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調查丨學校建起心理諮詢室之後，如何拆掉無形的“門檻”?

前段時間，高中生王雨的班主任發現他上課頻繁走神，成績開始波動，同學也反映他有時候突然身體發抖。起初，王雨不覺得自己需要幫助，但在班主任的反覆溝通和陪同下，他走進了學校的心理諮詢室。

王雨告訴記者，自己比較內向，平時也跟同學相處不好。“心理諮詢室就在教學樓裏，但沒想進去過。”王雨的父母告訴記者，前段時間帶著他去醫院檢查，精神科醫生評估他存在重度焦慮伴輕度抑鬱傾向。考慮到臨近高考、症狀表現及家庭意願，醫生建議暫不進行藥物治療，先定期進行認知行為取向的心理諮詢。

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發佈的《中國國民心理健康發展報告》顯示，全國超過3萬名青少年樣本中，14.8%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鬱風險。

記者在山東濟南、日照、菏澤、聊城等地走訪發現，大部分中小學的心理諮詢室設施完善，相關制度也逐漸健全，但在實際運作中，依然存在一道無形的“門檻”：外向、善於表達的學生較容易獲得幫助，而內向、習慣回避表達的學生，儘管可能已經出現明顯的心理困擾，卻較少主動求助。與此同時，越是與學生日常關係親近的校內老師，越難讓學生放下顧慮、説出真話。

問卷難測沉默

山東東部某中學心理諮詢室內部環境 王雨萌 攝

“最容易被忽略的，往往是安靜、乖巧的孩子。”心理老師陳鳳在某高中工作已有3年，主要負責高二年級的心理健康課程，並接待學生諮詢。她上個學期接觸的43個案例中，主動求助的只有3人，餘下皆由班主任推薦而來。

“他們會在課堂上表現得很乖、很聽話，成績也不錯，外界很難察覺他們的真實感受。”陳鳳感慨，心理服務依賴學生主動走進來，但真正更需要幫助的，往往是那些不主動的學生。

為了彌補主動求助的不足，多數學校通過問卷測評篩查學生心理狀態，但在實際執行中，也遇到信任難題。

不少家長曾替孩子填寫過心理健康問卷。濟南家長雪婷告訴記者，孩子讀初中時，學校曾通過線上方式發放問卷，“有時候孩子作業多，或者不想填，就讓我幫著點一下。”她坦言，作為家長，看到一些涉及情緒、親子關係或極端想法的問題時，也會下意識選擇“更安全”的答案，“總覺得孩子狀態挺好的。”

即便是自主填寫，也有許多學生不願如實作答。“有些題我會往中間選。”高中生袁飛説，對他而言，問卷不是表達真實感受的通道，而是一場需要避免麻煩的小測試，他擔心如果填得太負面，會被老師叫去談話，甚至通知家長。

陳鳳的接觸記錄顯示出篩查與實際求助之間的落差。在30例由班主任推薦來諮詢的學生中，只有10人在心理篩查中顯示存在風險。更多學生不是通過測評被識別出來，而是在日常課堂、作業和師生接觸中，被班主任發現了異常。

記者了解到，心理諮詢過程應遵守保密原則，但在涉及自傷、傷人意念等情形時，需要告知監護人。對學生而言，這種專業邊界往往會被轉化為一個更現實的顧慮：我説了以後，會不會被別人知道？

引入“局外人”，能否解決堵點？

“有需求但不求助”，是學校心理健康服務中最常見的堵點。

“存在心理困擾的青少年，常對熟人圈子保有防禦心態。”孫彥良分析，對許多學生來説，走進心理諮詢室意味著可能被同學看見，被猜測“是不是有病”，引來老師和家長的過度關注。

多位心理教師坦言，他們名義上是“專職”，實際上卻身兼數職。一位中學教師劉涵向記者透露，自己既是心理輔導老師，也兼任班主任和語文教學任務。“既是裁判員，又是傾聽者”的角色重疊，使得學生面對她時很難放鬆傾訴。

如何在熟人環境之外，為學生提供一個相對安全的傾訴空間，成為一些地方嘗試破題的方向。

2024年起，山東東部某區縣教體局引入外部心理諮詢機構，以彌補學校現行心理服務存在的不足。在8所試點學校，每週四安排專業諮詢師進校園，為學生提供一對一免費諮詢，每次50到60分鐘。

諮詢師遠離學生熟悉的人際圈子，不參與教學評價，對學生而言，這種“局外人”身份，成為較為安全的傾訴前提。據統計，試點學校學生的主動求助率從28%提升到了58%。“簽好保密協議，孩子們很快就和我建立了信任。”一位外部心理諮詢師告訴記者，“有個家庭情況特殊的高中生連續來了7次，最近一次見面，他已經停止了自殘自傷行為。”

但“局外人”並不能解決所有問題。學生的諮詢仍依賴校內教師安排報名。高二班主任李嘉説：“大部分學生是我推薦去諮詢的。”他每天巡課，看哪個孩子狀態不對就主動去問，最難處理的是那些不願意跟自己交流的學生，“問不出來，就沒法解決”。

在一些鄉鎮學校，學生對心理諮詢的病恥感更強，家庭的接受度也更低。當地某鄉鎮寄宿制高中以周邊農村生源為主，校長最初發動學生去諮詢，“沒有一個主動報名的”。後來他換了個説法，不再提“心理諮詢”，只説有什麼煩惱可以去找“知心大姐”聊聊天，這才有人預約。

經費也是現實壓力。“諮詢師在校外市場一小時要五六百元，我們顯然承擔不了。”當地教科研中心主任表示自己經常跟機構“拉鋸”，不但要把價格談下來，還要保證諮詢師的專業水準和服務品質。

如何拆掉無形的“門檻”？

“當前很多地方已經完成了心理健康教育的陣地建設，能力建設和閉環建設是下一步的重點。”孫彥良表示，政策要真正落到學生身上，關鍵不只是“建起來”，而是“用起來、接得住、跟得上”。

日常教育能否降低污名感，篩查能否獲得真實資訊，教師能否識別早期信號，心理老師能否保持相對獨立，校外資源能否及時介入，家長能否在必要時成為支援者而不是新的壓力源，任何一個環節斷裂，學生都可能重新退回沉默。

王雨現在每週接受外部心理諮詢，他告訴記者，自己有時“靠學習麻痹”，對未來還很迷茫。但每週諮詢的那段時間，有人聽他説話，有人給他反饋，“感覺挺好的”。

談及改進建議，他提到了兩點，希望每週來的諮詢師都是同一個，因為“換人的話，還要把那些事再重新講一遍”。另外，“年齡差不要太大，不然有些話還是不太想説”。

“我願意跟你們講我的事，因為你們離我很遠，而且看起來跟我年齡差沒那麼大。”王雨對僅有一面之緣的記者表達了自己的信任，他需要的似乎只是一個安全的、不會評判他們的、可以放心傾訴的地方。

“不少學生和家長對心理諮詢的理解仍然比較狹窄。”孫彥良説，“心理求助不是‘我不正常’，而是面對壓力時一種正常、成熟、負責的應對方式。”

對許多學生來説，心理諮詢室的門並不容易跨過去。建起一間諮詢室只是開始，拆掉心理諮詢室前無形的“門檻”，才是真正的考驗。

（應受訪者要求，王雨、陳鳳、雪婷、劉涵、袁飛、李嘉均為化名 大眾新聞記者張梁 王雨萌）

記者手記｜求助不是示弱，而是另一種勇敢

最需要幫助的學生，往往最安靜；最接近學生的老師，卻未必能聽到真話。

這是筆者在採訪中感受到的兩個矛盾。學生的心理健康工作，制度化建設只能保底，難以做優。緊張的競爭氛圍、優績主義的觀念、現實和未來的拉扯，正撕裂著許多學生。他們像坐在蹺蹺板的兩頭，一頭是“必須贏”的焦慮，一頭是“萬一輸了”的恐懼。

求助不是示弱，而是另一種勇敢。而要讓孩子們學會勇敢，學校、教育者以及社會需要先創造一個允許脆弱、接納求助的環境。這比任何制度都更基礎，也更難做到。（大眾新聞記者張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