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爾瓦雷裏與梁宗岱

    梁宗岱先生,是我國一位深受東西方文化浸潤、陶冶的詩人、學者、翻譯家。在他的求知生涯中,一位西方大詩人、學者對他的精神、學識有深刻、長久的影響。這位詩人、學者就是法國現代派文學大師保爾瓦雷裏。他們彼此在東西文化交流、滲透、相互影響方面,能夠給我們以啟示;他們之間長期、深入的交往,堪稱佳話,值得我們珍視並長久記憶。

    一

    “忽然在一道悠長的閃電中站住了,舉目四顧,認定他旅途的方向:這樣便是你和我的相遇。”

    這是梁宗岱在巴黎相遇保爾瓦雷裏時産生的精神感觸。

    1924年秋天,已在國內文壇顯露才華的青年詩人梁宗岱,聽從李寶榮老師“真正有志於文學,就應該去歐洲文化中心——法國”的建議,在嶺南大學(中山大學前身)讀了一年之後,為追逐更高的人生與藝術境界,從香港乘船去往歐洲——那夢魂牽繞的陌生天地。

    到了歐洲,梁宗岱先後就學于瑞士日內瓦大學、法國巴黎大學、德國柏林大學、海德堡大學等多所著名學府。年青的梁宗岱以他聰慧的才智和不懈的努力,如饑似渴地大口吞噬著異域各方面的精神食糧。除去早在國內培正中學便已熟悉的英語外,他又學習了法語、德語、義大利語等,並能夠用它們來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思想。

    但是,這精神食糧雖使他獲得豐富的營養,可畢竟是別人的。自己的呢?什麼是自己的呢?年輕的中國詩人到歐洲兩年以後,在當初的興奮高潮消退後,甚至開始懷疑在此有什麼意義。他“整個人浸在徘徊觀望和疑慮中。”

    這時,保爾瓦雷裏——法國當代著名詩人——深深吸引和影響了梁宗岱。

    首先是他的詩,接著是他的整個人,在梁宗岱“意識和情感的天邊出現”,“使我對於藝術的前途增了無窮的勇氣和力量。”

    據梁宗岱先生後來撰文介紹:保爾瓦雷裏在大學時代便突現出他的詩歌天賦,當時就有報紙預言:“他的名字將在人們的口頭傳頌。”但在結束法學院的學業,獲得法學士學位的前後,一種柏拉圖式的清心寡欲情緒控制了他。1892年9月他同家人前往熱那亞度假,在一個暴風雨交加的“可怕的夜晚”,他決定放棄詩歌和愛情,獻身於“純粹的和無私的知識。”

    這一別詩歌便是二十多年。在此期間,瓦雷裏在國防部、哈瓦斯通訊社等處工作,但求知和深思的習慣,已成為他的生命根源了。在這二十餘年中,瓦雷裏一方面致力於從前在學校時格格不入的數學,一方面更在想像中繼續他的真的追求與美的創造:數學是訓練他智力的弓;柏拉圖教他深思;達芬奇和笛卡爾教他不僅深思而且要建造;貝多芬等音樂大師教他怎樣使詩情更幽咽更顫動;拉封丹、拉辛、馬拉美教他怎樣用文字來創造音樂……

    “是的,梵樂希(瓦雷裏舊譯名,下同)這二十餘年的默察與潛思,已在無形中,沉默裏,長成為茂草修林了;只待一星之火,便足以造成輝煌的火的大觀。”

    這一場大火終於引發。在他的好友——1947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紀德及其他友人再三催促下,瓦雷裏答應將自己青年時代的詩稿結集出版。在付印前,他想寫一首40行左右的短詩附在後面,作為與詩神永別的紀念。可這小詩的想法如一星之火,使瓦雷裏一發而不可收,燃燒成一首五百餘行的長詩——《年青的命運女神》。

    這首詩對法國知識界的震撼之大,影響之深是驚人的。一位評論家稱:“我國近來産生了一樁比歐戰更重要的事,那就是保爾瓦雷裏的《年青的命運女神》。”一首詩竟比一場戰爭更重要,可見其受推崇的程度。

    在愛好文藝的社會裏,無處不聽到此詩的回聲。許多詩人學者甚至以相互背誦該詩為樂。巴黎有名的雜誌《知識》舉辦了一次“誰是法國今天最大詩人”的選舉,瓦雷裏被讀者不謀而合地選中了。

    1924年冬天,法蘭西學院院士法朗士逝世,位置出現空缺。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瓦雷裏——這位集象徵派大成的詩人,成了生平反對象徵派最力的法朗士先生在法蘭西學院的繼承者。但一些評論家卻指出,保爾瓦雷里加入法蘭西學院,與其説是他的榮幸,不如説是法蘭西學院的榮幸。是的,許多的天才人物,並不那麼為官方接納,這同時也使天才的光輝無從照耀那森嚴的門壘。

    二

    梁宗岱就是在這樣的精神狀態,這樣的時刻與保爾瓦雷裏相識的。一位在巴黎大學的美國朋友作了他們之間的介紹者。

    瓦雷裏以他的詩以及整個人,給了初識的梁宗岱極深的印象:

    “瓦雷裏為人極溫雅純樸,和善可親,説話亦諄諄有度,娓娓動聽。”

    瓦雷裏也頗賞識這位年輕的中國詩人。

    “我第一個認識的中國人是梁宗岱先生。他年輕而且漂亮。他操一口很清楚的法國話……

    “梁先生帶著一種興奮和我談詩。一説到這崇高的問題,他便停止微笑了。他甚至透露出幾分狂熱。這罕見的熱情很使我喜歡。不久,我的喜悅變為驚詫了,當我讀了,立刻再讀,梁君放在我眼前的幾頁紙後。”

    瓦雷裏讀了梁宗岱用法文和英文寫的詩作後,大為讚嘆。由詩、音樂、繪畫這些藝術題目入手,他們長時間、深入地進行了探討。瓦雷裏無保留地真誠議論和精闢見解,給梁宗岱思想以重要影響,使梁宗岱的生活道路有了改變。

        梁宗岱向這位大師傾述了自己的困惑和疑慮,保爾瓦雷裏告訴他,求學要務求實學,看重博采;吸取西方文化,要從其精義入手,而不是也不必為虛名去鑽某一門學科的牛角尖。這些深刻的見解給了梁宗岱以啟迪,使他豁然開朗。於是,梁宗岱決定放棄攻取任何學位,潛心到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等國著名學府聽課,廣泛吸取文化營養。認真閱讀,同時進行翻譯和寫作。

    因為保爾瓦雷裏的影響和鼓勵,梁宗岱開始將自己用法文或英文寫的詩歌向一些著名雜誌投寄。不久,著名的《歐羅巴》、《歐洲詩論》等雜誌刊登了他的詩。大作家羅曼羅蘭讀了這些詩,十分讚許。由此還引發了梁宗岱與這位他崇敬的作家的一段交往。

     除去自己寫詩而外,梁宗岱還將自己喜愛的中國古代詩人的優秀之作譯成法文或英文,獻給熱愛詩歌的法國人民。1928年寒假期間,梁宗岱將自己最喜愛的中國大詩人陶淵明的十幾首詩和幾篇散文譯了出來。譯畢之後,他將這些詩文寄給了羅曼羅蘭。

    羅曼羅蘭閱讀後立即給梁宗岱回信,對他寄來的作品表示極大的讚賞,並希望這些詩文交《歐羅巴》雜誌發表。

    梁宗岱當時所有英文或法文作品,都是交瓦雷裏評定的,所以他又帶著這些詩文去徵求瓦雷裏的意見。

    保爾瓦雷裏讀了這批譯作,也十分喜愛。他勸梁宗岱將這些詩印成單行本,並且答應為該詩選作序。這樣,現代派詩人瓦雷裏因為梁宗岱的介紹,認識了中國古代大詩人陶淵明。

    保爾瓦雷裏先生在這篇著名的《法譯“陶潛詩選”序》裏,除去表現出對梁宗岱的讚許外,還以自己的感悟、理解和闡發談到了我們這個民族:

    “中國民族是或曾經是最富於文學天性的民族,唯一在從前敢將政事委託文人,而它的主人翁誇耀他們的筆勝於他們的權杖,並且把詩放在他們的寶藏裏的民族。”

    論及陶淵明的詩,他讚賞道:

    “現在,我只須把這思想引申下去,便可以歸到這本書上了。極端的精巧,在任何國度任何時代,永遠要走到一種自殺:在那對於樸素的企望中死去;但那是一種淵博的,幾乎是完美的樸素,仿佛一個富翁的浪費的樸素,他穿的衣服是向最貴的裁縫定做,而它的價值你一眼是看不出的……”

    這對陶淵明的評價的比喻,真正貼切到了極點。誰不能從他的作品中讀出這種“完美的樸素”和“浪費的樸素”呢?

    對於梁宗岱的譯文,瓦雷裏先生這樣評價:

       “無疑地,詩人們一經翻譯,便差不多全失掉他們藝術的本質,但我信任梁宗岱先生那曾經屢次使我驚喜的文學意識,深信他必定已經在兩國文字的大差異所允許的範圍內儘量將原作傳達給我們了。”

    “正因為他是中國人,梁君必然地比一個歐洲人,一個法國人,甚至比一個法國的文學士更善於推測、摘發,企圖去襲取和變為己有這些優美的方法,這些寶貴的濫用:把粗劣的文字化為美妙的演習的材料,而從中提取那太純潔太悅人的物品,把一個字做成一塊難得的寶石;把一句詩做成一個確定的結構,它的固有的完美包含著一個不朽的愉樂的永久事件。”

    雖然當時梁宗岱才二十三四歲,保爾瓦雷裏已五十多歲,但瓦雷裏對梁宗岱的欣賞,梁宗岱對瓦雷裏的崇敬,使得雙方的交往十分契合。在歐洲留學的後幾年,梁宗岱以一個孜孜不倦的異國求知者,常常追隨在瓦雷裏左右,“瞻其風采,聆其清音。”瓦雷裏常常向梁宗岱敘述自己少年時的文藝活動,或帶著深情顫誦韓波、馬拉美等大詩人的作品,甚至欣然告訴梁宗岱自己的詩作構想以及創作體會,並且藹然鼓勵梁宗岱在法國文壇上繼續努力。這一切,使得梁宗岱對藝術前途增加了無窮的勇氣和力量。

    1927年秋天的一個清晨,保爾瓦雷裏與梁宗岱在綠林苑散步。在木葉始脫、朝寒徹骨、蕭蕭金雨的情境中,瓦雷裏向梁宗岱啟示自己長篇名詩《水仙辭》的意境。那講述深深感染了梁宗岱,他當天晚上便寫信給瓦雷裏,描述自己的領悟:

    “水仙的水中麗影,在夜色昏暝時,給星空替代了,或者不如説,幻成了繁星閃爍的太空:實在維妙維肖地象徵那冥想出神的剎那頃——‘真寂的境界’——在那裏心靈是這般寧靜,連我們自身的存在也不自覺了。”

       “在這恍惚非意識,近於空虛的境界,在這‘聖靈的隱潛’裏,我們消失而且和萬物冥和了。我們在宇宙裏:宇宙和我們的自我只合成一體。”

    “這樣,當水仙凝望他水中的秀顏,正形神兩忘時,黑夜倏臨,影像隱滅了,天上的明星卻一一燃起來,投影波心,照澈那黯淡無光的清泉。炫耀或迷惑于這光明的宇宙之驟現,他想像這千萬的熒熒群生只是他的自我化身……”

    激動之餘,梁宗岱將這首三百多行的長詩譯成中文,同時譯出了保爾瓦雷裏年輕時第一次發表的另一首《水仙辭》,寄回國內,刊登在著名的《小説月報》上面。1930年,上海中華書局又出版了《水仙辭》的單行本。通過梁宗岱,這位法國大詩人的作品首次與中國讀者見面了。

    為了使中國讀者更深入地知曉這位大詩人,梁宗岱于1928年6月初,在巴黎完成了一篇全面介紹瓦雷裏生平、人格、藝術的長文《保爾瓦雷裏先生》,從中可以清楚地讀出梁宗岱對保爾瓦雷裏的崇敬和精深見解,這是我國至今對這位大詩人評論的最精美文字之一。

    三

    1931年9月18日,當梁宗岱帶著拜訪大作家羅曼羅蘭的欣悅心情回到瑞士日內瓦時,卻聽到了“九一八”事變瀋陽陷落的消息。祖國遭難,再沒有比這更能喚起年青的熱烈的心了。梁宗岱立即趕回巴黎,購買回國船票。

    離開法國前,梁宗岱去向自己的精神嚮導——保爾瓦雷裏告別。瓦雷裏叮囑他一定要再來法國,並希望他繼續保持聯繫。梁宗岱帶著異國傳遞給他的精神火炬,帶著永難割捨的人類柔情,回到了災難深重但又令自己深切嚮往的祖國。

    回國之後,梁宗岱仍然與瓦雷裏保持著通訊聯繫,但他終於沒能再見到這位大師。1945年7月,保爾瓦雷裏逝世。就在二次世界大戰的特殊境況中,法國總統戴高樂將軍仍堅持為這位藝術大師舉行了國葬。

    在保爾瓦雷裏歌咏過的家鄉賽特海濱墓園,人們立碑以為永久紀念。碑上銘刻著瓦雷裏名詩《海濱墓園》第一節最後兩行:

    多好的酬勞啊,經過了一番深思,

    終得以放眼遠眺神明的寧靜!

    這是多麼遼遠,又多麼深長的人生喟嘆啊!

    聽到保爾瓦雷裏先生逝世的消息,梁宗岱極為悲痛。據其夫人甘少蘇先生回憶,為此梁宗岱整整哭了三天,以後很長一段時間都心情抑鬱。

    因多次交往,梁宗岱先生保存有十余封保爾瓦雷裏的親筆信。但這些珍貴的信件在“文革”中連同羅曼羅蘭的六封信及題簽照片等被毀之一炬。意外留存的,只有兩封夾在一部字典裏而得免於灰飛煙滅的影印件。

    1979年,梁宗岱先生的學生,同事黃建華在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工作時,認識了法國常駐代表團長弗瓦雷裏。他就是保爾瓦雷裏的兒子。黃建華曾在巴黎國立圖書館裏,見到瓦雷裏的手稿幾大卷以及他和各國作家通信集多冊,唯獨缺少他與中國作家通信的存件。黃建華便將該情況彙報給中國常駐團長錢李仁並告知梁宗岱。梁宗岱先生立即將這兩封信的影印件交給他們帶往聯合國。

    1980年元旦,駐科教文組織各國外交官互贈禮物。錢李仁團長便將這影印件送給弗瓦雷裏團長。弗瓦雷裏第二天便寫信致謝錢李仁團長:

    “親愛的中國朋友:

    ……

    我特別想向你説的是,我懷著多麼大的興趣並多麼激動地接讀家父從前寫給梁先生的信的影印件。

    家父對中國非常欽佩,他曾經預感:中國會在世界的發展進程中發揮極其重要的作用。他認為自己能夠體會法國精神和中國精神之間的親近關係……

    如果你能夠的話,請轉達我對梁先生的感激之情……”

        得知此消息,八十高齡的梁宗岱先生熱淚盈眶。這段佳話便有了意外而完滿的餘音。

    四

    梁宗岱一生受保爾瓦雷裏的影響是極大的。他曾在一篇文章中這樣説:

    “但是影響我最深澈最完全,使我親炙他們後判若兩人的,卻是兩個無論在思想上或藝術上都幾乎等於兩極的作家:一個是保爾瓦雷裏,一個是羅曼羅蘭。

    因為秉性和氣質的關係,無疑的,瓦雷裏影響我的思想和藝術之深永是超出一切比較之外的:如果我的思想有相當的嚴密,如果我今天敢對於詩以及其他文藝問題發表意見,都不得不感激他。”

    在梁宗岱先生的眼裏,保爾瓦雷裏是這樣地位的詩人:

    “古今中外的詩人中,還有比歌德和瓦雷裏所受的科學訓練更嚴格更深厚嗎?”

    “至於瓦雷裏晚年的詩如《年青的命運女神》,如《海濱墓園》,音樂和色彩之豐富濃郁那麼遠超過英國的濟慈……”

    梁宗岱先生早年的詩作,風格輕盈自在,後來作品行文卻濃郁而綿密;尤其思想的深刻和藝術見解的精闢,從中可以清楚見出保爾瓦雷裏深切而廣遠的影響。

    梁宗岱先生後來所寫的藝術論文中,幾乎篇篇有保爾瓦雷裏文章的引文,有瓦雷裏思想的滲透。在他的兩部美學論文集《詩與真》、《詩與真二集》的18篇文章裏,梁宗岱將瓦雷裏的文章譯出收錄進正文的就有3篇;直接研究瓦雷裏的文章又有兩篇,影響的深摯可説是無第二人。

    梁宗岱先生知識之淵博,理論之深湛,譯筆之嚴謹傳神,在我國知識界是有口皆碑的。這成就除去梁宗岱的秉賦與勤奮而外,保爾瓦雷裏——這位法國詩人及學者的深刻影響無疑是十分重要的。今天,我們來溫習這兩位中外藝術家交往的佳話,對於開拓胸懷,認同文化的交流及相互滲透,無疑會有啟迪作用。兩位藝術家交流中所迸放的精神火花,使我們感受到精神、文化交流之必要、必須。這些在今天或許更有意義。

    《中華讀書報》2002年1月4日

    


翻譯危機不容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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