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戶籍管理的鬆動、用工制度的改革和市場化的推進，中國人的活動空間日益擴大。由此，産生了一批不吃“皇糧”的自由職業者和邊緣文化人。怎樣看待這個日漸活躍的新群體，本文提出了作者的一家之言。

    從美國的一個邊緣知識人團體談起

    幾年以前我到美國進行訪問，曾見到過各種類型的美國人，其中給我印象最深的，是美國新英格蘭地區的一個自願組織起來的國際援助者組織。這個純民間組織一共只有四五個人，他們中有一位是教師，一位是木材商人，還有一位是醫生，由於偶然的機會，這些志同道合的人們聚合起來，他們放棄了原來的生活方式，聚合成這樣一個社團。他們認為可以運用自己的智慧與能力，為這個世界上的其他地區的人們做些什麼事。據説，他們曾成功地為一些非洲小國提供政治與國際問題的諮詢，他們有時也收一些諮詢費，以維持研究的開支與生活費用。他們問我可以為中國做些什麼，我説中國社會的腐敗與社會不公是轉型過程中最為人們關注的問題，他們説可以考慮到中國來，為中國策劃反貪污或為治理環境提供一些建議之類。

    他們的總部就在當年華盛頓舊居附近的一條古老的街上。連房子都是十九世紀的老樣式，略已陳舊的客廳地板上，並排放滿了列印好的文件資料之類，頗像當年美國獨立革命時代的一個臨時指揮部。在我這個局外人看來，他們身上表現出來的東西相當複雜：一方面，他們有著一種與現代美國世俗生活頗不協調的理想主義，有著某種類似于唐吉訶德的救世熱情；另一方面，他們又使人隱約感覺到其中似乎還有著某種與十九世紀美國人開發西部精神相似的東西。我開玩笑對他們説，我仿佛到了華盛頓當年的革命指揮部。他們聽後很高興。

    與我見到過的那些大名鼎鼎的美國議員、商業巨子相比，這個小團體可以説是美國現代社會生活中的一個普通的邊緣知識人群體。社會上似乎沒有什麼人知道他們，也沒有什麼人關心他們在做什麼事。美國是一個多元社會，這種多元社會的整體的活力，正是由無數此類民間人士在自由空間中表現出的微觀的活力相加而體現出來的。

    中國當下的民間知識人

    中國的國情與美國不同，中國的民間社會當然並不存在此類社會團體。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的中國，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正在經歷從板塊型的大一統社會向多元社會分化的過程。在這一社會分層化過程中，出現了處於遊移狀態的邊緣知識分子個體，這裡説的邊緣知識人(Marginal intellectuals)指的是，那些未吃“皇糧”的具有人文傾向的邊緣知識分子，而並不包括單純經濟上的個人奮鬥者。這些遊移于社會上的知識人，通過市場提供的資源與機會來謀生，他們在努力尋找機會，施展抱負，實現自我價值。如果從事社會學研究的學者，能對這些處於社會邊緣的知識人群體進行一番社會學的研究，就一定會告訴我們許多令人感興趣的東西。

    可以説，古往今來的各種社會都有這樣一些處於遊移狀態的邊緣知識人。然而，當代中國的邊緣知識人的出現，則與近年來市場經濟與民間社會的發展有關。一方面，在現有的條件下，體制內難以提供足夠的就業與深造的機會，大學、文藝團體、研究所與各種文化事業單位不可能容納所有希望獲得文化職位的人們；另一方面，都市經濟生活的迅速發展，教育事業的拓展，發達地區的文化示範作用的強烈刺激，不斷持續地刺激外省與邊遠地區的青年知識分子到都市實現個人抱負。尤其是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後，改革開放中形成的市場經濟與社會空間的多元化，使這些外省知識人不進入“單位”也可以獲得謀生與發展的機會。

    邊緣知識人的出現，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新現象。相對於那些處於社會生活影響力中心的吃“皇糧”的知識分子，他們處於邊緣，他們的生活往往並不安定，經濟來源也未必充裕，他們基本上沒有固定職業，或有職業但此職業僅用以維生，不足以體現其自我確認的價值。他們在實現自己價值的奮鬥過程中，積累著民間的文化財富，開拓著新的社會空間。要認識當今中國正在形成的市民社會，就首先要認識這樣一些在民間最活躍的知識人。

    邊緣知識人有種種不同的經歷。有的人大學畢業，分配在某些環境不如人意的地區而不能實現自己的抱負；有些人高考或研究生考試落榜，又不甘回到內省閉塞的環境中去，因而來到大都市的民間社會謀求發展事業。而市場經濟條件下發展起來的社會流動性，提供了都市內獲得最基本生存的可能。這些人各有各的特長，各有各的能力，有的是默默無聞的個體戶畫家；有的具有文字才能，他們寫文學作品、策劃組織出版或從事文化活動；也有的從事社會學與政治學研究。其中還有的家境富裕，有足夠經濟來源支援，他們常常在各大城市遊學，旁聽著名大學的學者講課，成為編外學生，思考著中國的大問題，如當年毛澤東之在北京大學旁聽一樣。

    邊緣知識分子的兩重性

    應該意識到，一方面，邊緣知識人可能是社會上最具生命力與原創性的文化人社群。他們有精力，有能力，也有毅力，他們對成功渴望的強烈程度遠遠超過一般人。他們往往具有某些與主流價值標準不合的人格特徵，例如有的人文學方面極具悟性，然而天生數學太差；又如有的人功課什麼都好，但就是外文不及格；有人除了熱衷於繪畫，其他一竅不通。在現行的要求“全面發展”的考試製度下，此類偏才不得不被淘汰出局。而社會又缺乏給予他們進入體制內深造的第二通道，於是紛紛在都市中尋找謀生機會，他們所具有的種種為社會所需要的特長，在市場條件下得到發揮的機會，於是紛紛成為游離態邊緣知識人。

    邊緣知識人在文化創造方面的優勢，有一位網上作者曾有過很精闢的分析，用這位作者的話來説，他們“什麼都不是”，就“什麼牽制也沒有”，這正是創新的契機。

    事實確實如此。邊緣知識分子固然得不到“單位”提供的稀缺資源，另一方面卻獲得了後者或“有機知識分子”(葛蘭西語)難以獲得的自主權。而這種自主選擇權正是思想者最需要的東西。成為邊緣人則意味著有了最充分的時間自由與精力，去從事自己想做的或自己認為值得做的事情。在這個意義上，邊緣知識人在文化創新方面所具有的潛力與自由度，正是一個社會文化創新的重要因素之一。

    另一方面，有些邊緣知識人同時還具有一些負面性的東西。他們中有些人在社會上闖蕩多年，加之經濟窘迫，懷才不遇，內心充滿個人命運的挫折感。例如，他們中有的人在窘困之中不得已給名人投書，希望得到支援與幫助，卻往往得不到回應；他們內心自尊心很強，然而在社會上卻恰恰被人看不起，甚至受到地方上一些不法分子的欺侮，內心往往有一種不平之氣；與一般隸屬於單位的知識分子相比，他們對社會的評價更為消極；在沉重的生活壓力與事業挫折感的雙重衝擊下，有些人會出現人格的扭曲。由於他們多少有理論知識，見多識廣，又往往具有常人所沒有的敏感，另一方面，對於複雜的問題由於缺乏知識積累，在思考過程中並沒有想通，於是，激進的民粹主義、極端的民族主義式的社會動員的意識形態就很容易對他們産生吸引力。因為這些意識形態話語可以使他們對社會的不滿情緒的宣泄得到最大的理由化。從歷史上看，在社會陷入困頓與危機時，邊緣知識人會突然變為“社會正義”的代言人，變為反主流文化的先鋒派；這時，他們會感受到一種受壓抑者衝破桎梏時所産生的浪漫的人生體驗，那可是一種被羅素形容的充滿“登仙般的飛揚感”的人生體驗。

    對於邊緣知識人群體中的某些人士身上的負面性，有一位老朋友曾有親身體驗。這位朋友從北京歸來，頗有感觸地向我談及自己在北京與當地民間文化人廣泛接觸後的體會。他説自己原先對於那些從事民間文化事業的知識分子的看法還是比較積極的，從理論上説，這些邊緣文化人可以説是中國未來市民社會的萌芽。然而，這些文化人在商業運作中的不擇手段，只要有利，什麼都願幹。比如他們炒作新聞時表現出來的煽情性，一切都是為了迎合市民口味以求得到較高的收益。這位朋友不無感嘆地説，這些民間文化人身上已經沒有八十年代時第三代知識分子那種憂國憂民的執著與獻身精神，他們身上更多了些商人式的唯利是圖。這位朋友擔心，更有甚者，在社會轉型出現重大的困難與危機時，這些事業未遂而充滿挫折感的社會人群，可能是經濟危機最先的受害者，他們身上潛伏的反社會、反文化情緒可能起到激化社會矛盾的負面作用。這位朋友説，當年希特勒式的啤酒館暴動，其社會基礎不正是那些失意的邊緣知識分子麼？

    雖然中國現在的情況與當年的德國完全不能相提並論，然而，從歷史上看，當一個社會進入危機時代時，邊緣知識人成為最具活性的社會分子，並對社會進程産生重大的影響力則是不爭的事實。

    開放社會與邊緣知識人

    邊緣知識分子已經是社會分化過程中出現的現象，他們的存在具有社會學上的意義。人們是不是能客觀地、公允地評價他們，為他們創造有利於自身發展的機會與條件，對於社會在穩定中求進步無疑是十分重要的。

    如何對待邊緣知識人？應該對他們多一分同情、理解與關心，不要居高臨下，不要冷漠與趾高氣揚，要平等地對待他們，要為他們盡可能地提供幫助與支援。就社會而言，要開放更大的社會空間，讓他們更多一些成功感，更少一些挫折感。健康的社會，就是最能夠容納邊緣人進入體制的社會。更確切地説，一個健康的社會，就是不斷從主流游離出邊緣知識人，而同時又有邊緣知識人不斷進入主流的雙向流動的社會。只要社會善待他們，為他們提供各種機會，他們會以他們的才智與特長為社會作貢獻。前面我介紹的美國那個國際援助者組織就是一個例子。某種意義上説，在“文革”後期各地的“民間思想村落”都是一些在插隊落戶運動中形成的邊緣知識人群體，而1977年恢復高考與研究生考試以後，其中相當多的一部分人都通過制度化的社會通道進入高校與研究所，成為體制內知識分子。後來，這些八十年代人成為中國現代化最主要的生力軍，而他們處於邊緣人時期的生活經歷與磨練，對於他們的事業成功具有重要的價值。其實，我們這些“文革”結束以後進入大學的“老三屆”，幾乎誰都有過一番做邊緣知識人的人生經歷。

    相反，如果一個社會不能為邊緣知識人提供社會通道，他們個人的挫折感與社會不滿情緒，將有可能與絕望階層對社會的不滿相結合，於是就會形成社會不安的溫床。他們當中有些人會成為激進的民粹主義者，鼓吹“再來一次經濟‘文革’未必是一場災難”，以“左”的面目來“為民請命”；有的人則會成為民族主義極端派人士，高倡激進的口號，以左的“反帝反修”的革命大旗來取得意識形態話語上的優勢地位。

    人們可以從不同角度來分析“新左派”話劇《切格瓦拉》的社會意義與文化意義。在我看來，它的實質正是一批有活力的邊緣知識人對主流文化發起挑戰的一次頗為成功的嘗試。該劇有位導演就是一個具有民粹主義與激進民族主義傾向的邊緣知識分子。如果要理解此類邊緣知識人在中國政治中曾經扮演的角色，我們可以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以後大量的歷史事實中感悟到。

    《南方週末》2001年1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