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高額彩禮”畫紅線 有的地方仍然管不住
1月19日，是河南省臺前縣後方鄉後張村村民22歲的張鵬和新娘許世秀大喜的日子。為推行婚事簡辦新規，村幹部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男女雙方最終將彩禮定在6萬元，婚事採用簡辦形式。
張鵬的父親張西遠説：“兒子結婚，以前也想跟人家一樣大辦，現在不想啦！婚車6輛、婚宴10桌席、30塊錢的酒、10塊錢的煙，都減了一半，以前都得20萬塊錢，咱這總共彩禮才花6萬塊錢。”
張鵬彩禮節省源於當地最近推出的一個指導性文件。去年12月27日，河南省臺前縣下發《臺前縣農村紅白事標準參照指導意見(徵求意見稿)》等文件，要求進行彩禮控制，禁止借婚姻索取財物。彩禮總數控制在6萬元以內。
事實上，出臺農村紅白事指導文件，特別是限制“高價彩禮”，臺前縣並非個例。最近兩年，四川金陽、山東巨野、河南清豐等多地也劃定了“彩禮指導標準”。
記者調查發現，出臺相關規定的地方，一般都把“彩禮指導標準”劃定在6萬元。四川金陽在2015年12月出臺《金陽縣人民政府關於遏制婚喪事宜高額禮金和鋪張浪費之風的實施細則(試行)》，明確婚嫁禮金總額不超過6萬元；去年2月初，山東巨野縣文明辦下發《關於進一步做好移風易俗工作的指導意見》，也倡導婚嫁禮金不能超過6萬元。
巨野縣文明辦主任李兵表示，倡導6萬元婚嫁禮金是根據當前農民的收入水準，並和老百姓充分座談調研後確認的。“既考慮了傳統習俗和承受能力，也想讓老百姓養成一種自覺行動，遏制‘天價彩禮’。”
“彩禮指導標準”等是否真能管住“高額彩禮”？記者採訪的山東、河南一些地方的文明辦負責人表示，出臺“彩禮指導標準”只是一種引導行為，並非強制措施，在個別地區沒有達到預期效果。
巨野縣馮樓村紅白理事會會長孫自海告訴記者，紅白事移風易俗都好辦，最難管的就是彩禮。雖然當地出臺了“彩禮指導標準”，但送不送彩禮、送多少彩禮都是老百姓自己的事，“人家就是願意給高的彩禮，我們除了苦口婆心勸説也沒有其他硬性辦法”。
規範彩禮錢政府需要“硬杠杠”“軟行政”雙管齊下
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民間文學研究所所長萬建中説，彩禮的歷史很長，中國不論南北自古以來婚姻的締結，就有男方在婚姻約定初步達成時向女方贈送金錢和禮品的習俗。
專家表示,彩禮的出現有其歷史原因，但現代社會如果要求彩禮過高甚至出現“天價彩禮”，肯定是一種陋習，但這樣的陋習僅靠政府一紙禁令很難改變。
安徽省潛山縣68歲的劉淑老人經常給人説媒。“如果雙方家庭談得好，男方出一些彩禮，女方要陪嫁粧，基本上就是一種禮尚往來。”劉淑説，彩禮一直都有，特別是在農村，要想一天兩天就取消不太現實。
西南政法大學教授陳步雷認為，農村高額彩禮雖是傳統習俗的遺留，但前些年一些黨員幹部大操大辦也帶壞了社會風氣。應當依據黨紀政紀，嚴格限制或禁止黨員幹部以任何方式參與大操大辦、助長“天價彩禮”陋習的行為。“從黨員幹部抓起，有助於扭轉‘天價彩禮’不良社會風氣。”
記者梳理髮現，目前，在“天價彩禮”問題上，多地針對黨員幹部出臺一些懲戒措施。比如四川金陽、河南濮陽、山東淄博等地都將移風易俗工作納入黨政工作考核管理，並規定對無視和違反規定大操大辦的黨員和公職人員將進行黨紀政紀處分。
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劉山鷹認為，對於普通群眾，彩禮過高雖是陋習，但如果由政府出面來制止、限制也不是很好的辦法。“婚喪嫁娶本是屬於老百姓自己的事情，政府強行介入、特別是附帶懲戒措施的介入，往往會帶來新的麻煩。”
一些專家表示，農村十里不同俗，各個村都有自己的特點，要鼓勵村民自治，讓村級成立紅白理事會，以村規民約的形式移風易俗。
專家認為，針對高彩禮這類問題，應善於運用“軟行政”的手段來解決農民“窮講究”的問題。陳步雷説，“軟行政”是指説服、教育,以倡導為主，不能強加干涉。應從轉變思想上下功夫，讓“男女平等”“生男生女都一樣”的觀念逐漸在鄉村紮根，從根本上破除嫁女“待價而沽”的頑疾。（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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