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看農村，農村改革看山東。”山東是農業大省，2015年農業總産值9549.63億元，居全國第一位；全省農村居民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達12930元，城鄉收入比由2012年的2.73縮小到2.44。輝煌成績的背後，是改革者的探索與擔當。
土地確權：“定心丸”喚醒沉睡資本
在臨沂市蘭山區汪溝鎮北部綿延起伏的山嶺上，悄然發生著一場無聲的巨變。
兩年前，這裡一窮二白。種玉米花生是當地農民的主要收入，村集體窮得叮噹響。“俺村欠債30多萬元哩，”同富社區韓家溝村黨支部書記張恩來感慨。2013年，包括同富社區在內的十個村被定為省級貧困村。
兩年後，韓家溝村成為市民旅遊目的地，戶均增收2000元，貧困戶就近打工戶均增收6000元。
命運的轉變，源於一顆“定心丸”。
對農民來説，土地是“命根子”。任何關於土地的改變，都會觸動農民的敏感神經。“土地一旦流轉出去，過幾年我家的地還姓李嗎？”高青縣青城鎮香姚村種糧大戶李丙俞疑慮。
“俺村從2013年6月開始土地確權，是農戶的確權到戶，是集體的歸集體，1000多畝地全部各歸其主，村民心裏徹底踏實了。”張恩來説，土地有“身份證”，村民流轉土地放寬了心。2013年，我省提出爭取用3年時間完成全省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登記頒證，比全國提前兩年。目前，這項工作已基本完成。
土地確權後，承包關係將長期不變，農民對“公平”的訴求極為強烈。長期以來，承包地邊界不清、權屬關係不明是導致糾紛、影響農村穩定的“重災區”，特別是二輪延包合同簽訂至今已歷經多年，有些土地經歷多次調整，卻沒有在合同中進行相應變更，造成承包地底數不清，給確權登記造成較大的困難。
如何在農民訴求和國家政策間找到平衡點，考驗著我省各級幹部的智慧。
“2014年，山東被中央列為全國三個推進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登記頒證的整建制試點省之一，但事實上，早在2013年，我們已經開始著手探索這項改革了。”省農業廳經管處處長肖培強説。
土地確權登記發證的過程，就是進一步查清土地的權屬、面積、用途、空間位置，建立土地登記簿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山東創新性地採用“圖解+實測”組合法，利用國土部門提供的“全國第二次土地調查”影像圖為工作底圖，對無法明確地塊資訊的部分村莊，全部進行實測。
結合農村土地確權登記頒證，山東還探索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的有效實現形式，激活農村“沉睡的資本”。
“剛開始進行確權頒證工作時，最大的困難就是‘三資’（資金、資産、資源）清理。”肥城市老城街道經管站站長李其祥告訴記者。後來對街道所轄村莊“三資”進行清理摸底後，“心裏著實嚇了一大跳，原來我們農村裏閒置資産資源可真不少”。清理出來的“三資”經過有效利用賺了錢，老百姓看到了甜頭，也躍躍欲試。不到三年時間，這間不到20平米的經管站交易大廳，受理了51件土地流轉項目，涉及土地面積7530畝。
“現在想想，土地確權雖然是一項基礎工作，但基礎打不好，其他一切都無從談起。”李其祥説。
規模化經營：“誰來種地”難題率先困局
高青縣花溝鎮岳家村村民岳玉雷是個種了幾十年地的“老把式”，但如今在淄博市張店區開計程車的他，已近三年沒摸過農具了，“一天就能掙種地一季的錢，家裏的7畝地全都流轉出去了。”
隨著城鎮化的快速推進，“70後”不願種地、“80後”不會種地、“90後”不提種地的現象，引起了人們對“誰來種地”的擔憂。
以土地流轉為代表的適度規模化經營成為山東破解難題的“金鑰匙”。與其他省份不同，我省積極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社會化服務組織，打出土地流轉、土地託管、村集體經濟組織統一服務等各種規模化範式“組合拳”，為全國創造出一大批可複製的“山東經驗”。
“以前辦村企，資金、人才、市場跟不上，實話實説沒成功。”肥城茂源高效農業專業合作社理事長趙傳森坦言。求新思變，合作社三年前流轉了600多畝土地，種植法桐等苗木。農民除了拿到每畝750元的土地流轉費用外，還能以土地入股，去年畝均分紅300元到400元，苗木價值由200萬元翻到了2000萬。
被譽為“田保姆”的土地託管服務另辟蹊徑，在不改變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前提下，在全國率先探索創新以土地託管為切入點，以為農服務中心為依託的3公里土地託管服務圈。
在滕州市大塢鎮為農服務中心，大塢村種糧大戶田崇水告訴記者，他剛出手的小麥和去年的玉米每斤比市價多賣了0.1元。“以前好麥賣不了好價，土地託管以後每畝小麥可以節約70多元，烘乾後直接賣給上海的澱粉和飼料廠，有多少，收多少。”服務中心主任周廣建説。
而在高密市張家莊為農服務中心，記者見到了中心的測土配方施肥二維碼檔案。拿出手機一掃，柏城村農戶李霞的土壤檢測結果和養分水準一目了然，智慧配肥機則可以根據檢測結果配出有針對性的肥料。
“村裏2700畝土地,全部託管給了為農服務中心,一年能給村集體提成4萬到5萬元。”滕州市休城村主任孔凡嚴説。
農民進城：心底踏實了步履才輕盈
26歲的莒縣閻莊村村民許傳達，最近三天兩頭往莒縣縣城的某樓盤工地跑。未來，他的家將安在這裡。與很多此買房者不同的是，許傳達已領取6萬元的住房貨幣補貼單，這讓他成為我省農村居民進城購房貨幣補貼政策的首批受益者之一。
今年5月，我省正式印發《關於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實施意見》，提出大力推進外來務工人員、城中村和城邊村原有居民、農村就地轉移就業人口“三個市民化”，商品房庫存較多的縣(市、區)可根據購房支出給予3%-10%的補貼。此後,不少地方跟進出臺了落地政策。
“首付了199774元，月供2250元。”許傳達對數字很是敏感，“孩子目前4個月，進城買房後，他就可以隨房屋劃片入學，上莒縣第五實驗小學和莒縣六中了。”
“事實上，新生代農民更加務實和理性，他們對基本公共服務的需求也非常具體。”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訊中心主任趙樹凱表示，“能否獲得基本的衛生醫療服務，能否獲得一定的養老保障，子女能否在父母的工作所在地接受教育等等，就是他們實實在在的權利主張。”
我省明確提出，要推進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保障外來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平等享受受教育權利，依法將穩定就業的外來務工人員和靈活就業人員納入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和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參保範圍，將符合條件的外來務工人員全部納入城鎮住房保障體系和住房公積金制度覆蓋範圍。
2014年，我省發佈《山東省農村新型社區和新農村發展規劃（2014—2030年）》，成為中國首個給出城鎮化詳細規劃的省份，從頂層設計上為我省的城鎮化制定了可操作性的路線圖。
齊河安頭鄉種子張村村民馬加貴在濟南打工多年，雖積累了一定積蓄，不過他仍沒有在城里落戶的打算。究竟是保留最後一片土地作為生活的保障，還是背井離鄉將希望寄託在城市？馬加貴憂慮重重：“從農村一走，俺就啥也沒有啦。”
他的擔心沒有持續太久。日前，省委辦公廳、省政府辦公廳出臺關於加快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實施意見，首次建立了進城落戶農民的“集體成員資格證”制度和“轉移備案證書”制度，明確進城落戶農民憑此證件繼續享有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及其他集體經濟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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