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杭大運河（會通河）臨清段

隋朝大運河

京杭大運河簡介

京杭大運河是中國東部平原上的偉大工程，是中國古代勞動人民創造的一項偉大的水利建築，為世界上最長的運河，也是世界上開鑿最早、規模最大的運河。

隋朝運河全長兩千多公里，是古代世界最長的運河。隋煬帝大業元年(西元605年)隋煬帝楊廣下令開鑿一條貫通南北的大運河。這時主要是開鑿“通濟渠”和“永濟渠”。黃河南岸的通濟渠工程，是在洛陽附近引黃河的水，行向東南，進入汴水，溝通黃、淮兩大河流的水運。通濟渠又叫禦河，是黃河、汴水和淮河三條河流水路溝通的開始。隋朝的都城是長安，所以當時的主要漕運路線是：沿江南運河到京口(今鎮江)渡長江，再順山陽瀆北上，進而轉入通濟渠，逆黃河、渭河向上，最後抵達長安。黃河以北開鑿的永濟渠，是利用沁水、淇水、衛河等河為水源，引水通航，在天津西北利用蘆溝(永定河)，直達涿郡(今北京)的運河。

隋唐以來，中國經濟重心南移，南方盛産糧食，但京師地處北方，因此漕運也就成了南糧北調的一種特殊形式。由於陸路運輸只能靠騾馬大車、肩扛人挑，速度緩慢，運輸量小，耗費極大，而海道運輸極受地理條件限制，因此開鑿運河就成了最好的選擇。

元代濟州河、會通河、通惠河的開鑿，使大運河從江南直通大都(今北京)，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經濟、文化的發展。

會通河是指自元代東平路須城縣之安山西南起，經壽張西北，過東昌路，再西北達臨清之會通鎮與禦河(衛河)相接的一段河道。也就是今天穿越聊城市境的京杭大運河。

【注】元代以前聊城是博州州治。元至元十三年(1276)，元世祖忽必烈改革全國行政區劃設置，改州為路，原博州改名東昌路總管府，治聊城。東昌作為境內建制名稱，始見於此。

會通河與濟州河

元朝運河山東段

元初，忽必烈遷都燕京(今北京)，後改稱大都，使全國政治中心移至北方。由於北方地區的長期戰亂，經濟凋敝，發展滯後，而同時期的南方則獲得新的開發，社會經濟有了長足的發展，大量的糧食、布帛絲綢等需從南方運往大都，以供京師之需，僅靠陸路運輸不能解決這一問題，故河道漕運顯得尤為關鍵。但自南宋末年以來，黃河多次氾濫潰決，導致原有的運河河道大多淤淺不能通航。到元朝初年，南北諸運河只有江南運河、淮南運河以及禦河部分河段能較順利行舟。在這樣的情形之下，要由江南運糧到大都，大費週折。

元初的漕運路線大致是這樣的：江浙一帶的漕糧沿著江南運河北上入淮河，在淮安由淮河轉入黃河之後溯流至中灤鎮(今河南封丘西南約三十里)，在這裡卸船裝車，轉為陸路運輸，到達淇門(今河南浚縣西南)再裝船入禦河(今衛河)，運至直沽(今天津)沿白沙河至通州，最後陸運至大都。

如此這般水陸相交，反覆裝卸，費時又費力，況且這一路雖以河道為主，但河道迂迴曲折，運作不暢。因而，儘快在原有的這些運河基礎上去彎取直，開鑿直穿山東而取直北上的運河河道，使南北實現直航，成為元初統治者們亟待解決的大事。針對這一問題，許多官員紛紛獻計獻策，敦促朝廷儘早下決心整修河道。至元十三年(1276年)，丞相伯顏上書曰：“今南北混一，宜疏浚河渠，令遠方貢獻京師者，皆由此而達，誠萬世之利。”這個建議引起了忽必烈的重視，經過認真考慮，忽必烈果斷下旨，開鑿濟州河。

開鑿濟州河的工程從至元十九年(1282年)開始，第二年便全線完工。整個河道，南起濟州(今山東濟寧)，北達須城(今山東東平)安山鎮，全長150余裏。濟州河開通後，輸運入京的物資便可以先由大清河運至利津，從那裏入渤海，出海後沿海道轉運至(天津)直沽，這樣比原來經河南走禦河大為便捷。

可好景不長，連接濟州河段的重要環節─—大清河，其入海口為泥沙淤積，通航不便，這樣便不得不廢棄大清河航道，船隻通過濟州河進入大清河後，只能航行到東阿，從東阿改用陸路把漕糧運到臨清，之後再轉用水道從禦河抵達通州。如此下來，要經過水陸運道的兩次週折，十分不便。尤其是從東阿到臨清這段路，雖然只有二百多裏，但必須役使一萬三千二百多民戶來運糧，而且茌平一帶，地勢低平，每逢夏秋霖雨，便會泥濘不堪，車馬阻滯、輸運艱難，負責運糧官員叫苦連天，役民也苦不堪言。

這樣，在開鑿濟州河之後，如何解決由東阿至臨清這一段路運的困難又提上了元政府的日程。對此許多大臣紛紛上書，奏請朝廷開鑿一條連接禦河與濟州河的運河。再開鑿運河，其是否可行呢?在這之前，元廷曾在山東半島開鑿一條從膠州至萊州的運河，但開工後遇到了困難，這一帶地層岩石非常堅固，不能深鑿，這便使得河水太淺無法行船，於是只好放棄。如今，在山東境內開鑿運河，從東阿到臨清這段是否有開鑿的可能?況且開鑿運河，動輒耗資鉅萬，費時費力，絕非兒戲!這些問題迫使忽必烈對待這一問題時不得不慎之又慎，多次令朝臣與一些水利專家集議，力圖萬無一失。

元代大科學家郭守敬，在天文、水利方面有過人之智。他小時候就喜歡觀察自然界，極好探索事物的奧妙。元世祖中統三年(1262年)被推薦到朝廷，面對忽必烈的召見，年輕的郭守敬陳述水利六事，娓娓一席話讓忽必烈讚賞不已，任命其為提舉諸路河渠，後又歷任河渠副使、都水少監、都水監，先後主持修復了西夏古渠、大都諸項水利工程。

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郭守敬提出開鑿通惠河並主持整個工程。郭守敬重視實地考察，嚴謹認真，在開鑿諸段運河的過程中，他都要進行實地勘察和測量，繪製地形圖，制定工程規劃，並注意科學組織施工。他在實際工程中總結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科學方法，在中國運河開發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作為掌管水利、河務等事務官員的郭守敬，對開鑿新運河自然比其他人更有發言權。其實，早在至元十二年(1275年)丞相伯顏委派郭守敬勘察新運河河道時，郭守敬便考察了河北、山東的河道，並繪製了濟州、東平等地以及泗、汶諸水與禦河相通的形勢圖。

根據上述形勢圖，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太史院令史邊源、壽張縣尹韓仲暉向朝廷建議：自安山穿渠至臨清通禦河。經朝臣集議，次年十月，丞相桑哥再次提出此議，忽必烈表示同意。為求穩妥，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正月，元政府委派漕河副使馬之貞與邊源等人又進行了實地考察。路線圖等問題確定後，忽必烈乃下詔撥出鈔幣萬貫(舊時錢千文稱一貫)、米四萬斤、鹽五萬斤作為開河經費，又徵調民伕三萬人，委命斷事官忙速兒、禮部尚書張孔孫、兵部尚書李處巽負責工程指揮。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正月，工程正式動工，僅用半年時間，六月告成，總共用工計二百五十一萬餘人。這條新的河道，南起須城(今東平)安山之西接濟州河，中經東昌(今聊城市)至臨清入禦河，全長二百五十余裏，中間修建閘門三十一座，隨時蓄水和排水。因這條運河起于須城安山，初名為安山渠。河道開通以後，河渠官張孔孫等人説：“開魏博之渠，通江淮之運，古所未聞。”忽必烈對此河的開通也十分高興，親自賜名為“會通河”。

在開鑿會通河時，需要引汶河、泗水入濟州，都水少監馬之貞獨到地設計改造了雙虹懸門閘，從而不僅能分引洸水，而且能抬高水位。同時又在汶河、洸河交匯處築攔河堰，束汶水三分之二入洸河，這樣即使在冬春枯水季節，也可暢通無礙。

針對會通河地勢高昂的地形特點，為控制水勢，在整段河道設置了會通鎮閘、李海務閘、兗州閘、安山閘、濟州閘等閘門三十一座，“度高低，分遠邇，以節蓄泄”。會通河成為我國人工運河中較早以多級船閘調節運河水深的運道，故又有“閘河”之稱。

為了保證山東段運河的暢通，加強對會通河的統一管理和統一調水事宜，元政府撤消原來的濟州漕運司，改由江淮都漕運司管轄。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五月，中書省大臣馬之貞上書説由於下雨的原因，河岸崩塌，運河河道淤淺，應該加以修整疏浚，奏請朝廷調撥三千輸運站戶，專門負擔這項徭役，讓他們採伐木材、石頭以備用。元廷批准，並責成都水監派一官員巡視，監督這項工程，把土築的水閘換成石頭水閘，根據各處具體情況的緩急程度，安排先後次序進行施工。會通河各石閘相繼建成後，元政府在每閘之處設閘官數人專門管理開閉閘門和指揮船隻通航過閘。

會通河的開通促進了臨清的繁榮

內河航運的開通，促使運河城鎮進一步繁榮。每當漕運季節，就會看到運河上舳艫相接、檣桅高聳、白帆點點、百里不絕，十分壯觀。除了糧船以外，航行在運河上的還有許多官船、商船和民船，南方生産的絲綢、茶葉、瓷器和北方生産的豆、麥、梨、棗等特産，都通過大運河進行交易。《元史·河渠志》中説：“舟楫萬里，振古所無。”這一時期新興的商業城市，十分之八九都分佈在大運河沿岸。運河兩岸商賈雲集，貨堆如山，店舖林立。城市以高大的城樓為中心，街道縱橫交錯，各種店舖鱗次櫛比，有酒肆、茶館、公廨、寺觀等。街道中乘騎、轎夫、挑夫、商販等各色人等，熙熙攘攘。隨著濟州河、會通河的相繼開通，岸邊的濟寧、東平、東昌、臨清等城市逐漸崛起為元代重要的工商業城市。這些城市宛若一串鑲嵌在濟州河、會通河上的明珠，璀璨輝映，耀人眼目。

元朝以前，臨清只是一個普通的小縣城。會通河開通後，臨清因為位於運河岸邊而逐漸發展起來。

臨清于洪武二年(1369年)由倉上遷到會通河、衛河交匯處─—臨清閘，另建新城。臨清很快發展為中國北方地區最大的商業城市，到萬曆年間(1573—1619)，臨清有布店七十三家，綢緞店三十二家，雜貨店六十五家，紙店二十四家，典當鋪一百多家，糧店一百多家，瓷器店數十家，客棧數百家。在臨清經商者來自全國各地，其中最多的是徽州(今安徽歙縣)商人─—史稱“徽商”，其次是“晉商”(山西商人)。聊城“山陜會館”就是山西、陜西商人的“聯絡處”。諺雲：“南有蘇杭，北有臨張。”“蘇杭”指蘇州、杭州;“臨張”指臨清、張秋。

大運河臨清段入選世界文化遺産

2014年6月22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三十八屆世界遺産大會宣佈，中國大運河成功入選世界文化遺産名錄。中國大運河是世界建造時間最早、使用最久、空間跨度最大的人工運河。開鑿至今一千六百多年，

臨清市入選世界遺産名錄的點段包括兩段河道、兩個遺産點：

兩段河道─—南段為明運河(俗稱“小運河)，從邱屯樞紐至臨清頭閘(板閘)，此河段共6.8公里;北段為元運河，從邱屯樞紐至臨清閘，此河段共1.2公里，兩段河道總計八公里。邱屯樞紐至頭閘段小運河河道走向未發生變化，河道形制基本完整，生態保護良好;元代會通河段共計一千二百米，有元代臨清閘、會通閘和隘船閘，還有月徑橋、天橋等歷史建築，歷史文化資訊十分豐富。

兩個遺産點─—臨清運河鈔關、鰲頭磯。

兩段河道總計八公里，明代運河(小運河)河道走向未發生變化，河道形制基本完整，生態保護良好;元代會通河段共計一千二百米，有元代臨清閘、會通閘和隘船閘，還有月徑橋、天橋等歷史建築，歷史文化資訊十分豐富。

鰲頭磯

鰲頭磯

中州古城區─—鰲頭磯北側是元代會通河，南側是明代會通河(據劉英順繪圖修改)

2001年鰲頭磯建築群被評為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鰲頭磯位於市中區會通河分叉處，始建於明永樂十五年(1417年)。此處原為元代運河與明代運河交匯處的一座石壩，石壩上所築古建築為鰲頭礬，鰲頭磯建築群建於明代嘉靖年間(1522-1566年)原為道觀“弘潤庵”，清乾隆年間建‘登瀛樓’(望河樓)，清咸豐七年增設‘甘棠祠’。

臨清古城，西有衛運河，北有元代運河，南有明代運河，這塊四面環水的古城區，被稱為“中州”。在中州中會通河兩支分叉處最高，狀如鰲頭，被稱為鰲頭磯，而兩支會通河上的四處河閘像鰲足，廣濟橋在鰲頭磯之後，像鰲尾。在中國傳統文化理念中，獨佔鰲頭是才華橫溢者的象徵，是志向遠大者的追索，古代科舉制度時把獨佔鰲頭稱為中狀元，據説，皇宮石階前刻有鰲的頭，只有狀元及第時才可以踏上，後人便把那些佔首位或第一名的人比喻為獨佔鰲頭。臨清的鰲頭磯就是取其意而喻之。

明代書法家、臨清人方元煥特為鰲頭磯閣樓題寫了“獨佔”二字，賦予“獨佔鰲頭”的意境;康熙皇帝南巡曾在此處登岸，為鰲頭磯閣樓親題“鰲頭磯”三個字。隨後，鰲頭磯就成了這個閣樓的名字了。如今，康熙登岸處鐫刻的石碑還在，康熙親題的“鰲頭磯”三個字雖歷經風霜，依然風貌宛然。

穿過鰲頭磯的門洞，首先看到的是“古磚陳列室”，裏面展示的是歷史上臨清勞動人民的聰明才智和對中國歷史的偉大貢獻。古磚陳列室收集了明代成化年間至清代康熙年間臨清燒制的青磚，臨清磚是營建北京皇城的重要建築實物，明清兩代修建北京皇宮各大殿和紫禁城墻用磚，以及明代修建的北京十三陵和清代修建的東陵、西陵等皇帝陵寢用的磚，絕大部分是臨清燒制的。臨清磚以“擊之有聲，斷之無孔，不鹼不蝕”而著稱於世。五百年悠悠歲月，紫禁城的燈火明明滅滅，運河岸邊的皇窯、官窯紅紅火火。據有關資料記載，明清兩代，臨清共計384個窯，乾隆五十年《臨清直隸州志》所載“歲徵城磚百萬”，可見當時生産規模之大。臨清磚作為一種特殊的物質與精神積澱，與紫禁城一道，永遠地銘刻進了歷史之中。

鰲頭磯古磚陳列室

自陳列室出來向南，拾級而上登上登瀛樓(望河樓)，大運河像一條玉帶在樓前飄過。望河樓內東西山墻上分別懸挂著兩塊大匾額，這兩塊匾原在衛運河“避雨亭”上，此亭傳為清代乾隆皇帝沿運河南巡時在此亭避雨而後人建亭以示紀念。

一塊是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臨清直隸州知州張度書寫的“汶衛津梁”。“汶衛津梁”四字為正楷書，端莊而灑脫，筆筆頗具功力。一塊是康熙年間臨清知州王轂書寫的“沙丘古渡”。“沙丘古渡”四字為行書體，蒼勁雄渾，神韻豐滿，不失為一書法藝術的佳作。

鰲頭磯登瀛樓(望河樓)“汶衛津梁”臨清直隸州知州張度題

鰲頭磯登瀛樓(望河樓)“沙丘古渡”臨清知州王轂題

從望河樓轉而登上觀音閣，極目遠望，運河、綠樹、街道、行人盡收眼底。正前方是登瀛文化廣場，畫坊、曲廊、石橋、流水、花壇、噴泉歷歷在目。

觀音閣建在臺基之上，磚砌臺基，高五米，九米見方，下方辟有門洞貫通。觀音閣面闊三間，進深二間，歇山卷棚頂，上覆筒瓦，四角飛挑，木格落地，與望河樓相映成趣，渾然一體。

鰲磯凝秀坊

鰲頭磯門前是登瀛文化廣場，廣場上立有一座四柱牌坊，坊額是“鰲磯凝秀”。

中州古城區如今被兩段列入世界文化遺産的運河包圍，整個古城區也劃入世界遺産緩衝區保護範圍。歷經幾百年風雨，至今仍有大片明清時期的建築保存下來，其中有冀家大院、孫家大院、汪家大院等十余處古民居。

臨清運河鈔關

大明通行寶鈔

臨清運河鈔關遺址位於今臨清市城區青年路西首南側，鰲頭磯之南三百米處的大運河西岸。2001年被國務院公佈為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臨清運河鈔關是全國唯一的一處鈔關舊址。鈔關是明清時期，政府在內河航線上設立的徵收船稅的機構，創始於明宣德四年(1429年)，明朝規定在南北兩京之間的運河沿線，分為五段─—南京到淮安、淮安到徐州、徐州到濟寧、濟寧到臨清、臨清到通州進行收稅。

明朝稱紙幣為鈔，最初徵收的是紙幣─—大明通行寶鈔，故稱鈔關。後來也徵收銅錢和銀兩，但是鈔關的名稱未變。這些鈔關都直接隸屬於戶部，戶部在各地設立“戶部榷稅分司”管理收稅事宜。

明宣德四年(1429)，明政府沿運河擇“商賈舟車之會”，設鈔關十一處。臨清鈔關為其中之一。同時設立的還有漷縣(今通州漷縣)、濟寧鈔關、徐州鈔關、淮安鈔關、揚州鈔關、上新河鈔關(今南京)、滸墅鈔關(設于蘇州西北)、九江鈔關、金沙洲鈔關(廣州)、北新鈔關(設于杭州城北十里外水陸要衝北新橋)。皆“置署命官，以榷其利”，“量舟大小修廣而差其額”，“惟臨清、北新則兼收貨稅”。

臨清鈔關最初有強制發行紙幣的任務，具體辦法是：過往船隻在以銀納稅後，還要再以同樣多的銀子換取同樣面額的大明寶鈔。但不久，紙幣發行失敗，仍行金屬貨幣。

明宣德十年(1435年)臨清鈔關升為戶部榷稅分司;“戶部榷稅分司”是中央政府直屬機構，其署形制頗大。臨清戶部榷稅分司(鈔關)初建時係一建築群，自運河而西依次建為南北三進院落，內有正關、閱貨廳、牌坊、玉音樓、正堂、後堂、倉庫、儀門、巡欄房、舍人房、船料房、後關、官宅等。

明隆慶元年(1567)“榷關主事劉某呈買北鄰民房五十余間拓之”，使房舍終達四百餘間，佔地面積約四萬平方米。清乾隆十年(1745)，臨清知州王俊奉山東巡撫喀爾善令重修。臨清鈔關停廢後，“民國二十二年(1933)魯北民團軍指揮部駐防其間，指揮趙仁泉增建舍宇，形勢益復崇煥”。

現原址存有儀門、正堂、南北穿廳、“舍人房”等三十余間，面積六千多平方米，記憶體明清刻石數通。

臨清“戶部榷稅分司”置署之初，建有玉音樓，樓上刊刻宣德皇帝專為各地鈔關頻布的聖旨。聖旨明確規定：“南京至北京沿河船隻，除裝載官物外，其一切裝載人口物貨，或往或來，每船一載按其料數若干，程途遠近，照現定例納舊紗。著有風力御史及戶部官，分投于緊要河道處所監收。如有隱匿及恃權豪勢，要不納鈔者，船沒入官，仍將犯人治罪。若空過船隻，往回不係攬載者，不在納鈔之例。”

為防越關逃稅，閱貨廳前的“河內為鐵索直達兩岸，開關時則撤之”。明萬曆二十四年(1596)閏八月，又于鈔關前建浮橋，並另設七處分關，分別稽查水陸船貨。這七處分關分別是：

1、前關，在關署前，稽查會通河來往空重船隻，鑒盤貨物，驗票放關。

2、南水關，距正關六里，稽查衛河來往空重船隻，鑒盤貨物，驗票放關。

3、北橋關，在今舍利塔南約一里處的衛河岸邊，距正關八里，稽查南北來往空重船隻，驗票放關。

4、德州分關，距正關旱路一百八十里，水路三百三十里，查收正關以北由水路到德州的一切貨稅。

5、魏灣分關，距正關旱路六十里，水路七十里，查收東昌等處繞道的一切貨稅。

6、尖莊分關，距正關旱路五十里，水路九十里，查收一切繞道貨稅。

7、樊村廠分關，距正關旱路二十里，水路三十里，查收一切繞道貨稅。

萬曆二十四年(1596)閏八月，“又于衛河廣濟橋東岸建驗貨廳，以免衛河商貨調至關前查閱之苦”。

乾隆六年(1741)二月，曾對鈔關所設分關口岸進行檢查。經查德州、魏家灣、尖莊、樊村廠四處分關皆係“相沿已久，並非近日增添，自應照舊設立，奉部覆準”，其他予以撤除。並規定今後所有分關口岸的設立，都要報戶部審批備案，凡有私設，則為非法。

臨清鈔關初由“御史及戶部主事監收船料商稅”，間有“郡佐(臨清州知州)兼領”。弘治初“戶部出主事一人蒞之，一年更替……景泰以來屢以文武重臣奉勅臨蒞，天順(1458—1464)間以中官運亨通鎮守”。“順治間設滿漢各一員並蒞”;乾隆二十一年(1756)“專委臨清州管理”。查《臨清直隸州志》，自明成化至清乾隆五十年(1785)，先後主持臨清鈔關事務的官員達四百多人，按姓名、籍貫依任職時間先後一一詳列。

宣德四年(1429)明政府規定，各鈔關要照鈔法例監收船料鈔，只有裝載自己米糧薪芻及納官物者免其納鈔。臨清、北新兩關除徵收船料鈔外，還要兼徵商稅(後來各鈔關都是船料鈔和商稅兼收)。所謂船料，是船隻大小的一種計量單位。宣德四年規定，每船百料收鈔一百貫。景泰時減至十五貫。至成化時，因為船料難以核定，又依船頭廣狹為收稅依據。萬曆十一年(1583)議準，一應商貨，如在臨清發賣者，要納全稅。在四外各地發賣者，臨清先稅六分，至賣處補稅四分。其赴河西務、崇文門賣貨者，臨清先稅二分，然後即發紅單，註明某處發賣，給商人執至河西務、崇文門，再稅八分，共足十分之數。其所榷本色錢鈔歸內庫以備賞賜，折色銀兩則歸太倉以備邊儲。

明弘治初，臨清鈔關“課無定額，大約歲至四萬金”。

明萬曆時，沿運河主要鈔關有北京崇文門、天津河西務、臨清、九江、蘇州滸墅、揚州、杭州北新、淮安八處。萬曆六年(1478)，臨清關歲徵八萬三千二百兩，居八大鈔關之首。而山東一省稅課折銀只八千八百六十兩，僅及臨清一州的十分之一稍多。

鈔關是我國海關的雛形，其職能除“監收船料商稅”和貨稅外，還有稽查的職能。要協助各地查稽逃犯、檢查過往官員的通行證明等，還要對日、朝、意、英等外國使船進行檢驗勘合。

今臨清鈔關遺址存立的《重修戶部分司公堂記》碑記載，鈔關內還設有造幣的溶爐，以便將收斂的散碎銀兩溶化重鑄。

中國歷史博物館收藏有自康熙五十六年(1717)至宣統二年(1910)的二百三十八件有關臨清鈔關稅銀收支的春折，皆係時任山東巡撫所撰，收支、節余、運費、火耗(範鑄銀幣的損耗)等一一詳列，清楚了然。

《重修戶部安司公堂記》碑刻于明正德十五年(1520)，1988年在原鈔關遺址出土。《中國貨幣史》一書記載，臨清于清順治元年(1644)設寶臨局鑄造錢幣。時鑄幣局皆設在省會城市，一般省各一個。只有山東例外，有兩個，一為寶濟局，在濟南;一為寶臨局，在臨清。寶臨局是清政府設于州縣的唯一一個鑄幣局，它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臨清當時的金融中心地位。《重修戶部分司公堂記》碑的出土意義重大，它補了臨清造幣史的史缺，將臨清造幣的時間提前了一百二十四年。

寶臨局順治通寶

寶臨局康熙通寶

臨清鈔關的設立，為明清兩代政府立下了汗馬功勞，卻也給臨清工商業帶來了很大衝擊。明成祖朱棣説：“商稅者，國家以抑逐末之民。”其意即在限制商品經濟的發展。“臨清至東昌僅百里，東昌至張秋只九十里，張秋至濟寧僅二百里，層關疊徵。”加之亂罰款、亂攤派、亂徵求資助之事，幾將臨清工商業推向崩潰的邊緣。明弘治時，大臣倪岳上疏説：“戶部官員出理課鈔，其間賢否不齊。往往以增課為能事，以嚴劃為風力，籌算至骨，不遺錙銖。常法之外，又巧立名色，肆意銖求。船隻往返過期者，指為罪狀，輒動科罰。商客資本稍多者，稱為殷富，又行勸借，有本課該銀十兩，科罰勸借至二十兩。稍有不從，輕者重加笞責，重則坐以他事，邊船拆毀，客商船隻號哭水次……其科罰者……率皆供名入己，……此等官既出部委……是以肆無忌憚。”至萬曆時，兩宮三殿火災，營建費用不足，開始增設礦稅。於是，百稅雜出，徵稅中官遍佈天下，臨清馬堂為害尤劇，“遂致商賈聞風裹足”，對臨清工商業造成了極大的破壞。至有以王朝佐為首的“臨清民變”。在臨清關，往年夥商三十八人，皆為沿途稅使盤驗抽罰，資本盡折，獨存兩人。臨清向來緞店三十二家，閉門二十一家;布店七十三家，閉門四十一家。亂派強徵，代亦有之，不過輕重這別。

自明宣德四年(1429)臨清鈔關初置，中正統及成化間曾兩次罷廢，景泰初及弘治又兩次恢復，臨清鈔關作為明政府沿運河設置最早的鈔關之一，在經歷了四百多年的風風雨雨之後，于宣德三年(1911)結束了自己的歷史使命，成為最後一個被關閉的鈔關。其他鈔關已于光緒二十七年(1901)關停。

會通河臨清段地圖

會通河臨清段列入世界文化遺産

2014年6月22日第三十八屆世界遺産大會宣佈，中國大運河項目成功入選世界文化遺産名錄，成為中國第四十六個世界遺産項目。列入大運河遺産段的會通河臨清段全長八公里，包括兩部分，南段為明運河(俗稱“小運河”)，從邱屯樞紐至臨清頭閘(板閘)，共六千八百米，河道走向未發生變化，河道形制基本完整，生態保護良好;北段為元運河，從邱屯樞紐至臨清閘，共一千二百米，河上有元代臨清閘、會通閘和隘船閘，還有月徑橋、天橋等歷史建築，歷史文化資訊十分豐富。

臨清的橋閘

會通閘遺址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乾隆《臨清州志·卷三·城池志》記載，明清時期，臨清衛河上有廣濟橋(係浮橋，明弘治八年兵備副使陳璧創建)、德紹橋;南支有弘濟橋(明成化間巡撫都御史翁世資創建);北支有通濟橋(弘治間兵備副使陳璧建)、永濟橋(俗名天橋，成化二十年臨清知縣奚傑建);鰲頭磯東有鰲臂橋(康熙間僧人蓮峰建);磚城西門廣積門外有廣積橋(門、橋皆因廣積倉名，康熙間改名廣濟橋);中洲有鵲橋(因禽鳥市場在此而名，排雨水入衛河);其南有獅子橋(明隆慶間州人王勳捐資建)等，上述橋今均不存。

臨清運河古橋今存三座，皆位於會通河北支元代運河故道之上，名為問津橋、會通橋、月徑橋，清代俗稱“玉帶三橋”。

臨清運河古閘現存兩座，一為二閘，一為戴閘。這些橋閘均是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京杭運河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閘

元代在臨清境內會通河之上建有臨清閘、會通閘、隘船閘、魏家灣閘、戴灣閘等閘。至元三十年(1293年)正月初一日始建入衛口之“臨清閘”，十月二十九日竣工。元貞二年(1296年)建會通閘，兩閘相距約一公里，以柱石白灰為底，以臨清特有的城磚築墩，左右延以雁翅，兩墩中間開槽嵌入閘板以節蓄泄，引送上下航行之漕船。

會通河修成初期，按規定只允許一百五十料以下(當時一料相當於六十市斤，一百五十料約重四噸半)船隻通行。後來，那些有權勢的人和富商大賈們，為了多裝多載多賺錢，竟然造三四百料或五百料大船在會通河中行駛，經常使河道堵塞。為此，在運河上修建隘閘以限大船。元英宗延佑元年(1314年)，在會通河北端臨清、濟州河南端沽頭、金溝各修建隘閘一座，“隘閘寬九尺，以限制二百料以上大船行駛。但是，一些貪婪之徒，為獲取高利，船的寬度不變，竟然把船加長。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又在隘閘下方樹立了測量船隻長短的標誌。如有長船，立即限時遷出。採取上述兩項措施後，才限制住大船在運河內行駛。

明永樂十五年(1417年)會通河南支開成，臨清隘船閘遂廢。明正德年間(1506-1521年)與萬曆年間(1572-1619年)，為了方便原會通河北支兩岸的交通，又把臨清閘與會通閘借墩築拱，改建為橋，分別名為問津橋和會通橋。清代順治九年(1652年)，商人邵以樞又在問津橋與會通橋之間捐資修建了“月徑橋”(俗稱“鴿子橋”因此處係禽鳥貿易市場而得名)。這三座橋仿佛會通河北支的三條玉帶，一派小橋流水人家的水鄉景象，時人便稱此三橋為“玉帶三橋”。“玉帶三橋”均為單拱橋，磚石結構，由橋身、橋墩、雁翅等組成，現保存比較完整。

永樂十五年(1417年)在會通河南支建閘兩座，分別名為南板閘、新開閘，也名板閘、磚閘，俗名頭閘、二閘。南板閘“為北接衛河之口。閘河至此，勢弱流緩而衛河流濁勢盛，故于其間，櫛比置閘，以防閘河之北出，又以防衛河之南溢也……漕舟入衛河，始無啟閉之阻，安流以達天津矣”此係會通河入衛河之處，堤壩高峻，衛河水枯期，會通河道高懸于衛河之上，衛河水豐期，濁流常倒灌會通河，泥沙淤塞河道，漕船至頭閘口仍有拖壩之險。所謂拖壩，係因會通河南支河底高，衛河水低，“板閘(頭閘)口正汶、衛兩水交匯之處。每歲三四月間，雨少泉澀。汶水既淺，衛水又消，高下陡勢若建瓴。每一啟板放船，無幾水即盡耗，漕缺陷舟多阻。宜於閘口百丈之外，用椿草設築土壩一座，中留金門，安置活板，如閘制然。將啟板閘，先閉活板，則外有所障，水勢稍緩，而于運艘出口易於打放。衛水大發，即從拆卸。亦權宜之要術也”。水少時，船均由壩上拖過，俗謂之拖壩。拖壩之時，用壯夫牽挽，利用壩上滑泥順勢拖過。每次拖壩，漕船折毀者頗多。及至回空，由低而上，牽挽更艱。兵部尚書劉天和、總河萬恭、潘季訓等對此多有考察，提出治理意見。船工們還在實踐中摸索出一個弧形行船路線，視衛河水流速大小而行，下行放船時不致傾覆，並在河西岸立一“衝我來”石碑，標示出行船方位。現頭閘已不復存在，只有二閘保存完好。

戴灣閘建於元皇慶二年(1313年)，與明代永樂十五年所建的二閘相距104年，但兩閘的形制及規模大致相同，都由墩臺、雁翅、石防墻(已毀)組成。閘門長6.7米，閘墩長13.4米、寬10米，閘高5.6米，閘墩上下游兩側築雁翅13 -17米長，閘墩與雁翅分別砌成銳角，左右向上下游展開，使閘孔與正河之間從收縮到擴展形成一個過渡，使水流的流線不致紊亂，儘量減少水流對閘墩的破壞力和保障舟船航行安全，非常符合流體力學的原理，很有科學性。閘體由1.3米×0.4米青石砌築而成，條石與條石相接處鑿以燕尾槽，槽內由鐵汁澆灌相牽，渾然一體，堅固持久。閘槽由八塊杉木閘板提落調節水位，以節蓄泄，保障運河漕運。戴灣閘今仍矗立在臨清市戴灣鄉戴閘村的運河之上。

永樂九年(1411年)開會通河時，衛河水決溢上命宋禮兼治。宋禮以會通河引汶水北上匯衛河，恐衛河水量增多，建議于臨清之享魏家灣開兩小河，置閘(稱減水閘)，衛河水多時啟閘分流之。至景泰五年(1454年)徐有貞治沙灣，于會通河上又修減水閘多處，改魏家灣閘為六空閘。後只用第四空為減閘，第五空為滾壩。至成化八年(1472年)于魏家灣以北十余裏處增建李家口減水閘。

永樂十五年(1417年)，會通河水閘建成，以閘之啟閉調節水位與水量，在汶上至臨清高低相差九十尺的三百里水路上形成多臺階式的河道，每階之間變成一個大水櫃。通漕至臨清時，關閉頭閘，北往的漕船魚貫進入閘河;然後開啟頭閘，關閉二閘，使水位降至與衛河持平，漕船轉入衛河。南去的漕船再依次進入閘河，然後關閉頭閘，開啟二閘，使閘河水位升至與運河持平，漕船轉入運河。這樣，確保了漕船的順利通行，“八百斛之舟迅流無滯”，舳艫相繼，千檣萬艘，輻輳雲集，江南的漕船又可直達通州了。那時，每年通過臨清轉輸漕糧三四百萬石，最多時達五百萬石，十倍于元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