情的毛澤東主席就説過，忙時多吃，閒時少吃，忙時吃幹，閒時半幹半稀，雜以番薯、青菜、蘿蔔、瓜豆、芋頭之類。像今天這樣大規模進口糧食和農副産品，那個年代，既不可能，又沒有那個實力。加之三年困難時期給全民族留下的深深的饑餓記憶，導致國家把糧食看的很重很重。極左年代對農民、農村的各種限制，除了政治因素，防止所謂資本主義以外，從生産角度看，差不多都和糧食有關。人們所説的所謂“大寨經驗”，除去被政治化的東西，早期實際就是一個“多打糧”的經驗。削平虎頭山幹什麼？種糧食。為了確保糧食生産的目標實現，就去堵住各種有可能分散出去的全部人力及各種資源。“以糧為綱”的口號隨著政治因素的加大，愈來愈走向極端。最後，除了糧食生産，其他什麼都不能搞了，搞了就成了“資本主義”。本來物産豐富的江南大地被這個口號嚴重束縛起來。糧食産量確實在逐年增高。當時，地處蘇州南門外的龍橋大隊，水稻畝産已達雙千斤。因而，“過大江”、“趕江南”等口號響徹各地。問題是農民種出來的糧食，農民自己並不能放開來吃，相當比例是上交公糧，是為了確保城市和重工業人口糧食供應。所以，在我國發展重工業的早期，農民是作出重大犧牲和貢獻的。蘇南作為商品糧基地更是如此。

　　在我的報道中有這樣的記載：

　　一位六十多歲的老人對我們説：“‘四人幫’橫行時，農民手握鐵搭柄，心裏冷冰冰；現在，手握鐵搭柄，越幹越高興。”這句樸實的話，包含著令人深思的道理，它概括了太倉過去的經歷，表達了今天農民的心聲。“土地是養育農民的父母，集體化後的農民，本來人人都熱愛自己的土地，勤勤懇懇地在它上面生産、勞動，創造幸福生活。為什麼在後來相當長的一個時期不怎麼喜歡土地了？為什麼在富饒的土地上勞動，會“心裏冷冰冰”？為了解開這個秘密，我們聽許多幹部和群眾講了前幾年的情形。

　　太倉縣濱臨長江，糧棉夾種，生産條件很好。整來批去，太倉糧食生産受到影響，歷史上的許多傳統經濟作物更遭嚴重摧殘。著名的太倉白蒜，香粳芋艿，毛板青蠶豆和馬鈴西瓜等，有些已多年不見。群眾生氣地説，大蒜頭種的時候是資本主義，收購的時候是愛國主義，出口的時候是國際主義，究竟是什麼主義？把我們弄的希裏糊塗。對自留地也實行了“三三制”，只準三分之一种經濟作物，三分之一種飼料，三分之一種蔬菜。城郊公社的社員提起“三三制”，個個都氣憤。有段時間，對社員、集體飼養的生豬卡得更死。有位公社書記講了一個令人哭笑不得的故事：一個生産隊為了慰勞全隊男女老少辛苦一年，年終決定宰兩頭豬分分吃，又怕被上級發覺，派人嚴密站崗放哨。可是，一人兩斤剛分好，幹部來了。二話不説，把肉統統收到供銷社出售，全村老少恨得叫天罵地。當然，責任不在這些幹部，而在於那個極左的衝擊波。試想，農民終年辛苦，想多吃一點肉都不行，還有什麼勞動熱情！”

　　如今農民重新愛上了這片土地。“在東升大隊，我們遇到了社員吳浩光。他四十多歲，樸實勤懇，是一位精明能幹的農民。他曾兩次離開農業，前幾天才從交通運輸站回到生産隊。我們問他“為什麼要重新務農呢？”他先給我們算了一筆賬：“我和鄰居吳永興都是七口人，勞動力相同。去年他家分進現金一千零五元，我家分五百七十元，加上我工資三百一十元，還比他們少一百多元。”接著，他説：“農業現在靠得住，有奔頭，我為什麼不回來呢？”

　　蘇南不是可以不種糧食，這裡是我國最難得的天然糧倉。問題是“以糧為綱”被絕對化後，加上無休止的堵資本主義的路，嚴重捆住了人的手腳，浪費了這裡大量本該發揮出很大效益的各種資源，束縛了這裡發展，尤其是人的資源。“雙綱”一破，這裡立刻生機盎然，處處展現活力。

　　破“雙綱”，實際就是一個字“放”。

　　今天中央再次強調糧食的重要性，是針對走向另一個極端而言的。糧食始終是我國的重中之重。

　　自然界的春風，加上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春風，吹來了陣陣暖意。太倉背靠上海，緊鄰長江。一幅江南美景圖展現在眼前。思之再三，我決定將報道題目定為《春風又陸江南岸——江蘇太倉農村見聞》。用此詩句為題雖然老套，但此時此刻感覺用在這裡非常貼切，恰如其分。稿子寫成後，給兩位陪同採訪的同志看了，沒有異議。回京後，李克林主任立即批送總編室，建議一版頭條發表。但當天沒有發出，過幾天發在二版上八欄。題目被改成了《人心向農，放手大幹》。説實話，多少感到有些遺憾。

　　太倉，使我們看到了一幕大劇的開場。從這裡，看到的是蘇南大地春天的復蘇。

　　微觀活力，市場的力量

　　中國的改革開放，從計劃到市場，是個逐步演進的過程。其中，既有理論的探索，更有實踐的推動。

　　本人1987年在人民日報發表過一篇評述性文章：《市場的魔力和魅力》，對當時的現象，表達了一些初淺的看法：“……億萬農民，一方面保持著和土地千絲萬縷的聯繫，一方面又在土地之外尋找著自我發展的機會。市場是他們最為廣闊的舞臺。市場打破了地區界限，消除了城鄉隔離，過去縱橫交錯梗堵在村村之間、城鄉之間的一堵堵無形的墻，已被今天數不清的市場網路所代替。”“……市場機制創造了産品經濟無法相比的物質財富，推動中國這一沉重磨盤較快地旋轉。”以上這些認識是現實對我教育的結果。結論來自於對社會實踐的觀察與思考，包括蘇州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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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開搞活和市場是一個硬幣的兩面。隨著放開搞活的力度加大，改革開放的進程也在加快，市場在經濟領域的分量也日益增強。蘇州，包括無錫、常州，也就是早先的蘇州地區，即蘇南的核心地帶，最特出的一件事，就是鄉鎮企業的崛起。

　　許多人對此也許了解不多，社會上對鄉鎮企業一度還有微言。如果我們認真回過頭來看一下，就會發現，鄉鎮企業實際上起了兩個“頭”的作用。一個是走向大規模工業化的源頭；一個是經濟發展模式（社會主義）市場化的源頭。這樣説是不是過分？我認為一點也不過分。

　　鄉鎮企業早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就在蘇南一帶悄然出現，當時叫社隊企業。這裡緊鄰我國最大工業城市上海，周邊又有蘇州、無錫、常州等城市群相伴。農村人多地少，加之當地人大多聰明能幹，有商品經濟意識，農村和城市又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很快出現了一種“星期日工程師”的現象。就是公社或大隊偷偷摸摸請一些在城裏工廠工作的老師傅週日回鄉下，幫助建個小加工廠之類，發展集體經濟，安排勞動力，增加農民收入。開始都是一些小加工廠，後來才日益擴大。七十年代初，本人就有幸在蘇州離老火車站不遠的一個叫做花錦的大隊裏，參加過該大隊小工廠的勞動。主要是為一些小金屬件鍍金，還有就是加工各種毛刷。工藝簡單，還有污染，但農民不得不為之。

　　政策上不允許農村這麼做不説，鄉鎮企業還原料無保障，銷售無常道，一切都在“計劃”之外。在那個物資全部靠計劃調撥，各類所需都要憑票供應的年代，計劃之外做事，其艱難程度是可想而知的。然而，因此練就了一批蘇南人“鑽空子”（這裡不可作貶義解）、“找需求”、“覓機會”的本領。實際上就是市場條件下發展自我的本領。這裡既包括找原材料，找銷售市場，也包括找産業機會，找新技術，找人才和找各類投資，等等。而這些都是一個地方發展經濟不可或缺的最起碼的條件。

　　説實話，改革開放前的蘇州、無錫、常州等城市，和全國其他地方比，經濟相對還算比較發達。但在蘇州，除了長風機械廠、蘇州鋼鐵廠、人民紡織廠，及一些絲綢廠等以外，其他像樣的大工業企業並不多。仍然是一個消費城市，還遠遠談不上工業化。

　　改革開放，使得鄉鎮企業一下子猶如雨後春筍搬的在蘇南大地上冒了出來。很快從小加工，小作坊，小規模走了出來，規模愈做愈大，檔次愈來愈高。尤其是從面向國內市場，迅速轉向國際市場，成為蘇州向工業化邁進的主力軍。1991年5月8日我的報道中提到“目前，該市集體企業已成頂梁柱，僅鄉、村兩級辦的企業就有１．４萬個，擁有固定資産８６億元，去年實現産值２７６億元。”1993年1月27日的報道中沒有提到鄉鎮企業數量，但提到工業銷售收入的增長，“去年１至１１月份，全市工業銷售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長５８．６％，實現利稅額增長６３．２％，……。”文中還特別提到上一年新批“三資”企業２８９３家，新註冊外資３０．７億美元，新開業“三資”企業４７９家，一年超過前１３年的總和。這些企業基本都是鄉鎮所辦。蘇州的鄉鎮企業已經成為吸引外資的主力軍。

　　當年的鄉鎮企業被媒體譽為“頑強的草根”。他們是“想盡千方百計、説盡千言萬語、受盡千辛萬苦、走盡千山萬水”發展起來的。鄉鎮企業首先在蘇南大地發芽，很快在全國農村大地崛起。它率先衝破“一大二公”、城鄉二元格局和計劃經濟體制束縛，為加快我國工業化、資訊化、城鎮化和農業農村現代化進程貢獻了力量。一度時期，在我國國民經濟中“三分天下”有其一，成為我國工業經濟的“半壁江山”、財政貢獻“五居其一”，為農村經濟和縣域經濟積累了“第一桶金”，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性貢獻。

　　在蘇南更是如此。眼看著一個個原本純農業的鄉鎮和村莊，在工業和多種産業的帶動下，一天天成長壯大，面目一新。清楚記得，70年代末，和蘇州地委宣傳部邵漢昌（後為蘇州日報總編輯）乘坐一輛北京吉普車去江陰縣華西村，路過沙洲縣縣城楊舍鎮，下車歇歇腳。冬雨淅淅瀝瀝下著，不算很冷，但街道泥濘。縣城一條主街，房屋低矮，街面老舊。和北方大多縣城相比，看不出有多大差別。

　　然而，八九十年代，短短幾年間，突然異軍突起，成為了舉國聞名的張家港市。是鄉鎮企業帶來了這個蘇州地區當年經濟條件較差的縣發生翻天覆地變化。鄉鎮企業面向市場，是市場的産物。反過來又帶動了市場經濟的發育發展，營造了底層經濟的無窮活力。張家港是整個蘇州發展的一個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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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1年，我們我們來到張家港後塍鎮。報道中是這樣説的：

　　“後塍在長江之畔。從張家港市的港口到市政府所在地楊舍鎮必經後塍。後塍很不出名，經濟總量在全市約排在第十位，也許，鎮領導因此就不願多張揚。直至採訪結束，鎮委書記陸飛偉還是那句話，不必報道，少説多做。其實，後塍可説的話很不少。下面僅是其中的二事。

　　殷實人家

　　“後塍經濟總量雖位居“老十”，日子卻挺好過。記者下榻的“新塍苑”，是一座漂亮別致的鄉間別墅，各種設施一應俱全，餐桌旁的小橋流水、日本式客房、設備先進的卡拉ＯＫ廳等，使人難以想像一墻之外便是青苗綠葉的田園。客房已被周圍合資企業的外方人員長期包租。賓館隔壁鎮行政中心建築群更是別具一格，在蘇南堪稱一流。這些都是去年一年完成的。上千萬投資全部是鎮裏多年的積累和直屬商貿公司的利潤，沒有一分錢貸款。僅此足見後塍的實力。後塍的殷實，和他們自稱“保守型”的發展經濟的指導思想不無關係。凡事講效益，鎮長黃育才説，你問某企業産值，不知道，但利潤是知道的。對企業領導百分考核，産值佔１０分，利稅卻佔４５分。鎮裏有個規定，無論哪個企業，年利潤５０萬元以上方可買小車，而且費用不能打在５０萬元之內。新辦６家合資企業中的５家因指標未達到未買車。

　　“後塍企業負擔很輕；全鎮自有資金超過了貸款。去年起他們才開始較大規模借貸，用以技術改造。負債經營，在各地不乏成功者。關鍵在於因地制宜，實事求是。後塍是另一種成功。這成功來自於從自己實際出發。

　　熱中有冷

　　“現在，一個宏偉的藍圖正在後塍誕生。鎮東０．８平方公里的新區已經起步，２．１公里長、３１米寬的路以及配套的綠化帶、照明燈等將在“五一”前完工；隨即召開大規模的引資洽談會…

　　“  在熱烈的發展氣氛中，仍能處處感覺到冷靜和理智。以辦合資企業為例，一方面有宏偉規劃和大膽行動，另一方面他們又始終堅持自己的理論：一，以我為主。二，雙方都要得利。三，裝門面的事不幹。去年，鎮委書記陸飛偉到蘇州參加三級幹部會，後塍合資企業才一家。聽到別人的數字，他很著急，回來一商量，一致看法是，積極利用外資，加快發展步伐，但用外資心要熱，步子要穩，不能病急亂投醫。因此，後塍辦合資企業總是辦一個成一個，個個盈利。今年“五一”將有２５家合資企業開業，都是實打實的。

　　“保證穩紮穩打的一個制度是，大的項目，四套班子１８個人集體討論，不同意就暫時不搞。陸飛偉介紹説，小區成功了，可能發展快些，也可能慢些，不能過分著急。如果匆匆忙忙搞了，宣傳了，官升了，事情沒辦好，要遭老百姓罵的。春雨中我們出鎮一路往北看去，鎮北已劃為張家港市經濟技術開發區，再過去是已見雛形的保稅區，繼而則是港口，成群的大廈將在這一帶崛起。很難想像幾年後後塍會是什麼樣子。”

　　從一個鎮大致可以看出農村基層是怎麼一步步發展起來的。

　　昆山是後起之秀。在當年的蘇州地區，除了常熟，太倉算是比較富裕的一個縣。昆山和張家港一樣，底子較薄。但同樣短短幾年，借助改革開放的春風，迅速成為縣域經濟發展的佼佼者，多年雄踞百強縣榜首。

　　如今，鄉鎮企業名稱已不復存在，但作為企業這個實體，一直沒有消失。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它們的身份發生了變化，拿掉了“鄉鎮”這個前綴詞。現在，堂堂正正屹立在我國壯觀的企業之林中，為社會主義現代化貢獻著力量。

　　和倔強的草根——鄉鎮企業對一方經濟同時發揮引領作用的是有形市場。

　　有形市場和鄉鎮企業相伴而生，是市場經濟存在和發展的基礎。由於我國長期實行計劃經濟，各地除了殘存一些和群眾生活相關的小型農貿市場之外，沒有大型市場存在，尤其是批發市場。人們對市場普遍感到陌生。

　　1987年，我到浙江義烏採訪，小商品市場讓人感到異常興奮。當時的情景是這樣的：

　　“義烏坐落在杭州與金華之間，縣城不大。來這裡的第一個印象就是人多。白天汽車進城，只能一路按著喇叭緩行。據説，這裡的常住人口和流動人口是一比一。為了解決外來人的吃住，這個只有三四萬人口的小縣城，有旅館１００多家，床位４０００多張，飲食攤店４００多家。縣城城中路東南有座名聞遐邇的小商品市場，流動人口就是衝這個市場來的。

　　“一個細雨霏霏的下午，我隨管理委員會的老虞來市場參觀。市場佔地４４０００平方米。走進大門，只見由鋼筋混凝土構架、玻璃鋼瓦蓋頂的月臺型綠色攤棚排排擺開。攤棚之下，經營者擺出的各類小商品五彩繽紛；攤棚之間，人頭攢動，購買者背著大包小包穿行其間。在這裡，仿佛置身於某一大城市的大商場之中。全市場有５０００多個攤位，如果順著這一排排攤位走過去，觀賞各種不同的商品，恐怕半天時間也走不完。市場經營的商品有３０００多種，至於花色，管理人員説：沒法統計。反正屬小商品範圍之內的，可以説應有盡有。商品的４０％來自周圍農村，其餘部分則是經營者們憑藉市場的敏感，從上海、溫州、廣州等地採購來的，再通過這個市場銷出去。掛牌營業的主要是本縣農民（也有少量鄰縣的）。至於採購者，那就全國各地都有了。有華北幾省的，有雲貴高原的，有東北的，有新疆的。一座小小的小商品市場，把義烏和全國各地廣泛而又緊密地聯結在一起！就這個小商品市場，每日成交額達４０多萬元，最多的達１００多萬元。去年成交額達到１億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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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我1987年看到的義烏小商品市場。由於這個主體市場的存在，在它周圍農村迅速興起大量家庭小作坊。中午，當地一位熱心陪同人員拉我到農村他親戚家吃午飯，親戚家就有兩台織襪機，每天為市場提供襪子。當地像這樣的農村家庭很多。

　　採訪結束，我寫了上面的報道，題目叫《建座市場不亞於建座工廠》，意在從輿論上推動有形市場建設，據説引起不少地方領導的重視。

　　隨著鄉鎮企業和商品生産興旺，有形市場建設在蘇州大地迅速開展起來。在我1991年的報道中提到“目前該市有各類有形市場５３７個，生産資料等已逐步從現貨交易發展到期貨交易”。如今各類市場更是遍佈蘇州城鄉。這為蘇州社會底層活力提供了無窮能量，深刻影響著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引領著經濟社會的發展。

　　積極作為，“宏觀”的作用

　　我國改革開放的過程，實際就是一個不斷上下互動的過程。下邊的實踐，推動上邊的決策；上邊的決策反過來又引導下邊的實踐。下邊不斷實踐，上邊及時總結。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如此往復。80年代，連續多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應該説就是這個過程的寫照。

　　如果説，“下邊”是微觀，“上邊”是宏觀。那麼，一個地方，也有微觀和宏觀的關係。相對一方微觀市場，負有制定規劃、措施、政策、條例和具有管理、決策、組織、引導等各項職能的一方地方政府就是“宏觀”，是“小宏觀”。宏觀和微觀結合，市場和行政結合，以下促上，以上引下，上下聯動，一起發力，這可能是中國經濟發展最主要特色之一。各地資源條件、自然稟賦、經濟基礎千差萬別，無法看齊，但在發揮“小宏觀”能動性方面應該是可以互相學習的。許多地方條件相同，稟賦類似，實力相當，但發展的差距卻很大，為什麼？問題恐怕主要就在這裡。但凡一方政府順應發展規律，找到自身的優勢劣勢，對症下藥，勇於擔當，積極有為，一屆接著一屆幹的，最終必然會走出自己的特色。使一方水土，蓄一方力，立一方業，養一方人。反之，則發展停滯不前，社會問題百齣。

　　為什麼我國稱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定義市場經濟的時候，要加上“社會主義”？理論家們自有理論上的深刻解釋。我的初淺理解，主要一點就是這個“宏觀”和“微觀”的結合。我們通常理解，市場這個“無形的手”，無需政府這個“有形的手”來干預。這是兩個對立的方面。而在我國卻偏偏將其“對立統一”起來，成為一個整體，一個硬幣的兩個方面，互相依存，互相促進。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我國用短短數十年時間，走過了發達國家上百年時間的路程，經濟總量接連超過歐洲諸國，十年前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實踐證明這套體系是成功的，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特色之一。本人不是理論專家，不想在這裡多展開。只想簡單説，這個是和我國已有的制度基礎緊密相關的，是從現實走出來的一條自然而然的發展之路。改革開放是在我國現實基礎上的改革開放，不是突然從空中掉下來的改革開放。中國的發展也是在現實基礎上的發展。現實是什麼？工業基礎差，農業耕地少，農村廣大，城鄉分離，現代化因素少，貧窮人口多，加上曾經的生産資料的國有化、集體化，農村的“隊為基礎，三級所有“的體制，以及運作多年的行政體系，等等，不一而足。這個基礎上推進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就逐步形成中國特色。我國的經驗，之所以很難被其他國家仿傚，和這個原因有關。

　　這裡還是回到正題——蘇州的發展上來。政府有所作為，通常有“好作為”，也有“壞作為”。我們常常容易因為一些地方“壞作為”現象的存在而否定有所作為。其實，有沒有宏觀的積極作為，是大不一樣的。市場的自發力量非常寶貴，是發展的活力之源。但當其任意橫衝直撞時，一些負面的因素必然也會緊隨而至。理論上説，經過充分的市場博弈，最終會取得平衡。但現實情況是，社會往往承擔不起這個博弈的成本。比如，大量假冒偽劣産品面世，甚至危及人的健康的各種食品橫行。如果政府管理部門無所作為，等待市場來最終選擇，就必然造成社會巨大傷害。有所作為，是指順規律而行，一方面主動參與經濟社會發展實踐，積極發揮市場的力量，推動基礎的活力；一方面隨時發現問題，隨時採取措施，儘量減少傷害性因素的擴展。

　　蘇州城鄉各地，總體上來説，“宏觀”上是有所作為的。這就為經濟社會發展打下良好基礎。1991年我在《蘇州由消費城市變為經濟大市》的報道中就提到：

　　蘇州市是在改革開放中逐步認識計劃與市場關係的。近年來，他們一方面充分發揮基層幹部群眾的積極性和聰明才智，針對本地國營工業較少的實際，率先大力提倡和推動城市、農村集體企業（尤其是鄉鎮企業）的發展，努力把全市經濟搞活。目前，該市集體企業已成頂梁柱，僅鄉、村兩級辦的企業就有１．４萬個，擁有固定資産８６億元，去年實現産值２７６億元。另一方面針對加工工業一轟而上所造成的能源、原材料短缺等新的失衡現象，大力加強政府的計劃、協調、引導和指揮職能，保持全市經濟穩定協調發展。全市工業産品中，屬國家指令性計劃的僅佔４％，原材料中屬計劃分配的只佔全市消耗總量的５％，大量的能源、原材料和産品銷售要靠市場調節，政府在積極做好服務、引導等工作的同時，對所需能源、原材料等都做出了較為週詳的計劃。蘇州的這套做法是在實踐中慢慢摸索出來的。前幾年加工工業發展較快，能源跟不上，造成浪費，吃了虧。他們説，哪怕一個地區，總量也一定要控制好。不該政府管的事（如企業的生産經營）一概不管，該政府管的事（如宏觀上、總量上）一定要管好。幾年來，他們初步找到了幾個計劃與市場有機結合的結合點：一是橫向聯合。通過聯合尤其是和城市大工業、能源、原材料産地的聯合，把分散的企業間接地納入國家計劃的軌道。二是培育和建設有形市場。目前該市有各類有形市場５３７個，生産資料等已逐步從現貨交易發展到期貨交易。三是搞活企業、發展企業集團。現在全市有企業集團４４個，大的有三四十個企業，小的也有一二十個，通過集團把一批分散的企業集合在一起，便於調控。

　　以上是他們一個階段的作為。當企業像雨後春筍般成長起來的過程中，遇到能源、原材料等方方面面問題，出現困難時，政府是不是有為？能不能有為到家、服務到企業關鍵處？還是無動於衷，任憑企業生死？其結果還需多説嗎？而地區發展差別往往就差別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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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在“宏觀”上有所作為是系統性的。我國改革開放的過程，實際上是“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需要各地各級政府在實踐中不斷去摸索，去推動，去創新。中央的決策就是建立在各地經驗教訓基礎之上的。如果大家都等待中央決策後再行動，就難有中央決策。1993年的報道中，是這樣報道當時蘇州市委市政府做法的：

　　“蘇州市的改革是緊緊圍繞搞活企業這個中心任務進行的。首先加快了企業經營機制的轉換，下決心把企業推向市場。去年，全市企業全面實行了放開經營，政府對企業只管“三個一”：一個班子，一個承包合同，一個工效掛鉤。同時，多形式地探索了轉換企業經營機制的途徑：全市確定３２家企業為首批規範化股份制試點單位；使２０００家老企業通過合資，實現了嫁接改制；在３家企業進行了模擬“三資”企業管理試點；小型企業實現了經營權轉讓。在企業內部也順利開展了勞動、人事、分配三項制度改革。全市有３０％的企業實行了勞動組合，有２７家試點企業實行了全員勞動合同制、崗位技能工資制，部分企業初步建立了上崗、待崗、試崗制度。分配上，越來越多的企業大力推進計件、浮動、承包工資制等透明分配形式。與之相配套，全市推進了社會保障制度和其他方面的配套改革，成立了社會保障局，統一了社會保障政策、社會保障費用的提取和支付標準。住房、醫療制度改革也隨之啟動。

　　圍繞“建設大市場，發展大流通，搞好大佈局”的目標，蘇州全面推進了流通體制改革。市委、市政府建立了市場建設培育協調小組，抓規劃、協調和進度。全市金融、技術、勞務、人才、房地産、建築、資訊等各種生産要素市場進一步發展。市、縣、鄉鎮三級基本形成一個縱橫交叉的人才、勞務市場網路。”

　　這些主動作為，無疑推動了當地經濟的發展。再如，蘇州的“二次突起”是怎麼實現的？

　　“遍地開花的鄉鎮企業和雨後春筍般的中小企業，曾使蘇州市經濟總量迅速擴張，成為我國一個令人矚目的經濟大市。去年，完成國內生産總值９０５億元，完成財政收入５３．８６億元，自營出口總額３１．６９億美元。然而，發展中日益顯現的各種制約因素，使蘇州市各界及時察覺到一個歷史發展階段正在終結，必須迎接新的發展階段到來。１９９４年市委市政府及時提出了從量態向質態轉移，實現蘇州二次創業的戰略方針。不太長的時間，已經出現變化：以高投入支撐經濟高速增長的方式和發展路子，正在向科學合理調整生産力佈局、高效率利用各種生産要素、提高全市經濟運作品質和整體效益轉變；與國際市場溝通開始向融合過渡，對國際慣例由仿傚開始向接軌過渡；效益、基礎設施、社會事業滯後於總量擴張、工業化進程和經濟發展的狀況正在改變。

　　市場是企業游泳的大海，“天高任鳥飛，海闊憑魚躍”。但企業作為個體，終有個體無法解決的問題，需要政府提供服務。更重要的是企業無法做出諸如設立開發區等重要的決策。當經濟發展出現階段性問題，需要向更高層次邁進時，宏觀能不能敏銳地把握住，及時指導並能整體上進行規劃，使之順利實現戰略轉移和提升，是一個地方能否不斷發展，節節攀升的關鍵因素之一。和新加坡合作建設工業園區，當然離不開中央的支援和決策。但同樣離不開地方政府的努力。尤其是開發區建設本身，以及後期的招商引資，園區管理，更是依賴地方政府的作為，依賴政府制訂的各項政策措施、優惠政策、服務能力，等等。

　　昆山的發展也最能説明“宏觀”作為的重要性。這裡原本是蘇州經濟相對薄弱地區，但由於抓住了改革開放的機遇和緊鄰上海的地域優勢，通過設立開發區，大力招商引資，很快成為臺商聚集地，經濟一躍走在蘇州前列，走到全國前列。

　　開發區、工業園區，是蘇州宏觀上有作為重要表現。1996年在蘇州經濟二次突起一文中提到，“５個國家級和１０個省級開發區對“大社會，小政府”進行了有效的探索，尤其新加坡工業園區創造了與國際直接接軌的開放新模式。張家港保稅區轉口貿易、保稅、倉儲三大功能日益增強。”

　　在區域內進行全面規劃和協調，更是宏觀作為方面不可或缺的因素。但凡規劃得好，協調到位的地區，往往都和有個高效政府有關。在蘇州，到1996年，已經出現：“一個以姑蘇古城居中，新加坡工業園區、蘇州新區為東西兩翼而形成的經濟中心已顯雛形。所屬張家港、常熟、太倉、昆山、吳江、吳縣６市環而繞之，或以港興市，或揚自然景觀、人文優勢之長，或領浦東輻射之光，大力發展各具特色的開放型經濟。全市經濟結構、佈局的調整和優化，帶動了城鎮格局、結構的調整和優化，促進了一、二、三産業和城鄉協調發展。一批現代化的新型城鎮正在興起。四通八達的交通和通信網路亦已形成。各縣市按各自産業、區域特點，正對農田保護區、工業開發區、農民住宅區進行通盤考慮，努力實現合理佈局，一體化發展。”——摘自本人報道。

　　改革開放過程中，蘇州的宏觀作為方面顯然沒有缺位，政府始終是積極的參與者、組織者、甚至主導者。而且是一屆接著一屆幹，基本不是“張書記來了挖，李書記來了填”（這種情況在一些地方是出現過的）。

　　不光是一級政府積極作為，各級政府都在各自範圍內努力。所屬各市、區，乃至街道鄉鎮，上下一致，各展所長，才能使全市整體推進。

　　當然，蘇州不可能十全十美，它和所有地方一樣，在發展中，面臨的問題還很多，只是每人平均gdp相對高些而已。未來的路還很長。需要發展，本身就説明有不足。足了，必然無需再發展了。蘇州的這一切都是相對而言的。其實，這個世界上沒有“完美”。沒有完美的國家，沒有完美的地區，當然就沒有完美的世界。只要不斷前行就好，前行就有希望。

　　我的觀察，地方政府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在經濟社會發展中，一直是個重要角色，因此形成我國重要特色。

　　我們常常擔心，我們有點“四不像”，不像“經典”中的社會主義，又不像傳統的資本主義；不像計劃經濟，又不像純粹的市場經濟。為此而感到不安。其實，人類的發展永遠都是在各種因素的碰撞中不斷選擇和優化的。路，就是這麼走出來的。否則，社會就會停滯不前，就不會有現代的資本主義，更不會有社會主義。永遠遵循一個模式，一層不變，這個世界就靜止了。市場經濟是在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中逐步走過來的。早期階段的各種弊端、負面，乃至血腥、殘酷，我們還要從頭一樣不少的來一次嗎？如果不需要，只能依靠宏觀的作為。至於理論，本身就是實踐的産物，來自於社會實踐，指導社會實踐。實踐永無盡頭，理論必然也要隨之前進。相信，那麼多理論家，會在人類實踐基礎上完善、補充、乃至提升、豐富理論的。

　　以上是我在對蘇州報道的基礎上，做的一點回顧和思考。40年，彈指一瞬。蘇州已經發生翻天覆地變化。但再怎麼變，仍然是蘇州，就像中國無論怎麼發展，仍然是中國一樣。

來源：中國網    | 撰稿：何加正    | 責編：俞舒珺    審核：張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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