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此，李傑解釋説，因為要經過浸水、脫脂、脫毛浸灰、脫灰、軟化、浸酸、鞣制、中和、復鞣、染色加脂等工段，工序繁多、使用化工材料繁雜，因此製革廢水中部分污染物指標如COD、硫化物、氨氮的濃度都較高。

而對於鞣制工段，雖然廢水量不大，但鉻鞣劑並不能被皮革完全吸收，使得鉻鞣廢液中三價鉻濃度較高。重金屬三價鉻可在動植物體內累積，在強氧化條件下可能會變成對人體有害的六價鉻，需要單獨治理和嚴格管控。由於製革行業的這些特點，與舊標準相比，新規對行業特點考慮更加全面。李傑説，例如，《污水綜合排放標準》中COD、BOD5等指標規定了皮革工業適用的限值，但其他特徵污染物參照“其他排污單位”或“一切排污單位”的限值執行。新《標準》明確了製革及毛皮加工工業廢水中的各項污染物限值，提高了針對性。

另外，《標準》根據行業水污染物治理技術水準規定了直接、間接排放限值，對於部分重點區域，規定了排放要求更高的水污染物特別限值。其中，重金屬（總鉻、六價鉻）等毒害性較強的污染物直接、間接排放執行相同限值。對於直接排放的製革企業和毛皮加工企業，規定了不同的排放限值。以現有企業為例，製革企業氨氮直接排放限值為35毫克/升,而毛皮加工企業氨氮的直接排放限值為25毫克/升。對於間接排放的企業，加嚴了大部分污染物指標（如COD、BOD5、氨氮等）的排放要求。

“還有就是結合製革過程的特點，增加或完善了部分污染物指標。”李傑解釋説，例如考慮到製革過程中大量産生皮膠原蛋白，水解後成為有機氨氮、硝酸氮和亞硝酸氮等物質，容易引起水體富營養化，新《標準》為此設置了總氮控制指標；考慮到皮革及毛皮加工原料皮的鹽腌保存、加工過程用鹽量較大，新《標準》為此增加了氯離子控制指標；考慮到原料皮以濕法保藏為主的行業特點，完善了最高允許排放水量指標等。

影響

指標排放要求提升行業準入門檻提高

新《標準》的實施，將對製革行業産生哪些影響？

對此，李傑指出，首先，由於新《標準》中大部分指標的排放要求提升，《標準》實施後，行業排污量會有所降低。根據環保部預計，行業COD、氨氮排放總量將分別降至11800噸、2380噸，比2010年排放量分別減少57.2%、67.4%。

其次，新《標準》提高了行業準入門檻，實施新《標準》將加快落後産能淘汰步伐，促使一批生産裝備落後、工藝技術水準不高、環境污染治理設施不完善、小而弱的企業退出市場，使資源向優勢企業聚集，從而“倒逼”行業加速轉型升級。

第三，為應對新《標準》更高的排放要求，部分地區可能會考慮通過建設皮革産業園等形式集中製革，通過廢水集中處理和排放的形式減小企業的環保治理壓力。但集中處理和排放可能會造成廢水的集中污染，對受納水體造成最直接的影響和衝擊。另外，製革行業污泥處理不當也可能會帶來二次污染等問題，近年國內屢次發生皮革行業含鉻污泥被隨意傾倒的現象，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參考公眾環境研究中心2013年12月4日發佈的《綠色選擇紡織業三期調研報告——新標准考驗品牌責任》，紡織業新標準出臺後，大量紡織企業出現超標違規記錄，為整個行業的供應鏈帶來重大的環境違規風險。

為此，李傑強烈建議：“皮革行業應汲取紡織業的教訓，及早做好皮革行業新《標準》實施前的準備，從而避免或降低供應鏈的合規性風險。”

而且李傑認為，新《標準》的制定，是為了遏制皮革行業污染物排放對水環境造成的嚴重影響。但要實現這個目標，僅僅頒布新《標準》是不夠的，必須確保《標準》得到執行，而有效執行需要各方的共同推動。

她闡述説，從政府層面來看，政府需要推動各方，尤其是地方政府，嚴格按照新《標準》的要求執行，並通過各種公開的渠道對污染物監測資訊進行披露。只有將資訊置於公眾的監督之下，為公眾參與創造基礎平臺，方能聯合各方達成污染治理和減排的最終目的。

企業層面，環境守法應是企業責任的底線。要想降低製革及毛皮加工工業的污染問題，製造性企業不僅要從污染治理的末端考慮如何保證廢水的排放量和排放濃度達標，例如通過升級廢水治理設施、分類處理含鉻廢水和含硫廢水等，更重要的是，從産品生命週期的整個過程考慮，如何才能減少污染物的産生，採取全過程式控制制的預防措施，包括採用高吸收鞣製劑和少鉻鞣制、降低鞣制過程中鹽的用量、減少含鉻污泥産生等清潔生産方法。而品牌企業作為採購規則的制定者，應該完善並切實落實責任採購標準，助力中國皮革行業廢水新《標準》的有效實施。

“總之，為推動該《標準》的實施，政府部門應同時積極支援各界通過綠色供應鏈、綠色信貸、綠色證券等市場化手段為皮革行業治污減排創造條件，從而達成減排的最終目的。”李傑呼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