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作

中原地區，春秋時期黃河水系的航運便有發展。《左傳》記載，當時的晉國（今山西）向秦國（今陜西）購買大批糧食，就是經渭河、黃河、汾河運到晉國都城絳地的。戰國時期，黃河水運比較發達。據《禹貢》記載，“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浮于淮泗，達于河。”就是説，由黃河入濟水、淮河、泗水而入長江……這裡描述的是以黃河為中心的主要天然河道水運交通路線的狀況。魏惠王十年（西元前３６１年），魏國人工開挖鴻溝水系溝通了今鄭州至開封間的航運。東漢時期，國家政治中心從長安遷到了洛陽，洛陽至鄭州間的黃河兩岸（包括今焦作地區）從此就成了溝通中國南北水運的中心樞紐地區。魏晉南北朝時期，由於戰爭頻繁，迫切需要利用水運輸軍隊、糧草，在黃河南北兩岸先後開鑿了不少人工運河，使航運事業得到了進一步發展。

在關中地區，戰國時期開鑿了鄭國渠；兩漢時期，黃河流域又開挖了六輔渠、白渠等，發展灌溉和航運。

西元５８４年，隋文帝下令開通關中地區的運河——廣通渠。當時，由於渭水多沙，深淺不一，行船不便，在渭水南邊開了一條從長安東到潼關入黃河的運河，長１５０多公里，稱為廣通渠。廣通渠將長安通過黃河水系與洛陽連接了起來。

在江南地區，運河的開鑿始於春秋末期。西元前４８６年，吳王夫差為了爭霸中原，利用長江三角洲的天然河湖港汊，疏通了由今蘇州經無錫至常州北入長江到揚州的“故水道”，並開鑿邗溝（自揚州到江水，東北通過射陽湖，再向西北至淮安入淮河）。後來，秦、漢、魏、晉和南北朝繼續施工延伸河道。西元５８７年，隋為興兵伐陳從今淮安到揚州，開山陽瀆（邗溝），後又整治取直，中間不再繞道射陽湖。開通大運河的目的和條件

魏晉南北朝時期，江南經濟有了顯著發展，尤其是會稽郡（今浙江紹興一帶），成為江南最富庶的地區。隋朝的政治中心在北方，北方經濟雖然發展較快，但兩京和邊防軍所需的糧食相當多，需要江淮地區供應。陸路運輸速度慢、運量小、費用大，無法滿足北方的需要。開通運河，利用水利運輸，成為當時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政治上，隋政府為加強對東北和江南地區的控制，也需要開通一條南北方向的大運河。楊廣即位之初，為了加強對富庶的江南地區的控制，榨取江南人民的財富，以及隋煬帝個人抱有開運河乘龍舟遊江南的目的。那時候，隋朝社會經濟有了較大的發展，政府掌握了大量的糧食、布帛和財富，這就為開通運河提供了一定的物質條件。大運河的開通

隋煬帝即位後，都城由長安遷至洛陽。從西元６０５年到西元６１０年開通了大運河。

至此，隋朝建成了以洛陽為中心，由永濟渠、通濟渠、山陽瀆和江南河四段連接，南通杭州，北通北京，全長２７００余公里的大運河。洛陽到江都長１０００公里，江南河長４００多公里。運河兩岸築有禦道，栽種柳樹，修建離宮４０多所（自長安至江都）和許多糧倉。大運河全部完工以後，南北的物資經洛陽向西可直達長安。流經焦作地區的隋朝大運河

流經今焦作地區的隋朝大運河是永濟渠河段。據《隋書·煬帝記》記載：“大業四年（西元６０８年），隋煬帝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于河（黃河），北通涿郡（今北京城區西南隅）。”這表明，當年開鑿大運河時，焦作境內的沁河是大運河北段永濟渠的源頭，永濟渠的渠首在今焦作地區。永濟渠是在曹魏舊渠的基礎上，並利用部分天然河道建成的。它引沁水往南與黃河貫通，北分沁水一部分向東通過長明溝（即後來的小丹河、運糧河）、吳澤陂（在今河南省獲嘉縣境內），與清水相連，經汲縣，流到宿胥故瀆（今衛輝市小河口），“又立淇門以通河東北行”（《初學記》卷六）。意是在淇門開口開挖新渠引水，向東北流去，往下又與白溝相接，得九河之故道，從黎陽（今河南省浚縣）、臨河（今浚縣東）、內黃、魏（今河北省大名西）、館陶、永濟、臨清、清河、武城、長河（今山東省德州）、東光、南皮、清池（今滄縣東南）等地，至今天津附近，再西北行，最後到達涿郡所在地薊城（今北京城區西南隅）。至６１０年完成，全長約１０００公里。據《元和郡縣誌·永濟縣下》載：“永濟渠在縣西郭，內闊一百七十尺，深兩丈四尺。南自汲郡引清、淇水，東北入白溝，穿此縣入臨清……隋氏修之，因名‘永濟渠’。”

大運河的開挖，不全是重新開鑿，大部分屬於疏浚、拓寬、修整等。它給南北水運帶來很大的便利，促進了南北、東西的經濟發展、文化交流，是我們中華民族水運史上的重要篇章。以永濟渠為例，永濟渠修好後，大業七年（西元６１１年），隋煬帝發兵高麗時，除親自乘龍舟通過永濟渠外，還曾“發淮以南民伕及船運黎陽及洛口諸倉米至涿郡，舳艫相次千余裏，載兵甲及攻取之具，往還在道常數十萬人”（《資治通鑒》）。當時江淮以南的役夫和船隻以及漕運、兵甲、武器、兵士等都是通過永濟渠運往涿郡的。船隻相連近千里，往返運輸達數十萬人次，其規模之大是相當可觀的。唐朝前期國力強盛，通過大運河運糧救災頗見成效。玄宗開元初年，河北道遭受嚴重水災，朝廷派使臣視察災區，發現水災“薦及河朔”，而“發倉廩、漕江淮以賑之。”當時的幽州節度、河北諸軍大使張説在《送任禦使江南以賑河北百姓》一詩中説：“河朔人無歲，荊南義廩開。將興泛舟行，必佇濟川才……調饑坐相望，繡眼幾時回。”既然是從江淮調糧，則必然是通過永濟渠北運。

唐、宋兩代對大運河繼續進行疏浚整修。唐時浚河培堤築岸，以利漕運。將自晉以來在運河上興建的通航堰埭，相繼改建為既能調節運河通航水深，又能使漕船往返通過的單插板門船閘。宋時將運河土岸改建為石駁岸縴道，並改單插板門船閘為有上下閘門的複式插板門船閘（現代船閘的雛形），使船舶能安全過閘。運河的通過能力也得到了提高。晚唐詩人皮日休曾寫詩説：“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較多。”北宋時期，焦作的陶瓷和煤炭，都是通過大運河運往全國各地的。

明朝周夢旸編撰的《水部備考》中的記載也印證了這一史實：“沁水一支，自武陟小原村東北，由紅荊口（今獲嘉縣紅荊嘴）經衛輝府，經六十里，入衛河。昔隋煬帝引沁水北通涿郡，蓋即此地也。”

隨著時代的變遷和黃河、沁河的多次改道，大運河在焦作地區的路線也發生過較大的改變，由博愛經武陟和修武境內向東連通衛河的運糧河，一直到解放初期仍具有航運價值。古代著名的引丹濟衛水利工程九道堰，沁陽的沁河碼頭，博愛的蔣溝、界溝碼頭，武陟木欒店碼頭，修武東關碼頭等，均為隋唐大運河沿用至明清和民國時期的歷史遺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