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余傑的《中國當代知識分子最缺乏什麼》一文,讓人想起他寫起文章來大致總是這樣:一臉傷時憂民的神情,大膽地批判現實,大膽地對現象作判斷。就拿這篇文章來説,那副拯世濟物的姿態頗為矯情,中國當代知識分子最缺乏什麼?給出的結論也大而無當。
從行文來看,余傑所談論的知識分子其實只是指作家,至多也只是人文知識分子。在余傑看來,中國當代文學及文化要顯出活力,避免“雪崩”,作家及人文知識分子們就應當注意“體驗底層”,這本來是不錯的,但余傑所説的注意體驗底層,主要的卻只是要人們同情或批判此類來自底層的生態:“一個是特權階層的世界,紙醉金迷,鬥酒狂歡。另一個世界是底層的世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名瘦弱的失業工人吃力地蹬著人力三輪車,15歲的農家女在歌廳門口招搖過市,手臂上刺青斑斑的中學生在校門亮出刀子群毆。”余傑表示,他出身於中國的底層,那些底層的體驗總是讓他難以釋懷。他又説,對底層生態的同情和批判,是由魯迅等傑出作家開創的現代文學的不可背棄的傳統。以此為準繩,在他看來,那些“沒有底層體驗又堅決拒絕去體驗底層”的知識分子自然是“良知泯滅”,而那些提出“分享艱難”的作家,則是“有底層體驗的故意抹掉曾有過的底層體驗”,在“粉飾”現實了。
余傑所推崇的由魯迅的《阿Q正傳》、葉聖陶的《多收了三五斗》、柔石的《為奴隸的母親》、沈從文的《長河》、許地山的《春桃》、艾蕪的《南行記》、蕭軍的《八月的鄉村》、蕭紅的《生死場》、老捨得《駱駝祥子》、路翎的《饑餓的郭素娥》等體現出來的底層體驗,確實是現代文學的可貴傳統,這些關注社會不平、以社會良知作為價值評判依據的作品,不僅藝術水準不低,在現代中國的歷史進程中也發揮了巨大的社會現實功用。但即便就是僅從文學的角度説,某一時代的哪怕是輝煌的文學形態,並非就是文學所必須仿傚的最高、永恒且唯一的典範。如果以為只有關注社會的陰暗面、批判現實不公的作品才是令人“從心底感動”的作品,那也把文學的性質及功能理解得過於狹隘了。就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而言,也並非只有富於同情心地體驗底層、“文化精英”式地抨擊批判現實,才顯出了知識分子應有的“本分”。
中國當下的問題,向中國當代知識分子提出了新的歷史要求,也為他們施展自己的才幹提供了可能的廣闊天地。當下的中國現實,要求知識分子應以“創新的智慧和實踐的品格”投入其中。如果還只是如余傑所説的那樣,注意體驗底層,秉承同情底層批判現實的現代文學傳統,于文學而言,就只是一種刻舟求劍式的模倣,模倣的文學是不會有大出息的。如果説魯迅時代的傑出作家們以筆為旗“揭出病根,引起療救的注意”已經盡到了知識分子的“本分”的話,那麼,在另一次世紀交替、社會轉型的歷史關頭,還只是要求批判現實“引起療救的注意”,于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而言,這一缺乏原創性和當代性的路子也過於討巧了。缺乏原創性的效顰總是難免矯情的,如果還要以此來證明自己有“良知”和“硬骨頭”、“世人皆醉我獨醒”,那就還不僅只是矯情的問題了。
知識分子不應當只是從道德和理想上評判現實生態應該不應該、合理不合理,結合當下國情,以創新智慧和實踐品格尋求解決現實問題的途徑併為此“少説話、多做事”地做一點扎紮實實的工作,在我看來,才是當代中國知識分子所應當致力的方向。只會富於同情心地體驗底層,是多情的書生;老是憂心忡忡地評判現實這不合理,那不應該,是愛發牢騷的文人。從“良心”或“良知”出發,同情或批判現實並將此視為知識分子的“本分”和使命的人,至多也只是“半個知識分子”。中國當代知識分子最缺乏什麼?我沒有這個能力下結論,不過讀了余傑的文章後,某些中國當代知識分子最缺乏什麼,我心中卻有數了。
《中華讀書報》 2001年1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