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余傑的《中國當代知識分子最缺乏什麼》一文，讓人想起他寫起文章來大致總是這樣：一臉傷時憂民的神情，大膽地批判現實，大膽地對現象作判斷。就拿這篇文章來説，那副拯世濟物的姿態頗為矯情，中國當代知識分子最缺乏什麼？給出的結論也大而無當。
從行文來看，余傑所談論的知識分子其實只是指作家，至多也只是人文知識分子。在余傑看來，中國當代文學及文化要顯出活力，避免“雪崩”，作家及人文知識分子們就應當注意“體驗底層”，這本來是不錯的，但余傑所説的注意體驗底層，主要的卻只是要人們同情或批判此類來自底層的生態：“一個是特權階層的世界，紙醉金迷，鬥酒狂歡。另一個世界是底層的世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名瘦弱的失業工人吃力地蹬著人力三輪車，15歲的農家女在歌廳門口招搖過市，手臂上刺青斑斑的中學生在校門亮出刀子群毆。”余傑表示，他出身於中國的底層，那些底層的體驗總是讓他難以釋懷。他又説，對底層生態的同情和批判，是由魯迅等傑出作家開創的現代文學的不可背棄的傳統。以此為準繩，在他看來，那些“沒有底層體驗又堅決拒絕去體驗底層”的知識分子自然是“良知泯滅”，而那些提出“分享艱難”的作家，則是“有底層體驗的故意抹掉曾有過的底層體驗”，在“粉飾”現實了。
余傑所推崇的由魯迅的《阿Q正傳》、葉聖陶的《多收了三五斗》、柔石的《為奴隸的母親》、沈從文的《長河》、許地山的《春桃》、艾蕪的《南行記》、蕭軍的《八月的鄉村》、蕭紅的《生死場》、老捨得《駱駝祥子》、路翎的《饑餓的郭素娥》等體現出來的底層體驗，確實是現代文學的可貴傳統，這些關注社會不平、以社會良知作為價值評判依據的作品，不僅藝術水準不低，在現代中國的歷史進程中也發揮了巨大的社會現實功用。但即便就是僅從文學的角度説，某一時代的哪怕是輝煌的文學形態，並非就是文學所必須仿傚的最高、永恒且唯一的典範。如果以為只有關注社會的陰暗面、批判現實不公的作品才是令人“從心底感動”的作品，那也把文學的性質及功能理解得過於狹隘了。就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而言，也並非只有富於同情心地體驗底層、“文化精英”式地抨擊批判現實，才顯出了知識分子應有的“本分”。
中國當下的問題，向中國當代知識分子提出了新的歷史要求，也為他們施展自己的才幹提供了可能的廣闊天地。當下的中國現實，要求知識分子應以“創新的智慧和實踐的品格”投入其中。如果還只是如余傑所説的那樣，注意體驗底層，秉承同情底層批判現實的現代文學傳統，于文學而言，就只是一種刻舟求劍式的模倣，模倣的文學是不會有大出息的。如果説魯迅時代的傑出作家們以筆為旗“揭出病根，引起療救的注意”已經盡到了知識分子的“本分”的話，那麼，在另一次世紀交替、社會轉型的歷史關頭，還只是要求批判現實“引起療救的注意”，于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而言，這一缺乏原創性和當代性的路子也過於討巧了。缺乏原創性的效顰總是難免矯情的，如果還要以此來證明自己有“良知”和“硬骨頭”、“世人皆醉我獨醒”，那就還不僅只是矯情的問題了。
知識分子不應當只是從道德和理想上評判現實生態應該不應該、合理不合理，結合當下國情，以創新智慧和實踐品格尋求解決現實問題的途徑併為此“少説話、多做事”地做一點扎紮實實的工作，在我看來，才是當代中國知識分子所應當致力的方向。只會富於同情心地體驗底層，是多情的書生；老是憂心忡忡地評判現實這不合理，那不應該，是愛發牢騷的文人。從“良心”或“良知”出發，同情或批判現實並將此視為知識分子的“本分”和使命的人，至多也只是“半個知識分子”。中國當代知識分子最缺乏什麼？我沒有這個能力下結論，不過讀了余傑的文章後，某些中國當代知識分子最缺乏什麼，我心中卻有數了。
《中華讀書報》 2001年12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