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宋大運河

周、秦、兩漢時期是我國運河史的早期階段，當時雖在全國各地鑿成許多運河，但還沒有形成以骨幹運河為主的、全國性的運河網路，同時，對自然河道改造的程度也不深，水道比較淺澀彎曲，通航能力較差。隋、唐、宋的運河不同，鑿成了一批以都城為中心，通向全國一些主要經濟區的又長又深的大運河。

1、東連黃河的廣通渠

在我國歷史的早期，帝王們選擇自己的都城時，往往要把目光投向長安。因為它位於八百里秦川中心，土地肥沃；平原四週又有大山環抱，退可以守，進可以攻。就是因為這些原因，當隋文帝楊堅結束魏晉南北朝的分裂局面後，也以長安作為這個統一王朝的都城。

魏晉南北朝時期，政局動蕩，關中經濟情況難以與盛極一時的西漢相比。西漢僅鄭白渠即可灌溉農田四萬多頃。魏晉南北朝時，這裡有許多灌溉工程因無暇維修而湮廢。因此，隋定都長安後，仰仗東糧西運的程度，遠遠超過西漢。這就決定了隋在立國不久，便著手穿鑿長安——黃河間的運糧渠道。

西漢時，因渭水運量很少，曾在長安黃河間鑿過一條名叫漕渠的運河。後來，因東漢定都洛陽，糧食西運任務大減，漕渠由於失修，不久報廢。隋朝只好重開新渠。隋開皇元年（西元581年），隋文帝命大將郭衍為開漕渠大監，負責這一工程。他“部率水工，鑿渠引渭水，經大興城（長安城）北，東至於潼關，漕運四百餘裏，關內賴之，名之曰富民渠”。（《隋書•郭衍傳》）富民渠雖發揮重要作用，但因倉促成渠，渠道淺窄，航運能力有限，難以滿足日益增加的東糧西運的需要。隋開皇四年（西元584年），只好再次動工，加以改建。

這次改建，要求鑿得深寬順直，可通“方舟巨舫”。舫是一種兩舟相並的船，體積大，容量多。《戰國策•楚策》説：“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糧。”要通航這樣大型重載的舫，渠道必須又深又寬。改建工程由傑出的工程專家、大興城的設計者宇文愷主持。動工之前，他先派“工匠巡歷渠道，觀地形之宜”（《隋書•食貨志》），以便在實地調查的基礎上，將渠道佈置得更為合理。在上下共同努力下，工程進展順利，當年即峻工。新渠仍以引渭水為主要水源，自大興城至潼關，長300余裏，命名為廣通渠。

廣通渠的運量大大超過舊渠，對緩和關中糧食的緊張情況，有重要作用。隋開皇五年（西元585年），關中大旱，但是無災。當時所以旱而無饑荒之災，與發放300多萬石廣通倉的糧食有關。廣通倉在廣通渠旁的華州（今華縣），這裡的糧食，就是沿廣通渠從東方運來的。

從潼關以東運糧入關，廣通渠以下一段水路是黃河。黃河有三門砥柱之險，砥柱為兩個石島，兀立河心，堵塞航道，形成神門、鬼門、人門三條險道，神、鬼二門無法通舟，人門雖可勉強航行，但風險很大，經常船沉人亡。

三門砥柱是當時東糧西運的“瓶頸”。於是，又有隋開皇十五年（西元595年），下令“鑿砥柱”。不過，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鑿砥柱”的工程很少進展，只好半途而廢。

2溝通河淮的通濟渠

隋初定都長安。西元604年，楊廣殺其父隋文帝奪取皇位，他便是歷史上以驕奢著稱的隋煬帝。他認為關中與山東、江南、河北等地，道路遐遠，“兵不赴急”，應將都城東遷，於是立即下詔營建東都洛陽。接著，又陸續發令穿鑿以東都為中心、通向江淮、河北等地的大運河，以加強對這些主要經濟區的聯繫和控制。

最先穿鑿的是通濟渠，鑿于隋煬帝大業元年（西元605年）。通濟渠可分西、中、東三段。西段以東都洛陽為起點，以洛水及其支流谷水為水源，在舊有渠道陽渠和自然水道洛水的基礎上擴展而成，到洛口與黃河會合。由於古陽渠又稱通濟渠，人們就把這一名稱由西段擴大到了中段和東段。中段以黃河邊上的板渚（河南滎陽西部）為起點，引黃河水作水源，向東到浚儀（河南開封市）。這一段原是汴渠上游，隋朝加以浚深和拓寬。浚儀以下，與汴渠分流，東南走向，經宋城（今河南商丘縣南）、永城、夏丘（今安徽泗縣）等地，到睢眙注入淮水。這是東段，多由自然水道拓展而成。

當時，浚儀以下所以不再利用汴河舊道而另開新渠，與如下一些因素有關。汴河東段的位置偏北偏東，隋煬帝南巡江都，南糧北運進京，都過於繞遠。況且從汴河入淮，必須取道泗水，而泗水航道曲折，又有徐州洪、呂梁洪之險，二洪“懸水三十仞，流沫九十里”（《水經注•泗水注》），經常翻舟，航行很不安全。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浚儀到睢眙，地勢比較平緩，河床比降適度；同時，經此而接邗溝，與經汴相比，航程也縮短許多。再加上當時河淮之間經濟比較發達，是全國戶口最密集的地區之一，為加強東都與這裡的聯繫，也需鑿渠穿行這裡。

通濟渠三段全長近2000里。它不僅渠道長，而且因為要航行皇帝的龍舟，龍舟長200尺，上建四層重殿，高45尺，所以必須鑿得又寬又深。深度多少，不見記載，寬度規定為40步。隋朝一步六尺，即渠寬為240尺，隋朝共有190郡，每郡管轄若干個縣。其中只有44郡的轄縣縣平均戶口在萬戶以上，而河、淮之間即有九郡（河南、滎陽、梁郡、譙郡、彭城、潁川、淮陽、汝南、汝陰等），可見這裡戶口的密集程度。

宛如一條大河。此外，通濟渠還有一批附屬工程，如夾渠修築平整的禦道，以便數十萬縴夫和軍隊行走；沿途修建數十座離宮，以便皇帝和后妃休息整個工程由尚書右丞皇甫議負責，“發河南、淮北諸郡男女百餘萬”（《資治通鑒•隋紀四》）服役。大業元年（西元605年）三月動工，到八月便交付使用。當時隋煬帝立刻從洛口登上龍舟，帶著后妃、王公、百官，乘坐幾千艘舳艫[zhúlú逐盧]，浩浩蕩蕩，南巡江都。

通濟渠工程浩大，施工時間僅用半年，可以説是古今中外運河史上的奇跡，它反映了我們祖先無與倫比的創造力。當然，他們付出的代價也是非常驚人的，由於鑿渠和造船勞累過度，據《隋書•煬帝紀》載，“役丁死者十四五”，即約有40—50萬人為此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通濟渠鑿成後，它與邗溝便成為黃河、淮河、長江三大流域的交通大動脈，南來北往的舟楫多走這一水道。特別是它對南糧北運，意義更為重大。隋煬帝在洛陽周圍建有許多大型糧倉，如洛口倉（又名興洛倉）、回洛倉、河陽倉、含嘉倉等，這些倉城都儲有大量糧食，其中洛口、回洛兩倉，即多達2600多萬石，它們中的絕大部分，便是經通濟渠從江淮一帶運來的。

3、山陽瀆和江南河

山陽瀆即古邗溝，它南起邗城，北到山陽縣（今江蘇淮安）。邗溝初鑿于春秋末年吳國，當時出於戰爭的臨時需要，工程因陋就簡，水道曲折淺澀，只通小舟，不通大船。後來，人們對它進行多次改造。其中比較重要的一次，是東漢末廣陵（治所在今揚州市）太守陳登的改道，由樊梁湖往北，直至淮安入淮，改變過去繞道博芝、射陽兩湖的曲折線路。這一改變奠定了後來邗溝的基本格局。隋文帝從伐陳的需要出發，又對部分渠道作了調整，將入淮水口由淤淺了的末口改到山陽。不過當時由於軍事行動立即開始，來不及改造全渠。

隋煬帝為了提高山陽瀆的航運能力，與通濟渠配套，對這條古運河作了較為徹底的治理。在鑿通濟渠的同時，即大業元年（西元605年），他又徵調淮南10余萬人投入這一工程。當時除了按照通濟渠的標準，浚深加寬渠道，修築道路、離宮外，又穿鑿了新的入江渠口。由於長江沙洲的淤漲，原來山陽瀆的入江渠口堵塞嚴重。這次擴建，便將南段折而向西，開了幾十里的新渠，使其從揚子（江蘇儀征東南）入江。這就是隋唐時期著名長江渡口揚子津。山陽瀆經過這次改造後，全線暢通無阻，像龍舟那樣的龐然大物，也可進退自如了。

在建成通濟渠和山陽瀆後的第六年，隋煬帝又下令拓展江南河。春秋末年，太湖流域已有運河。秦始皇建立了統一國家以後，為了加強對吳中地區的控制，也為了東巡會稽（治所在今江蘇蘇州市，轄地有今蘇南及浙江中北部）的需要，在春秋古運河的基礎上加以擴建，溝通了北起丹徒（治所在今江蘇省鎮江市東南丹徒鎮），中經會稽郡治，南到錢塘（浙江杭州市）的水道。這應是後來江南河的雛形。據説丹徒的得名，就是因為當時有3000赭衣囚徒在此參加治河的緣故。丹徒、曲阿（治所在今江蘇丹陽市）位於太湖流域西北部，這裡的地勢比附近其他地方稍高，因而從此經過的這段運道，河床偏高，河水不足，行船不暢。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三國、東晉時期，曾一再在此施工，如吳國疏浚丹徒——曲阿間的河床，以改善這裡的航道；東晉于京口（鎮江市）築丁卯埭帶，以控制河水泄入長江等。

在上述基礎上，隋煬帝擴建了江南河。《資治通鑒•隋紀四》載：“大業六年冬十二月，敕穿江南河，自京口到余杭（今浙江杭州市），八百餘裏，廣十余丈，使可通龍舟，並置驛宮、草頓，欲東巡會稽。”這裡的會稽，當指今浙江省紹興市境內的會稽山，相傳大禹曾會諸侯於此，千古一帝的秦始皇也曾登此山“望于南海”（實指今東海），好大喜功的隋煬帝，大概也要傚法大禹、秦皇的故事。不過隋煬帝登會稽的目的並未達到，因為下令穿鑿不久，就被高麗戰爭和農民起義所困，再也無暇南渡長江了。但江南河的拓展，大大地推進了太湖流域航運的發展，也加強了與江、淮等地的聯繫。

江南河至今仍是太湖流域的黃金水道。

4、北通涿郡的永濟渠

在隋朝，今河南省東北部、山西省東南部和河北省大部，是又一個經濟發達、人口眾多的地區，這個區域當時有戶200多萬，在全國900多萬戶中，幾乎佔了1/4。隋朝推行租庸調製，按戶、丁徵收粟帛，徵發勞力，戶多丁多，上調的粟帛等也多。這就需要有一條糧帛南運進京的水道。隋煬帝著意開拓邊疆，積極準備用兵遼東，他以涿郡（今北京市）作為徵遼基地，要將大量的軍用物資和軍事人員北運，也需要有一條從東都到涿郡的軍需供應線。自東漢末年，曹操穿鑿河北五渠後，那裏雖然形成一條縱貫南北的水道，但它以自然河道為主，深淺不一，航路不暢，難以適應隋朝經濟、政治、軍事的需要。於是，隋煬帝在完成通濟渠和山陽瀆之後，決定在黃河以北，在曹氏舊有水道的基礎上，拓展一條航運能力較大的運河，這就是穿永濟渠。

永濟渠

大業四年（西元608年），“詔發河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隋書•煬帝紀上》）當初曹操發展河北水運時，白溝的渠首工程是“遏淇水入白溝”。隋煬帝的新渠與曹操舊渠相比，埭是橫截河渠上的建築，用以防止河水流失，調整水面比降，提高航道水深等。三國始有關於埭的記載。

大業六年十二月，已是西元 611年初春。因此，江南河的穿鑿應繫於西元611年，而不能繫於西元610年。

有兩個重大改進。一是沁水源遠流長，淇水無法與之相比，因此，新渠的水源遠比舊渠豐沛。這是新渠航道遠比舊渠通暢的基本因素。二是舊渠在白溝、黃河之間築有枋堰，由溝入河或由河入溝，舟船都必須盤壩或換船，這就大大降低了通航能力。新渠“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表明渠口建有分水工程，舟楫可以直接出入河渠，無須換船或盤壩，這就大大提高了通航能力。

永濟渠也可分成三段。南段起于沁水入河處，北到衛縣（治所在今河南浚縣西）。這是當時新鑿的渠道。衛縣以下經館陶、東光等地，至今天津市境與沽河會合。這是中段，它以曹操時的故道為基礎，擴展成為大渠。由今天津市到古涿郡（今北京市）為北段，係改造兩條自然河道而成。一條是古潞河下游，它位於今天津市和武清縣間。另一條是桑幹水（今永定河）下游，當時它位於今武清縣到古涿郡南郊。南、中、北三段運河共長1900里左右，大體説與通濟渠相當。這也是一條歷時很短、不到一年便完工的運河。它的寬度雖然不及通濟渠，但運輸能力很強並且也可航行龐大的龍舟。大業七年（西元611年），隋煬帝伐遼東，當時他就是乘龍舟到達涿郡的。伐遼東出動軍隊100多萬人，後勤供輸極大，主要就是沿這條水道北運。

廣通渠、通濟渠、山陽瀆、江南河、永濟渠，雖然是五條運河，但由於它們的規格大體一致，組成了一個由長安—洛陽兩都為中軸、成扇形、東南通余杭、東北到涿郡的完整的運河網，實為一條運河的五個組成部分。這個運河網把我國當時經濟、政治、文化最發達的區域緊密地聯在一起，對統一國家的鞏固和繁榮，都有難以估量的作用。正是因為如此，隋煬帝興建這些工程，雖然多從他本人需要出發，並給當時廣大群眾造成嚴重災難，但後人還是給予很高的評價。唐末著名詩人皮日休便是這樣認為的，在《汴河懷古》中説：“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若無龍舟水殿事，與禹論功不較多。”

5、唐朝的運河工程

唐朝的運河建設，主要是維修、完善隋朝建立的這一大型運河體系。同時，為了更好地發揮運河的作用，對舊有的漕運制度，還作了重要改革。

隋文帝時穿鑿的廣通渠，原是長安的主要糧道。當隋煬帝將政治中心由長安東移洛陽後，廣通渠失修，逐漸淤廢。唐朝定都長安，起初因為國用比較節省，東糧西運的數量不大，年約幾十萬石，渭水尚可勉強承擔運糧任務。後來，京師用糧不斷增加，嚴重到了因為供不應求，皇帝只好率領百官、軍隊東到洛陽就食的地步。特別是武則天在位期間，幾乎全在洛陽處理政務。

於是，有天寶元年（西元742年）重開廣通渠的工程。新水道名叫漕渠，由韋堅主持。當時在咸陽附近的渭水河床上修建興成堰，引渭水為新渠的主要水源。同時，又將源自南山的灃水、浐水也攔入渠中，作為補充水源。漕渠東到潼關西面的永豐倉與渭水會合，長300多裏。漕渠的航運能力較大，渠成當年（開元二年），即“漕山東（崤山以東）粟四百萬石”。

將山東粟米漕運入關，還須改善另一水道的航運條件，即解決黃河運道中三門砥柱對糧船的威脅問題。這段河道水勢湍急，溯河西進，一船糧食往往要數百人拉縴；而且暗礁四伏，過往船隻，觸礁失事幾近一半。為了避開這段艱險的航道，差不多與重開長安、渭口間的漕渠同時，陜郡（治所在今三門峽市西舊陜縣）太守李齊物組織力量，在三門山北側的岩石上施工，準備鑿出一條新的航道，以取代舊航道。經過一年左右的努力，雖然鑿出了一條名叫開元新河的水道，但因當地石質堅硬，河床的深度沒有鑿夠，只能在黃河大水時可以通航，平時不起作用。三門險道問題遠未解決。

通濟渠和永濟渠是隋朝興建的兩條最重要的航道。為了發揮這兩條運河的作用，唐朝對它們也作了一些改造和擴充。隋朝的通濟渠，唐朝稱汴河。唐在汴州（今開封市）東面鑿了一條水道，名叫湛渠，接通了另一水道白馬溝，而白馬溝下通濟水，這樣，便將濟水納入汴河系統，使齊、魯一帶大部分郡縣的租、調，也可循汴水西運。唐對永濟渠的改造，主要有以下兩個工程。一是擴展運輸量較大的南段，將渠道加寬到17丈，浚深到24尺，使航道更為通暢。二是在永濟渠兩側鑿了一批新支渠，如清河郡的張甲河，滄州的無棣河等，以深入糧區，充分發揮永濟渠的作用。

對唐朝政府來説，大運河的主要作用是運輸各地糧帛進京。為了發揮這一功能，唐後期對漕運制度作了一次重大改革。唐前期，南方租調由當地富戶負責，沿江水、沿運河直送洛口，然後政府再由洛口轉輸入京。這種漕運制度，由於富戶多方設法逃避，沿途無必要的保護，再加上每一舟船很難適應江、汴（泛指運河）河的不同水情，因此問題很多。如運期長，從揚州到洛口，歷時長達九個月。又如事故多、損耗大，每年有大批舟船沉沒，糧食損失高達20％左右，等等。安史之亂後，這些問題更為突出。於是，廣德元年（西元763年）開始，劉晏對漕運制度進行改革，用分段運輸代替直運。

規定：江船不入汴，江船之運積揚州；汴船不入河，汴船之運積河陰（鄭州市西北）；河船不入渭，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承運工作也雇專人承擔，並組織起來，10船為一綱，沿途派兵護送等。分段運送，效率大大提高，自揚州至長安40天可達，損耗也大幅度下降。

除漕運租、調外，大運河還大大促進了沿線許多商業城市的繁榮。如揚楚運河（即隋朝的山陽瀆）南端的揚州和北端的楚州（治所在山陽縣，今為淮安市），汴河上的汴州（今開封市）和宋州（今商丘市），永濟渠上的涿郡等。揚州因為位於揚楚運河與長江的會合處，公私舟船，南來北往，都要經過這裡，是南北商人的集中地，南北百貨的集散處。它“十里長街井市連”，在全國州一級的城市中，位列第一，超過成都和廣州，人稱“揚一益二”。汴州位於汴河北段，經過濟水，東通齊魯；經永濟渠，北聯幽冀；經黃河，

可達秦晉，迅速發展成為黃河中下游的大都會。後來，梁、晉、漢、周、北宋五代都建都於此，其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它是一個水運方便的繁華城

6、宋朝運河新體系

梁、晉、漢、周、北宋都定都汴州，稱汴京。北宋歷時較長，為進一步密切京師與全國各地經濟、政治聯繫，修建了一批向四方輻射的運河，形成新的運河體系。它以汴河為骨幹，包括廣濟河、金水河、惠民河，合稱汴京四渠。並通過四渠，向南溝通了淮水、揚楚運河、長江、江南河等，向北溝通了濟水、黃河、衛河（其前身為永濟渠，但南端已東移至衛州境內）。

五代時，北方政局動蕩，頻繁更換朝代，在短短的53年中，歷經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週五個朝代，對農業生産影響很大。而南方政局比較穩定，農業生産持續發展。北宋時，政府對南糧的依賴程度進一步提高。汴河是北宋南糧北運的最主要水道。汴京每年調入的糧食高達600萬石左右，其中大部分是取道汴河的南糧。因此，北宋政府特別重視這條水道的維修和治理。例如淳化二年（西元991年）汴河決口，宋太宗強調説：“東京（宋以汴京為東京，洛陽為西京）養甲兵數十萬，居民百萬家，天下轉漕，仰給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顧。”他率領百官，一起參加堵口。

不過，為了這條運道的暢通，北宋付出的代價也是十分巨大的。汴河以黃河水為水源，而河水多沙，自隋經唐到宋，經幾百年的沉積，河床已經高出地面，汴河極易潰堤成災。北宋政府深知汴水無情，治汴工程絲毫不敢放鬆。它組建了一支維修專業隊，負責平時汴河的維修和養護汴河大汛，則立即出動禁軍防汛。大修時，發動沿河百姓參加。為了鞏固堤防和利用汴水沖刷河中積沙，它在汴河兩岸下了600里木柱排樁，將汴河束窄到可以衝沙的地步，開了後來“束水攻沙”的先河。

惠民河是經北宋初年多次動工修建的一條運河，分為上下兩段。上段以蔡河（已湮）支流潩[yì異]水（澮河）為水源，開渠將它引向京師。下段自汴京南下，改造蔡河干流而成。惠民河的重要性僅次於汴河，淮水流域的大部分稅糧，可從此河調入京師。廣濟河因河寬五丈左右，又五丈河。其前身是唐朝開的湛渠，下接白馬溝和濟水，可通齊魯之運，也可分泄汴河的洪水。北宋對它進行多次治理，在漕運中也佔有重要地位。金水河是北宋初年新鑿的一條河道，它以鄭州、滎陽間的幾條小水，如京水、索水、須水等為太平興國六年（西元981年），經四渠調入汴京的糧食共550萬石，其中400萬石取道汴河，約佔72％。治平二年（西元1065年），調入汴京糧食共676萬石，其中575萬石取道汴河，約佔82％。汴河南接揚楚運河，糧食多從南方轉運而來。

水源，鑿渠向東到汴京。它除了給廣濟河補充水源外（從汴渠上架槽通過），還為京師提供較為清澈的生活用水。除汴京四渠外，為了改善漕運，北宋又分別在江淮和江漢間，也進行運河建設。

揚楚運河是“汴渠之首”，它南接江南運河。這三條運河構成了北宋政府的主要糧道，即江南運河將主要産糧區太湖流域的稅糧運出，然後經揚楚運河、汴渠入京。江南運河的航道基本上良好，無須大修。但揚楚運河及揚楚運河與汴渠之間的航道，都需要作較大的改進。原來汴渠與揚楚運河並不直接相通，由揚入汴，舟船還要走一段較長的淮河河道，而這段河道灘多水急，常常損壞漕舟。為了改變這種情況，北宋前期，先後進行三次施工，傍這段淮河的南岸，從楚州北面的末口，到盱眙東北的龜山鎮，鑿了長約150里的運河，避開了這段險灘。揚楚運河的突出問題是水枯河淺，不便大船通航。水道西部的洪水威脅也很嚴重，經常衝斷航道。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宋在高郵湖北築了一條比較堅固的、長達200里的石堤，以保護航道，並在堤上設置10座石閘，進行有控制的排水。在真州（治所在今江蘇儀徵縣）、揚州等地，利用當地自然湖泊，改造成為運河的水櫃，以接濟運河用水。

除太湖流域是北宋的主要産糧區外，四川和兩湖的農業生産，也佔有一定地位。如何調運這些地區的稅糧入京，也是北宋統治者需要解決的問題。繞道揚、汴，路程太遠；從襄樊陸運，效果太差。經過醞釀，北宋統治者決定穿鑿第二條江淮運河。按照計劃，這條水道西起江陵，鑿渠向東，經潛江境與漢水會合。下一段是利用漢水及其支流白河兩條自然水道。白河與淮水支流澧水很近，如果在這兩水間再鑿一條運河，江船便可循淮水另一支流蔡河直達汴京城下了。這一工程只完成了一部分，即江陵——漢水之間的渠道鑿通了，使江、漢之間的水運“大為利便”。但白、澧之間因為地勢稍高，經過兩次施工，只能做到通水，而不能通船，功虧一簣。今天，人們掌握了建造高壩技術，可以將白河的水位提得很高，這裡便不再成為通水通航的障礙了。計劃中南水北調的中線工程，其中有一段就取道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