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大運河煥發勃勃生機 委員持續建言獻策

大運河由京杭大運河、隋唐大運河、浙東運河三部分構成，全長近3200公里，開鑿至今已有2500多年，是中華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標識之一，是祖先留給我們的珍貴物質和精神財富，具有獨特的歷史文化價值。儘管今天它的某些功能漸漸退出歷史舞臺，但它的歷史文化價值卻歷久彌新、更加凸顯。

長期以來，全國政協委員對大運河文化帶建設有著深厚的感情。如何充分挖掘大運河豐富的歷史文化資源，保護好、傳承好、利用好大運河這一祖先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産，一直是委員們關注的重點之一。

以特色小鎮為載體

促進大運河文化保護傳承利用有機融合

全國政協常委、杭州師範大學原校長杜衛

大運河是世界文化遺産，是展現中華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重要文化名片。大運河也是縱貫南北的“經濟大動脈”，見證著沿線城市的崛起和繁榮。

長期關注大運河保護傳承利用的全國政協常委、杭州師範大學原校長杜衛告訴記者，在大運河調研中他發現，從目前具體工作來看，在大運河的保護傳承利用中，有些地方成效卓著，但有些地方上仍存在著一些不足。

在浙江調研時杜衛發現，隨著文化産業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大運河浙江段沿線集聚了70余個以茶葉、絲綢、湖筆、黃酒、書法等歷史經典産業和時尚、資訊經濟、旅遊、金融等産業為主導的特色小鎮，成為浙江大運河文化保護傳承利用的重要載體，為大運河浙江段注入了新的文化元素，賦予了浙江大運河文化新的時代內涵。保護傳承利用三者的有機融合也是落實國家《大運河文化保護傳承利用規劃綱要》，實現“三個好”的一條有效途徑。

而大運河沿線的有些地方，杜衛發現，仍存在文化遺産的真實性、完整性和活態存續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壞，非物質文化遺産後繼乏人，大運河沿線傳統的生活方式和習俗受到衝擊而出現逐漸消逝的態勢，大運河文化“金名片”效應尚未充分發揮，沿線文化旅遊資源零散開發難以形成品牌效應，文化産業與旅遊産業之間缺乏有機融合等問題。

針對這些問題，杜衛認為，應進一步發揮特色小鎮的作用，推動大運河文化保護傳承利用的有機融合。

杜衛解釋説，首先應以歷史經典産業類特色小鎮為載體，推進運河沿線的中華“老字號”保護傳承。充分發揮運河沿線歷史經典産業集聚優勢，以傳統技藝、中醫藥、美食等非遺領域為核心，加強運河沿線“老字號”品牌保護。強化“老字號”技藝傳承，推進“老字號”創新發展，推動“老字號”企業建設特色博物館，辦好中華老字號精品博覽會等。

其次，應以時尚文創類特色小鎮為載體，發展以運河文化為特色的文化産業。深入挖掘以大運河為核心的歷史文化資源，繼承和創新運河文化內涵，大力發展文化創意産業，支援文化融合發展，鼓勵文化新技術的應用和新業態的集聚，打造運河文化與特色産業融合發展的示範樣板。

最後，開發運河精品旅遊線路，構建“大運河特色小鎮聯盟”。重點打造絲綢之路、詩畫之路、古鎮之路、曲藝之路等一批國際精品文化旅遊線路，把運河文化內涵和運河文化元素融入文化旅遊開發全過程，依託特色小鎮著力培育大運河沿線綜合旅遊景區和特色精品景區。

加強對大運河文化遺産資源全面系統的收集整理

全國政協委員、文物出版社社長張自成

全國政協委員、文物出版社社長張自成，2019年實地調研了一些運河專題博物館和特色小鎮。“在實地調研中，我發現文物展品和文創産品匱乏，展覽內容單調重復、缺少吸引力的現象比較突出，究其原因，都是源於對運河文化遺産資源的收集整理和研究不夠。”

大運河文化帶建設的基礎資源包括河道水系資源、生態環境資源和文化遺産資源三類。

“從目前的工作進展看，河道水系資源的保護和生態環境資源的修復已引起高度重視並有了較為統一的要求和工作規劃，但文化遺産資源的全面收集整理尚未引起足夠重視。”張自成舉例説，大運河沿線的文化遺跡遺物的底數還沒有摸清，運河流經區域大部分未進行過系統考古調查發掘，地下文物遺存分佈情況不清，另外大量低級別和近現代文物遺存在很多地區沒納入保護視野。

同時，文獻檔案資料底數也不清楚。大運河歷史文獻檔案資料內容極為豐富，涉及歷代治水思想、工程、河務、漕運、運河區域社會發展狀況等。包括運河專書、明清會典等官修政書類書、明清《實錄》以及二十五史的《河渠志》《食貨志》《地理志》、運河流經區域的省府州縣誌書、文人筆記、外國使者商團傳教士的相關記述等古籍文獻，總數約1000多種；據初步了解，現存與大運河相關的檔案資料（主要為奏折、報告、批示、決定、勘察、設計、輿圖、圖紙等）約有1.5萬多件，其中我國大陸地區有1萬多件、我國台灣地區有4000多件，歐美地區有幾十種明清運河輿圖；三是民間文獻。主要有契約、碑刻、家譜、民歌民謠、民間文學、傳説故事、民間文藝等資料，數量不明。

“這些文獻檔案資料，除局部收集整理外，全面系統的收集整理工作尚未展開。”張自成説。

因此張自成建議，及時開展大運河文獻檔案資料的普查登錄工作，特別要對每件文獻檔案資料的保存狀況做出科學評估，以此作為搶救保護研究的依據；部署開展大運河全流域專項地上地下文物調查勘探考古工作，並將相關資料及時組織整理出版，同時，適時啟動大運河文獻檔案資料申報《世界記憶遺産》工作，並整合資源，建立大運河文化遺産資源數據平臺，面向全社會，惠及民眾。

加大大運河文化帶建設的統籌協調力度

全國政協委員、南京大學文化與自然研究所所長賀雲翱

近年來，全國政協委員、南京大學文化與自然研究所所長賀雲翱一直參加大運河文化帶的調查研究。

“大運河申遺成功後，江蘇率先提出文化遺産、文化産業和文化旅遊等相結合，涵蓋大運河江蘇段沿線城市範圍，全面建設大運河文化帶。江蘇省政府于2015年7月專門就大運河文化帶建設在淮安召開座談會，研究部署大運河文化帶相關工作。”賀雲翱介紹，江蘇編制了科學合理的規劃體系，從省、市兩個層面明確遺産保護、考古發掘、文化研究、環境提升、遊線串聯、文旅融合、公共設施配套、數字化展示等“八大重點工程”及9大類231個重點項目。

大運河文化帶建設是一項帶有戰略意義的文化復興及生態文明建設工程。它對推動中國東部和中部區域的大運河文化帶沿線的物質文化遺産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産傳承、大運河本體及相關的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與各類文化遺産的利用，特別是對沿線的生態文明建設將會産生深遠的意義。

“目前大運河文化帶建設也存在各省、市不平衡問題。”賀雲翱直言，大運河文化帶的定位與發展理念要清晰，要堅持重點突破與整體推進相結合；同時，促進頂層設計與局地試點有機互動，大運河沿線城市政府要實現靶向施策。

賀雲翱注意到，大運河文化帶建設中存在重物質、輕非物質文化現象。在規劃建設項目中，物質性建設項目多而實，非物質文化建設少而虛，許多非物質文化遺産未能獲得應有的發掘、傳承、發展的項目設計。如一些運河相關的非物質文化遺産洪澤湖漁鼓、南閘民歌、淮海戲、淮劇等對年輕人吸引力不足，群眾關注度、參與度不高，沒有形成立體式、綜合式傳承的良好趨勢。此外，運河文化宣傳陣地也不足，雖然運河沿線城市紛紛建立了運河專題展示館，但缺乏綜合性博物館，運河文化闡釋解説不科學、不系統、不規範的現象制約著運河文化傳播的效果。

“全國性的大運河文化帶建設立法及國家層面的統籌工作應儘早提上議事日程，以協調存在的多方面利益糾葛的問題。”賀雲翱認為，目前，大運河不同管理部門，依照的法律法規也不同，文物部門依據《文物保護法》《世界文化遺産保護管理辦法》《大運河遺産保護管理辦法》等法規文件，同時大運河又受到《水法》《航道法》《國內水路運輸管理條例》等多種法律的交叉管理，目前國家級法律法規尚未出臺，從地方層面看，僅少數省市出臺了地方保護條例。因此更顯國家立法的重要性與緊迫性。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大運河文化保護傳承利用工作。

2019年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大運河文化保護傳承利用規劃綱要》，併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區各部門結合實際認真貫徹落實。

2017年以來，國家文物局認真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配合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編制完成《大運河文化保護傳承利用規劃綱要》，啟動文化遺産專項規劃編制；開展《大運河遺産保護管理辦法》實施情況評估，全面調研8省、直轄市大運河遺産保護管理狀況，加大涉及大運河的開發建設項目審核力度，督促各地進一步改善大運河保護狀況。

2018年3月，《北京市大運河文化帶保護建設規劃》和《北京市大運河文化帶保護建設五年行動計劃（2018年-2022年）》審議通過，北京市持續推進大運河文化帶相關建設工作。

2019年5月24日，十三屆全國政協第二十三次雙週協商座談會邀請12位委員、專家學者圍繞大運河的保護傳承利用建言獻策。

今年4月，《山東省大運河文化保護傳承利用實施規劃》《浙江省大運河文化保護傳承利用實施規劃》也相繼出臺。

委員們一致表示，推進大運河保護利用，已成為政協委員的一份文化情懷和歷史責任，相信只要堅持不懈地把大運河文化保護傳承利用工作抓下去，中國大運河這條巨龍，定會煥發勃勃生機，展現奪目風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