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學時，喜歡讀外國小説，喜歡到幾近癡迷的程度，證據之一是，居然不知天高地厚，翻譯了一本埃利威塞爾的小長篇。擱現在，再借我倆膽兒也不敢。畢業後，到一家專出文學圖書的出版社做編輯，當時暗下決心，好好出幾本外國小説，為自己，也為眾多同好者解解讒。但是時至今日，我僅出過兩本外國小説，一是米蘭昆德拉的《不朽》，由盛寧先生自英譯本轉譯；另一個是希臘作家卡讚扎基斯的《基督的最後誘惑》，由董樂山、傅惟慈二位名師合譯。雄心壯志與現實成績相距甚遠，原因出在翻譯上。

    審讀來稿過程中，也曾碰到很多譯稿，但是看著那些早從《法國文學辭典》、《美國文學辭典》上得知的文學名著竟是那般不堪入目，不得不懷疑譯者的水準，進而懷疑起所讀過的眾多舶來小説，經過了一層翻譯，我們到底看到了原著這座冰山的幾分之一。想想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好幾茬兒的作家都聲稱是吸外國文學的養份，可他們到底吸到了多少原汁原味呢？

    馬爾克斯説過：“有人説，翻譯是最好的讀書方式，我卻認為是最困難、最得不償失、最糟糕的回報方式。眾所週知的義大利諺語説得好——翻譯即背叛。”

    博爾赫斯自己是個翻譯家，但他也説：“莎士比亞作品的譯文，我是不敢恭維的，因為他最本質的、最美好的東西就是他的語言，而語言又能譯成什麼樣子呢？莎士比亞的許多詞句只能是這麼説，只能是這種語序，也只能是這種韻律。”所以博氏儘管非常喜歡莎士比亞，但他總是用原文，而絕非另一種文字背誦。

    可憐的是，即便我們讀這些作家對翻譯問題本身的言論，仍然像是依靠一隻猴子，來想像一個人的模樣（忘了是誰説過，譯者是小説家的猴子）。難怪汪曾祺老人到了晚年，為自己沒能儘早把英文學好而痛心疾首，否則，至少可以讀到真正的英文小説。

    近來在讀《浮世理髮館》等周作人翻譯的日本早期文學，忽然覺得，周氏用的辦法，對那些必須通過翻譯閱讀外國文學的人來説，是一種得窺原著風貌的好途徑，雖然這辦法本身依然顯現出極大的無奈，那就是在譯文後邊作注。這些注解，通常是碎碎叨叨，東拉西扯，講民俗，講風土，講人情，天文地理，花鳥魚蟲，無所不包。但也正是由此，譯者將他對原著的透徹理解，尤其是一些細微之處的精妙，傳遞給了讀者。由此想到，如果每一個翻譯工作者都能費點力氣，做做這樣的細緻工作，那座隱藏在水底的冰山也許就能多露出水面一點。

    當然，這樣的工作，也只有真正的翻譯大家才做得來，時下許多翻譯，因為知識準備的不足，不通不透，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轉換一道文字已經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作注的工作即便想做，也是“非不為也，不能也”。於是奇怪的事情出現了——還是汪曾祺，説他的《受戒》被譯成英文。小説中有四副對聯，他就琢磨，這可怎麼翻呢？後來看看譯文，譯者用了個乾淨絕妙的辦法：把對聯全部刪去了。這種事情，我在審讀英譯漢的書稿過程中，也時有發現。

    《精品購物指南》 2001年9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