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運河與中國古代文學

京杭大運河淮安段資料圖片

主持人（方銘，北京語言大學教授）：大運河是中華文明的標誌性遺産，2014年入選世界文化遺産名錄。在中國歷史上，大運河對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的影響，都是巨大的。而大運河和中國古代文學的關係，更是非常密切。大運河邊上的中國文學創作現在仍然在不斷發展過程中，以後可能還會持續很長時間。只要大運河存在，只要大運河河畔有人生活，就會有大運河文學。不過，我們今天主要是討論“大運河與中國古代文學”這一主題。

2015年以來，《文學遺産》專刊就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一些重要問題進行了多場對話，今天的“大運河與中國古代文學”就是我們規劃的對話之一。今天我們邀請了幾位著名的古代文學學者，來到大運河畔的淮陰師範學院，與淮陰師範學院的各位運河文學研究專家共同舉辦這樣一次對話會，希望能對推進大運河文化與中國古代文學的研究有所貢獻。淮陰師範學院是最早開展運河文學研究的學校，建有專門的研究機構，出版了眾多重要的相關研究成果。各位從外地到淮安的學者通過與淮陰師範學院運河文化與運河文學研究專家的交流，一定會對“大運河與中國古代文學”有一個更清晰的認識。

一

張強（淮陰師範學院教授）：大運河與古代文學是一個歷久彌新的話題。自大運河開鑿興起，它與中國古代的文學發展、傳播關係日益密切。因運河而興起的城市，與唐詩、宋詞、元雜劇、宋元話本、明清通俗小説等形成了特殊的關係，甚至影響到它們的生存狀態。

要説運河和唐詩之間的關係，就不得不提到汴河。汴河又稱通濟渠，是隋煬帝在先秦鴻溝、東漢汴渠等基礎上興修的運河。通濟渠是唐王朝最繁忙的交通線。從初唐到盛唐，從盛唐到中唐再到晚唐，崔顥、岑參、劉禹錫、盧仝、韓愈、賈島等詩人行走在汴河上，留下了大量吟咏汴河或以汴河為興象的詩篇，這些詩篇從不同層面反映了唐代社會的歷史歲月與風貌，具有很高的審美和藝術價值。

運河對宋詞的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如果剝離了運河，那麼宋詞反映宋代社會生活內容的廣度和深度必將受到影響。首先，在現存的300多位宋詞作家中，最著名的詞人如歐陽修、柳永、周邦彥、張先、蘇軾、李清照、米芾、陸游、黃庭堅、辛棄疾、姜夔等，大多數是運河人或者有運河生活經歷。在北宋開封、南宋杭州以及揚州等典型的運河城市實現了文化與市民經濟的雙重繁榮。這些運河城市不僅成為詞人薈萃之地，也為推動詞體形成，促進詞繁榮，影響詞作內容與形式起著作用。其次，運河城市是宋代著名詞人重點吟咏的對象。運河是南北水上交通的必由之路，當文人士子途經或者居住于運河城市時，仕途浮沉、離別情感得失等心理體驗，再加上運河城市豐富的人文古跡、美麗的風景的陶冶，浸潤著文人士子感情的詞因而蒙上了運河文化的特色。歐陽修、柳永、秦觀、姜夔等對所處的運河城市作了審視，汴州、蘇州、杭州、揚州等運河城市的繁華在宋詞中得以保留，我們也因此得以窺見運河城市昔日的繁華與風情。最後，運河城市對於詞的俗化和市民化傳播也起到了巨大作用。運河城市的繁榮為詞的發展營造了極其廣闊的社會環境與文化環境。繁榮的城鎮、便利的交通、秀麗的山水風光和普遍較高的文化水準使得運河區域成為大量詞作産生和消費的中心。

運河與元雜劇的關係非常密切。元雜劇最早的四個活動中心，除平陽外，東平、真定、大都三個城市都是運河城市。元雜劇與運河的內在聯繫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元雜劇作家相對集中的活動區域都是運河城市。相對穩定和繁榮的運河城市為他們提供了展示才華的舞臺和市民消費群體。第二，元雜劇的很多故事發生在運河城市。比如大家熟知的《竇娥冤》的故事發生地就是運河城市楚州。第三，元雜劇的迅速傳播也是依仗運河便利的交通條件。總之，元雜劇與運河、運河城市之間的密切關係是客觀存在的，只有認真研究才能更好地弄清楚其發展規律，認識其本來面貌。

運河與宋元話本、明清小説的關係也非常密切。誕生於運河城市中的宋元話本，是市民階層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話本更能反映市民的文化要求，更能代表市民的審美理想，一般認為，話本指説書藝人講故事時用的底本或説書藝人在瓦舍、勾欄等公共場所進行藝術表演時的底本，市民成為接受“説話”藝術的最大聽眾。後來，文人參與到創作之中，遂使話本成為能書面閱讀的短篇小説。明清小説作為市民文學在明清時期得以發展繁榮與運河城市關係密切。四大奇書的作者都出生在運河城市，或者長期生活在運河城市。他們對於運河城市有著豐富的描述。比如説《金瓶梅》一書對運河城市風情、官商的運河往來、運河治理、運河碼頭等作了全面而詳盡的反映和描寫。另外，大量的小説家居住在運河城市或以運河為題材進行創作。小説作者或出生或客居在運河城市，他們以運河為背景展開敘述，也是不爭的文學史事實。

二

孫明君（清華大學教授）：我們在“運河之都”淮安召開這樣一個對話會，非常有意義。張強教授的發言給予我很多啟發。目前大運河文化帶建設已經成為國家戰略的一部分。在此時代背景下，我作為大運河文學研究的初學者，結合自己多年來從事古代文學研究的體會，簡單談三點內容。

首先，從吳王夫差開始的大運河至今已有2500多年的歷史，但對大運河貢獻最大的應該是隋煬帝。隋煬帝把以前的分段運河連起來了，成為從都城到淮安一直到杭州貫通的這樣一條大動脈。隋煬帝喜好文學，寫過很多文學作品，包括運河的詩文。作為一個北方人，隋煬帝對南方的文化文學都非常喜愛，所以隋煬帝在運河文學發展史上的作用，值得我們關注與研究。如果我們要寫運河文學史，理應以他為界，在他之前為運河文學史上卷，在他之後就是下卷。清代康熙和乾隆都六下江南，但他們對運河文學文化的貢獻不是很大。

我認為運河文學從本質上講，是一種城市文學。大運河跨度非常長，從北京一直到杭州，幾乎把中國東部地區重要的城市全部覆蓋。這麼多由北向南的城市溝通起來，成為今天運河文學的寶庫。城市文學的興起，在中國文學史上是非常獨特的事件。因為中國文學在早期主要是宮廷文學，除此之外還有鄉村文學、城市文學。宮廷文學數量非常龐大，很多帝王與文武大臣都參與其中。很多封建官員在失落、不得志的時候回到鄉村生活，促進鄉村文學的發展。我認為，城市文學應該是宮廷文學和鄉村文學之外的第三種文學力量。它的數量比較少，特點不夠鮮明。但正因為有了京杭大運河，使這樣一種傳統的格局發生了很大變化。這個變化就是在中國城市文學開始走向繁榮，特別是唐宋以後。這與運河各種歷史功能的發揮，不謀而合。總之，城市文學的崛起，成為跟宮廷文學、鄉村文學三足鼎立的一種文學形式。在這個過程中，大運河無疑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今天研究大運河文學要有全局的眼光，大運河上有這麼多城市，我們應該將每一座城市和它的周邊城市結合起來，形成一個整體的觀念。這樣我們對運河文學就會形成整體的印象，才能識其變遷，得其真義。

周薇（淮陰師範學院教授）：我近幾年的學術興趣主要集中在淮安詩歌方面。淮安作為運河城市，它的文學成就與運河密不可分，具體而言：

第一，明清漕運興盛促進了淮安詩歌的興盛。明清兩代，朝廷在淮安不僅設立了淮安鈔關，還派遣定員主事。《續纂淮關統志》記錄了從明代弘治七年到清代乾隆年間兩百多個淮關榷使。淮關榷使是四品官員。這些人多為外地人，而且大多是進士、舉人出身。奉命前來的這些官員非常重視當地的文教事業，他們對府學、書院、社學都格外重視。著名的文津書院就是朝廷命官榷使發起捐資設立的。

第二，明清淮安詩歌折射出特有的運河物質文化遺産、歷史文化、名人掌故，深入詩歌內部，可以分析出運河文化的豐富性和獨特性。比如淮關與詩歌。淮關是溝通南北的咽喉要地，南來北往的人和船隻多經過此，所以明清時期“淮關”詩人詩作大量涌現。

第三，明清時期淮安詩歌是城市歷史和現實的生動反映，可以成為現代城市文化建設的重要參考。

毋庸諱言，我目前的關注點只立足於淮安，但是一條運河那麼長，每一個城市，每一個地區，它都需要更多的關注。運河文學研究需要形成整體的概念。

黃震雲（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絲綢之路現在是一個熱門話題，説到絲綢之路，我們自然會想到甘隴地區。但自長安往西直到甘隴的絲綢之路，實際上只是這條路的一段。唐代中期以後最富有的地方是揚州。城市的繁華對詩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唐代以後，長安需要江淮的稅收，黃河浪大容易翻船，所以唐宋以來統治者利用運河，不斷地把首都向東移，直到開封，目的主要是利用江淮的財富供養首都。從全局的角度看，在這條路上，長安和淮安無疑都是兩座重要的城市。

關注運河文化的同時還要關注淮河文化。淮河和運河在淮安交叉，形成全國歷史上最大的一個水上樞紐。淮河比運河古老，蘊含著更豐富的文化資源。

三

顧建國（淮陰師範學院教授）：作為世界文化遺産的中國大運河，它是一條典型的文化廊道和文學線路，運河與文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運河文學的産生，與千年傳承、生生不息的運河文化密切相關，那麼，運河文學實際上是大運河文化帶最寶貴的精神資源，也是一項永遠也不會枯竭的人類記憶和書寫，歷代文人所留下來的文學作品，其數量之巨、內容之廣、種類之多，足以用編年史的形式來加以呈現。特別是隋唐大運河與京杭大運河開通後，南來北往的文人士子，或行旅遊觀，或即景抒懷，其豐富多彩的詩文，將大運河裝點成了一條燦爛多姿的水上文學之路。

運河文學非常豐富。運河文學中的第一大類是歷代文人的歌咏與創作。它包括描寫運河自然風貌的作品、描寫運河人文景觀的作品、由運河行旅而生發情懷與感受的作品，以及以運河為背景的文學作品等種類。以運河為背景，主要是指以運河市井、運河商旅、運河行旅等為描寫對象而創作的小説、話本、彈詞、戲曲等各類文學作品。此外還包括運河沿線的民間歌咏與創作，如運河歌謠、船工號子、故事傳説、説唱鑼鼓、社戲曲藝等。

運河文學具有視角的獨特性。唐開元、天寶年間，大詩人李白在出京漫遊淮南等地時，從汴京，從長安、洛陽，一直到開封，都專門有詩歌紀行，如《淮陰書懷寄王宋城》説：“沙墩至梁苑，二十五長亭。大舶夾雙櫓，中流鵝鸛鳴。雲天掃空碧，川岳涵余清。飛鳧從西來，適與佳興並。眷言王喬舄，婉戀故人情。復此親懿會，而增交道榮。沿洄且不定，飄忽悵徂徵。暝投淮陰宿，欣得漂母迎。鬥酒烹黃雞，一餐感素誠。予為楚壯士，不是魯諸生。有德必報之，千金恥為輕。緬書羈孤意，遠寄棹歌聲。”這首詩裏既有對運河區段旅程及所乘運河客船的記述，又有對運河風物的生動描繪；其次就是觀感的獨特性。比如王維筆下的運河行旅，其《千塔主人》雲：“逆旅逢佳節，徵帆未可前。窗臨汴河水，門渡楚人船。雞犬散墟落，桑榆蔭遠田。所居人不見，枕蓆生雲煙。”這首詩就像一幅河畔農家的剪影，十分恬靜和安逸。然而，“安史之亂”後，當詩人白居易行經此地時，卻是另一番景象了，其《茅城驛》説：“汴河無景思，秋日又淒淒。地薄桑麻瘦，村貧屋舍低。早苗多間草，濁水半和泥。最是蕭條處，茅城驛向西。”白居易將目光更多地投注到了民生疾苦方面，如實地呈現了當時汴河沿岸貧瘠的農村景況。

吳兆路（復旦大學教授）：剛才各位同人的發言，對我啟發很大。我生長在運河邊上，對運河是很有感情的。運河文學研究首先要把運河看作一個整體，要把眼界放寬。運河在中國古代整個社會發展過程中包括經濟方面的影響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大一統思想，和運河文化很有關係。

中國古代社會中能夠維繫大一統的，不僅有長城，還有運河。清代康熙、乾隆下江南，必走大運河，留下大量詩篇。江蘇籍的讀書人進京趕考，基本都走水路，沿岸風土人情，路途的情感變化，都是詩歌的表現內容。如詩人兼學者的沈德潛，在很多作品裏提到淮安，提到徐州，當然也包括他的故鄉吳中、蘇州。沈德潛17次進京去參加科舉考試，每次都從運河坐船。

過去我們經常把沈德潛説成是歌功頌德的或是格調派的文人，其實我們看他中進士之前的作品，尤其在運河兩岸的文學書寫，可以看到他關心社稷民生的情懷，並不是像教科書裏講得那樣。比如他在乾隆二十一年開始進京趕考，他就看到運河兩岸老百姓的生存狀態，從蘇州從吳中地區老家過來，歷經淮安、淮陰、宿遷、徐州，進入山東境內，沿途呈現出“荒歉以後，民食榆皮，兼掘山粉，因之瘟疫大行”的悲慘世界。然後他寫了《夏日雜咏十章》，第一首雲：“吳中饑歲後，觸目總荒涼。樹剝榆皮盡，泥穿山骨傷。無家留餓犬，有病臥牂羊。仁愛皇天意，誰歟召此殃。”他還有一首《挽船夫》，寫詩人在運河上坐船，看到船夫受官吏的追打，他説：“趕船之吏猛于虎。例錢緩送即嗔喝，似役牛羊肆鞭楚。昨宵聞説江之濱，役夫中有橫死人。里正點查收藁葬，同行掩淚傷心魂。”他對運河兩岸的情況寫得很真實，表達了他對百姓的關注，當然也是對統治者的控訴。

運河文化要深入研究，不能夠僅僅限于對風土人情或者自然風光的介紹，應該通過古人的文學作品印證那個時代的文化走向。比如乾隆年間大家都説是盛世，乾隆本人也自認為是盛世，但實際上在那個時代許多具體的作家作品裏，老百姓的生活比宋明時期要艱難得多，與歐洲的距離也逐漸拉開。沈德潛詩文中的描繪，就能印證乾隆年間的社會狀況。

沈德潛還有專門講淮陰和徐州情況的一首詩：“傳聞淮徐間，雞鳴日豚居，草根食盡剝木皮，到處俱成白榆樹。”這首詩還寫道：“前年兒女隨路鬻，今年兒女無鬻處。子棄死妻棄死夫，同行不顧婦與姑。道旁過者那敢視，烏鳶啄屍滿路隅。”這是他親眼所見的人間慘劇。這樣的經歷正是通過運河行旅得來。因此，我們研究運河文化，應該視野更開闊，放到整個運河文化裏來認識。這對於今天在座的各位專家學者，應該説是值得託付的重任，我們有義務將運河文化弘揚起來，應該把運河文化做大、做深，走向世界，讓世界了解我們的運河文化。

四

李德楠（淮陰師範學院教授）：我首先要説的是，今天這個會放在淮安召開，是最合適的。淮安這個地方，黃淮運交匯，而且這個地方還有“活著的運河”。我以前在山東工作，山東的運河也很多，但是正在通航的河道很少，濟寧以南才有。最近幾年，生態問題引起國家的高度重視，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研究的重點還應包括生態運河，文學與生態的運河，就是文學裏面表現運河生態的一些重要元素。比如《隋堤煙柳》，雖然表達的是一種亡國心情，但其實這裡含有生態的元素，河堤種柳，它的作用與效果都值得關注。

推進運河文學研究應注意多學科交叉。多學科協同發展是時代趨勢。剛才顧建國教授也談到了運河文獻編纂的問題，體量非常大，單靠一個學科或者少數人，恐怕難以完成。例如説，我們建運河文獻數據庫，做一個專業平臺的建設，要注意歷代圖像資料的使用。文學作品裏的一些插圖、歷代河工圖等，都很直觀，也便於普及，而歷代圖像資料的蒐集就是個龐大的工程。

要重視域外運河文獻的蒐集整理。唐代日本與高麗的使臣大多經運河到達長安。當時到長安的外國使臣或者文人很多，還有東南亞其他一些國家，比如越南的燕行使者到中國，撰寫《燕行錄》，而且是用漢文寫的。這些外國文人的文學作品，有的與運河有關，也應該置於運河文學的範疇之中。

于雪棠（北京師範大學教授）：運河文學的內容無疑是極為豐富的，運河文獻的蒐集整理也是非常有難度的。運河文獻應該包括文字記錄下來的，也應該包括運河沿線的民間歌咏、船工號子、社戲、花船等。相對於紙質的文獻，這些內容非常容易被忽視。此外，還有寺廟的楹聯，還有一些碑刻等實地的文獻資料。運河文化是具有包容性和開放性的，這一點我們應該積極去發掘。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運河文化與古代淮安作家的精神世界緊密相連。生活在運河之畔的文人，他們的思想觀念與精神世界自然會受到運河文化的影響。吳承恩《西遊記》、劉鶚《老殘遊記》，甚至包括《水滸傳》，它們與運河之間存在著多重聯繫。運河的生活方式可能會造成一種特殊的思維方式，當代以行旅詩寫運河，而《西遊記》《老殘遊記》都具有遊記體的性質，雖然內容差別很大，但行旅的方式卻有相似之處。運河可能跟行旅或遊記的關係比其他地域文化要更密切一點。

許芳紅（淮陰師範學院教授）：今天聽各位議論，收穫很多，我補充談一個問題，就是所有運河文學的研究都應該建立在對運河文化資料的整理與研究之上。我們知道文獻應該是運河文化研究的一個主要地基。目前運河文獻收集整理，相較于黃河文化，應該説還處於一個剛剛起步的狀態。因為文獻整理不到位，嚴重制約著文化研究水準的提高。運河文獻的種類很多，數量也很多。它包括一些專門的著作、史書、檔案的資料、證書、文籍筆記、外國史料和碑文、族譜、民間契約等。

在運河文獻整理方面，我們應該先對這些文獻整理分析，要是能夠先編撰一部運河文獻要籍解題，那是最好的事情。然後在此基礎上，我們要點校出版一些重要的運河典籍，將一些文籍筆記中分散的史料匯集出版。當然運河文學研究與文獻整理傳承，僅有專家學者參與是遠遠不夠的，況且這種點校、影印等手工作坊式的工作，也遠遠不能適應資訊化與大數據時代的社會需求。在此情形下，運河文獻就必須走整理與普及相結合的道路。各地政府應組織專家學者就本區域內的文獻進行整理精校，專家學者應通過公益講座、電視節目等方式與普通百姓建立溝通渠道，宣揚運河文化，並以專題文獻數據庫建設為目標，實現紙質文獻向電子文獻的轉化。

五

方銘：非常感謝在座的各位專家。聽了各位運河文化和運河文學研究專家的高見，非常受教育。大運河是貫穿中國南北的一條樞紐，同時，也是一條歷史的河，一條文化的河，一條文學的河。淮陰師院的各位專家深耕于大運河畔，對這片土地和淮安這座城市充滿感情，他們對大運河的思考無疑都是認真而深刻的。而從外地來的幾位專家，也長期關注和關心運河文化與文學研究，在運河文化與文學研究方面，既有宏觀之論，也有對具體的人和作品的剖析，都非常有啟發性。我把大家的意見略作梳理，算是這次對話的總結吧。

開鑿運河是為了交通便利，但是大運河的開鑿在中國歷史悠久，開鑿以後對中國經濟的發展，特別是東部地區經濟的發展，起著很大作用。從歷史進程來説，中國東南部地區在早些時候不能算是全國經濟發展的重心，但到了唐以後，隨著東部地區與南方的開發，它們的優勢開始顯現。我們不能認為僅僅是因為南方經濟發展了需要開鑿大運河，也同時要看到大運河的開鑿把東部這些城市都連接起來了，形成了一個城市集區，更加促進了東部地區的發展。大運河的開鑿，同時也為文人集聚提供了可能，讓來自中國不同地方的文人甚至外國人，可以聚集在運河沿岸的城市裏，進行更廣泛、更便捷的交流，因此，極大地促進了中國古代的文學創作活動。大運河在會聚、培養創作者、讀者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

正如各位所言，大運河給文學創作提供了素材。運河題材的文學從唐宋時期發端，到了明清時期，成為文學創作的一個主要內容。沿著運河沿線，文人士大夫創作的文學作品，有景物描寫，有市井風俗描寫，當然更多的是羈旅之感。運河是明清兩朝經濟發展的大動脈。明清小説對運河沿岸的生態環境、人文地理等進行了全面、細緻、生動的描繪。古代文學作家寫曉風殘月，咏嘆充滿脂粉氣的秦淮河，如果沒有運河，可能就沒有這些作品。大運河給明清文人創作提供的素材理應是多方面的，全方位的。而明清文人對運河的文學書寫，展現了中國運河流域生活場景的豐富性和多樣性，是我們了解和理解運河文化重要的資源。

運河流域也是明清文學出版傳播的主要場地。運河橫貫南北，兼併東西，運河流域是中國重要的城市集聚區。運河流域作為中國重要的城市集群，城市的興起推動了市民文學的興起。中國早期的文學都是講理想、講情懷的，市民文學的興起，戲劇、小説、詞、曲的出現，表面上看使中國文學的境界和情懷下降了一個臺階，但可能是更真實的中國古代社會的反映。市民文學的出現，讓文人更清晰地意識到中國古代社會和古代人的複雜性，促使文人思考如何在社會中呼喚正義的力量、道德的楷模。比如吳承恩《西遊記》，好人雖然不多，但好人仍是市民中的理想人物，可以看到中國人的理想人格。我們在探討中國社會變化的時候，要看到市民階層對理想人格的期盼，當然，也要看到市民階層裏的娛樂性。

運河研究要提升格局，拓寬眼界。比如，運河和淮河的關係。運河不僅經過淮河，還貫穿了海河、黃河、長江、錢塘江等水系。運河的開鑿，體現了中國大一統的價值觀。同時在大一統之中，也體現出開放、包容的精神。運河的開放讓人們對遠遊充滿幻想。運河讓大家對遠方充滿想像，也對南北文化、中外文化的交融産生了積極影響。因此運河文化也要放在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角度去考慮，我們要把運河文化和運河文學結合起來，把運河文化與中國文明發展歷程結合起來，同時，也要把運河文化所具有的包容性和開放性與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結合起來。正是出於上述考慮，運河文化研究才更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