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學術翻譯漸成氣候的今天，受歐洲中心主義影響的中國學術翻譯傳統是否有變化呢？記者為此走訪了北京國際書店、北京三聯韜奮圖書中心、王府井圖書大廈和北京圖書大廈。

    在這四家書店，記者做了同一實驗：站到學術譯著的書架前，隨機抽取其中的五本。無一例外的是，所有被抽取的書的原作者皆為歐洲有名的思想家和學者，他們所關注的也全部是西方社會的中心區域和當代資本主義主流的狀況。對於是否出版過專門研究世界邊緣地區的社會生活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邊緣文化的譯著，商務印書館人文社科部的一位先生説：“我們的學術譯著以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為代表，主要介紹歐美學者的思想和學術；除了在80年代出版過一套《東南亞史》之外，基本沒有介紹過其他專門研究非主流地區文化的學術成果。”另一家老牌的學術譯著出版社三聯書店的情況也大致一樣。三聯書店發行部的黃先生説：“三聯書店的學術翻譯出版以歐美為主，主要是美國。”在他的印象中，似乎僅在很久以前出過一套印度古代的經典。四大書店和在學術譯介方面聲名卓著的兩家大型出版社的情況似乎表明：中國的學術翻譯傳統至今未變。

    今年10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發行的“貓頭鷹學術文庫”或許並不能完全彌補傳統留下的遺憾，但是，正如該套譯叢中由印度人布塔利亞所著的《沉默的另一面》的書名所喻示的一樣，過去被忽略的世界的其他部分可能將因此而在我們面前打開，因為該套譯叢試圖提供給我們的正是這樣一種新的國際主義視野。對於出版此套譯叢的緣由，該套譯叢的策劃者，人民文學出版社文化編輯室的王培元先生説：“我在1998年前後讀了一本劉承軍所著的《豐饒的苦難——拉丁美洲筆記》，內心很受震動，專門寫了一篇評論發表在《讀書》雜誌上；此後，我就一直思索是否該出一套學術性的譯著來專門介紹當今世界邊緣地區的人民所承受的殖民主義和後殖民主義的災難；而且，轉型時期的中國不僅應當借鑒西方主流社會的先進經驗，也應該注意其他發展中國家在現代化道路上所留下的教訓和發達國家文明繁榮背後存在的問題。只有這樣，中華文明在與世界接軌的同時，才會與一個真正完整的世界進行交流。”對於如此有限數量的邊緣化譯叢是否會引起習慣於西方主流話語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注意，王培元先生自信地説：“這套譯叢是針對迫切需要完整了解世界的中國讀書人而出版的，而且，我們還計劃出版一本反對歐洲中心主義、堅持邊緣化學術立場的德里達、賽義德和斯皮瓦克等人美國911事件的深度評論集。”

    《中華讀書報》2001年1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