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本質上説，這確實是一個供需不平衡的問題——
高端的醫療資源有限，且容易集中在北京這樣的超大城市當中，疑難雜症只能上這兒來，但醫生數量有限每天看的病人也有限;同樣，在政府定價機制下，即使是院士級別的專家，掛號費也就是300-500元左右，大量的病人湧來，哪怕不是真正疑難雜症的病人，只要有錢，也覺得挂專家號何樂而不為;醫療水準的層級性差異(特大城市、省城、市縣鄉乃，或者三甲、二級乃至社區醫院)，嚴格的轉診制度沒有建立，更使得這種本身旨在普惠的政策設計，變成了資源浪費、尋租叢生的局面。
的確，號販子的存在並非“看病難”的原因，而是這種現象的結果。但這是一枚惡果，是橫亙在所有病患及其家庭、以及我們每個人面前的一枚惡果。
稀缺資源的分配，從來都是一道社會難題，尤其當這道難題附加了民生屬性的時候。看上去，現實的操作手段，無非是從立法、執法、監管上提高號販子的違法成本，加大打擊力度;同樣，醫院資訊的共用、更嚴格的實名制，也是操作手段上的必選項——換句話説，如果供給端的資源短時間內無法得到量級上的增加，那麼至少應該保持現有條件下的相對公平。
根源呢?恐怕是一道長期的難題。至少從現在看，建立高品質的私立醫院、同時在公立醫院中實行嚴格的實名制與轉診制度，是一條看上去可行的道路：讓有錢人通過高價，以低時間成本獲得醫療;讓沒那麼有錢的患者，小病在級別較低的醫院解決，疑難雜症則層級轉診，以相對公平的價格獲得專家診療。後面一點，這就跟畸形的城市病一樣：如果大家都能在自己的家鄉獲得良好的就業、教育、醫療機會，誰會願意跑到大城市裏蝸居漂流?
在這之前，醫療資源的供需不平衡恐怕還將長期存在。
最後扯一句離題稍遠的話。島叔的一位朋友在醫院工作，待遇遠稱不上豐厚。女兒尚在幼年的他，曾經説了一句很多醫護工作者可能心裏都有的話：長大了學什麼都行，如果學醫，那就“不認這個女兒”。
為什麼?答案大家心裏都有數。如果辛苦工作的醫生(再加上之前的教育成本)都沒有安全感每天還得戴著頭盔上班、在薪資待遇和社會尊重感上也沒有獲得感，那麼談醫療端的有效供給，就是一句永遠達不到的空話。他的另一句話也讓我印象深刻：搞臭一個行當很簡單，但再把它搞起來，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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