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學時,喜歡讀外國小説,喜歡到幾近癡迷的程度,證據之一是,居然不知天高地厚,翻譯了一本埃利 威塞爾的小長篇。擱現在,再借我倆膽兒也不敢。畢業後,到一家專出文學圖書的出版社做編輯,當時暗下決心,好好出幾本外國小説,為自己,也為眾多同好者解解讒。但是時至今日,我僅出過兩本外國小説,一是米蘭 昆德拉的《不朽》,由盛寧先生自英譯本轉譯;另一個是希臘作家卡讚扎基斯的《基督的最後誘惑》,由董樂山、傅惟慈二位名師合譯。雄心壯志與現實成績相距甚遠,原因出在翻譯上。
審讀來稿過程中,也曾碰到很多譯稿,但是看著那些早從《法國文學辭典》、《美國文學辭典》上得知的文學名著竟是那般不堪入目,不得不懷疑譯者的水準,進而懷疑起所讀過的眾多舶來小説,經過了一層翻譯,我們到底看到了原著這座冰山的幾分之一。想想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好幾茬兒的作家都聲稱是吸外國文學的養份,可他們到底吸到了多少原汁原味呢?
馬爾克斯説過:“有人説,翻譯是最好的讀書方式,我卻認為是最困難、最得不償失、最糟糕的回報方式。眾所週知的義大利諺語説得好——翻譯即背叛。”
博爾赫斯自己是個翻譯家,但他也説:“莎士比亞作品的譯文,我是不敢恭維的,因為他最本質的、最美好的東西就是他的語言,而語言又能譯成什麼樣子呢?莎士比亞的許多詞句只能是這麼説,只能是這種語序,也只能是這種韻律。”所以博氏儘管非常喜歡莎士比亞,但他總是用原文,而絕非另一種文字背誦。
可憐的是,即便我們讀這些作家對翻譯問題本身的言論,仍然像是依靠一隻猴子,來想像一個人的模樣(忘了是誰説過,譯者是小説家的猴子)。難怪汪曾祺老人到了晚年,為自己沒能儘早把英文學好而痛心疾首,否則,至少可以讀到真正的英文小説。
近來在讀《浮世理髮館》等周作人翻譯的日本早期文學,忽然覺得,周氏用的辦法,對那些必須通過翻譯閱讀外國文學的人來説,是一種得窺原著風貌的好途徑,雖然這辦法本身依然顯現出極大的無奈,那就是在譯文後邊作注。這些注解,通常是碎碎叨叨,東拉西扯,講民俗,講風土,講人情,天文地理,花鳥魚蟲,無所不包。但也正是由此,譯者將他對原著的透徹理解,尤其是一些細微之處的精妙,傳遞給了讀者。由此想到,如果每一個翻譯工作者都能費點力氣,做做這樣的細緻工作,那座隱藏在水底的冰山也許就能多露出水面一點。
當然,這樣的工作,也只有真正的翻譯大家才做得來,時下許多翻譯,因為知識準備的不足,不通不透,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轉換一道文字已經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作注的工作即便想做,也是“非不為也,不能也”。於是奇怪的事情出現了——還是汪曾祺,説他的《受戒》被譯成英文。小説中有四副對聯,他就琢磨,這可怎麼翻呢?後來看看譯文,譯者用了個乾淨絕妙的辦法:把對聯全部刪去了。這種事情,我在審讀英譯漢的書稿過程中,也時有發現。
《精品購物指南》 2001年9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