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關於延長生育假的爭論愈演愈烈。

　　2021年國家出臺“三孩”政策後，不少省份都延長了生育假。毫無疑問，在“三孩”政策下延長生育假，鼓勵生育的意味非常明顯。然而，延長生育假的政策，卻讓不少育齡女性更加惶恐，直呼“更不敢生了”。

　　在2022年兩會上，不少女性代表和委員就相關議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議。

　　在全國人大代表黃細花看來，如果讓企業承擔延長生育假的成本，企業乾脆從一開始就減少招聘女職工；全國人大代表蔣勝男呼籲，警惕延長女性生育假可能帶來的就業歧視；而全國政協委員翟美卿認為，可以通過補助企業，鼓勵企業招聘育齡女性進而保障女性就業權益，從而促進生育。

　　如何平衡女性就業權益的同時促進生育，似乎是一道繞不過的話題。

　　就業隱形歧視加劇

　　關於延長生育假反而加劇就業歧視的擔憂，似乎並非空穴來風。

　　2021年放開“三孩”後，各地政府都出臺了相應政策進一步延長生育假。

　　目前，全國各地規定的女性産假加上生育假的範圍大概是128天至190天，主要省市基本上都是158天，而男性陪産假一般在7至30天之間，主要省市基本都是15天。

　　在蔣勝男看來，女性産假和男性陪産假之間的天數差異進一步加大，導致男女員工因生育而對工作的影響程度有著更大差異，女性因生育遭受的就業歧視可能進一步加劇。

　　在實際就業市場中，隱形歧視更是屢見不鮮。

　　王磊（化名）在一家民營企業擔任HR，他的工作是為公司招聘銷售人員。

　　“其實公司銷售這工作，男性、女性做都差不多。但是現在這麼長時間的生育假，公司肯定不願負擔，所以能招男性就不招女性。”王磊對中國新聞週刊表示。

　　在職業晉陞中，女性面臨的壓力也前所未有的增加。

　　某大型券商的HR李紅（化名）告訴中國新聞週刊，二胎開放後，其所在公司在招聘女性時就已經格外關注生育問題，三胎之後更加明顯。

　　“生育假延長之後，關鍵崗位招聘女性時更加慎重，甚至在篩選簡歷的時候，就把不少本來頗具實力的女性候選人篩掉。”李紅透露。

　　身為女性的李紅對此也比較無奈，她坦言，現在行情和領導的實際要求就是這樣，畢竟比較關鍵的崗位，在將近半年産假和生育假期間，不可能隨便找人代替。

　　焦慮情緒甚至已經影響到一些已婚已育女性。

　　“最近找工作時，幾乎所有公司都或旁敲側擊，或直接詢問有沒有二胎計劃。”已經生育一孩的李嘉嘉（化名）説。

　　李嘉嘉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在這種時候，她會從自己實際經濟壓力出發，向用人單位保證不會再生育“二孩”、“三孩”。

　　“‘二孩’開放之前，已婚已育對女性是種優勢，但是這幾年‘二孩’、‘三孩’的放開，加上生育假的延長，感覺公司招聘女性時顧慮越來越多。”面對就業市場的變化，李嘉嘉説出了自己的觀察。

　　研究勞動和社會保障的華東政法大學副教授李淩雲認為，在延長生育假之後，女性群體本身的內卷也更加嚴重。

　　“像國家機關、事業單位，還有一些國有企業這樣的體制內單位，對女職工的生育保障比較到位。但是原本就存在就業歧視的一些行業，比如説不少私營企業，就業歧視就變得更加嚴重。如果女性想要躋身於保障較好的體制內單位，競爭會越來越激烈。”李淩雲告訴中國新聞週刊。

　　生育成本如何分攤？

　　就業歧視背後，多出的生育成本究竟該由誰承擔的問題，逐漸浮出水面。

　　中國社會科學院勞動和社會保障學研究員唐昀告訴中國新聞週刊，生育本身是全社會的事，不能變成一個家庭的事。政治經濟學中一直把生育看成是人口的社會再生産。

　　但在實際生活中，除了家庭本身，女職工所在的用人單位，同樣負擔了不少生育成本。

　　李淩雲認為，“三孩”生育政策下，用人單位用工成本一定提升了，這是不能回避的問題。

　　“企業實際上負擔了不少女性的生育成本。目前産假加生育假時間將近半年，除了工資，企業還承擔了不少隱形成本，這對育齡女性多的企業無疑是一筆沉重的負擔。”翟美卿對中國新聞週刊表示。

　　這又涉及到産假成本和生育假成本分攤的問題。

　　李淩雲告訴中國新聞週刊，我國法律規定産假是98天，目前沒有延長，“三孩”政策出臺後，各地延長的是實際上是生育假。比如在上海，生育假由原來的30天增加為60天，有些地方延長的時間更長。

　　事實上，生育假延長之後，不少地區用人單位成本的的確確增加了。

　　“社會保險法規定，98天産假期間的生育津貼是由生育保險基金來支出的。但生育假怎麼來支出，全國沒有統一規定。上海60天的生育假仍然由生育保險基金來支付，但是全國不少地區，生育假並沒有納入生育保險基金，這個負擔實際上轉嫁到用人單位身上。”李淩雲説。

　　黃細花直言，如果讓企業承擔生育假多出的成本，不少企業乾脆從開始就少招，甚至不招聘女員工。在她看來，多出的生育假成本，應該由政府承擔。

　　李淩雲也認為，各地應該儘快明確生育假成本究竟由誰承擔，如果單純讓用人單位承擔，其鼓勵生育的效果可能大打折扣。

　　但即使政府或生育基金負擔了顯性成本，用人單位的隱形成本同樣不可忽視。

　　李淩雲分析，女職工如果生育，會給單位帶來很多隱性的成本，比如這段時間職位空缺，用人單位或者需要招聘新人，或者是把這個女職工的工作量由其他勞動者來分擔，這樣就會産生額外的招聘成本和管理成本。

　　另外，女職工哺乳期間會減少有效工作時間，這對用人單位的生産管理、經營成本都有影響。

　　探索企業補助

　　作為生育主體中越來越不可忽視的一環，用人單位在促進生育中的作用越來越不可忽視。

　　李嘉嘉説，其實在“二孩”政策出臺後，她曾經動心過。但是面對日益嚴重的就業歧視，她打消了“二孩”的想法，更不用説“三孩”了。

　　“像延長生育假，對女性有‘過度保護’的意味，反而讓大家更加不敢生了。”她坦言。

　　不少聲音認為，推行三十餘年的計劃生育政策，實際上從側面幫助了中國女性的職業平權。

　　2018年，中國女性勞動參與率高達61％，不僅高於發展中國家，也高於很多發達國家，大多數國家女性勞動參與率都在50％左右，印度女性勞動參與率只有不到27％。

　　唐昀説，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就宣傳“不勞動者不得食”，女性的勞動參與度不斷提升。另一方面，家庭勞動的價值在社會上一直很難得到認可，加之不少小家庭需要依靠雙職工的收入支撐，所以中國女性非常重視職業發展。

　　在多年影響下，職業發展已經成為中國女性生育前考慮的重要問題，特別是對於生育“二孩”、“三孩”女性，尤其如此。

　　國家統計局2021年公佈的數據顯示，我國出生人口數量從2017至2020年，已連續出現“四年降”，去年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為1.3，低於國際上公認的生育率1.5的“高度敏感警戒線”。

　　持續降低的出生率給我國的人口形勢拉響了警鐘。鼓勵生育，又該如何讓企業和女性放下後顧之憂？

　　翟美卿認為，要讓企業支援生育，國家要對企業招收育齡女性制定有針對性的優惠政策，鼓勵企業招收女性職工，“女職工聚集企業的支援力度，應給予一定的政策優惠”。

　　在李淩雲看來，各地區應該儘快出臺相關強制性的規定，並建議由社會保險基金為用人單位提供一定的工資補貼。

　　更具綜合性的“穩崗”補貼，同樣是值得探索的。

　　她分析，在設計生育補貼時，可以重新設計一份“穩崗”補貼。生育補貼可以直接補貼給女職工，而“穩崗”補貼則直接給用人單位。

　　“女職工生育過後恢復原來的崗位或者安排到了合理的崗位，待遇包括職業發展不出現大幅度下降，用人單位就可以拿到‘穩崗’補貼，用人單位女職工的數量越多，就可以拿到更多補貼。上述補貼可以從各項保險基金中或者財政中調配。”李淩雲説。

　　既然保證女性就業權益是促進生育極為重要的一環，那麼就不可能單純依靠一兩項政策完全解決問題。不少專家認為，多方面的機制值得探索，男性陪産假和育兒假就是其中一項。

　　李淩雲説，現在不少地區男性陪産假和育兒假都是非強制的或者建議性的，到用人單位層面，非強制的假期很可能會消失，這不但會加劇女性職場歧視，還不利於男性參與家庭，最終無法有效促進生育。

　　她説，“各地區應該儘快出臺相關強制性的規定。” 

來源：中國新聞週刊    | 撰稿：趙越    | 責編：汪傑菲    審核：張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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