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是理念的守護者和意識形態的源頭，但是與中世紀的教士或近代的政治宣傳家和狂熱分子不同，他們還傾向於培養一種批判態度，對於他們的時代和環境所公認的觀念和假設，他們經常詳加審查，他們是‘另有想法’的人，是精神太平生活中的搗亂分子。”□鄭也夫

    我曾有幸向科塞當面請教過。我向他提出的一個問題是：哪三位社會學家對你影響最大？他脫口而出：馬克思、韋伯、齊美爾。科塞不愧是德裔美國學者，他的主要思想營養幾乎完全來自母國。

    在過後的思考中，我明白我當時問題中的“三位”是個不明智的限定，約束了他的回答。就我今天的理解，對科塞而言，第四位學者對他的影響同樣是巨大的。有趣的是，這第四位————卡爾曼海姆，仍然是德國社會學前輩。我以為以上四位正是德國最偉大的四位社會學家。即使科塞只獲得了這四位的遺産，事實當然不是如此，都應該説足夠了，因為這四位思想家的遺産太豐富了。而曼海姆對知識分子的研究正是科塞所著《理念人》的思想前身。我曾經以為《理念人》是最好的一本研究知識分子的社會學著作，是因為那時我只讀過曼海姆的《意識形態和烏托邦》（書中討論了知識分子），還沒有讀過曼海姆死後出版的文集《文化社會學文集》，這部書中的“知識分子階層”一文，是知識分子研究的里程碑。自曼海姆去世至今已四十餘年，知識分子的研究幾乎無出其右。

    理解往往主觀。客觀全面的介紹難乎其難。因此，筆者索性摘取本書中那些最令自己感動的觀點。希望它是遊歷曼海姆精神宮殿的一支路標。

    近代社會的巨變迫使人們扔掉以往加在他們身上的標簽，重新思考“我是誰 ”。又因為沒有孤立於社會生活和群體之外的個人，因而自我覺醒總是加入到集團覺醒的過程中。在近代社會中第一個完成這種解釋的是“階級的學説”，簡稱 “階級社會學”，它催化了無産階級的覺醒。繼而，其他階級、階層、集團，包括婦女群體、青年群體，也都開始其自我意識的覺醒。

    階級學説無疑是近現代各種解釋系統中最有價值的一種。但是在認識知識分子問題上，它只完成了一個判定：知識分子不是階級，這是對的；但認為這是導致知識分子身上若干缺陷的根源，卻是不恰當的。“不是階級”是知識階層的群體特徵。所謂特徵，既是短處所在，又是長處所在。

    知識階層是什麼，其長處又是什麼？曼海姆的答覆如下。其一，“相對不受束縛的階層”，他們並非完全獨立於階級關係，但他們的見解沒有像多數社會成員一樣完全被階級地位所決定。其二，他們是受過教育的人。這兩點造成了他們的長處。“一些特定類型的知識分子享有最大的機會，去檢驗和利用社會上可以得到的視野，去經驗它們中的矛盾和不一致。”“社會上沒有一種職業，沒有一種地位要求了解一切人的事情。正是那些受過教育的人保持著對我們的事務的同情，而不僅僅是他們自己的事務。”

    曼海姆認為，傳統社會的特徵是確信，自近代以來懷疑在增長。懷疑使懷疑者的心理處於“懸置”的狀態。多數人一生中都有一個階段處於“懸置”期，那便是青春期————精神上的“狂飆期”。青年人“常常有過捲入到一個超越其前途利益的問題中的經歷。（他們）從自己以前的現實中脫離出來。帶著解放的感受發現了可選擇的解釋和新的價值觀。”“而當他們度過了這一狂飆時期並固定在一個職業以後便扔掉了那種傾向。”但是有少數怪物終生在精神上處在“懸置”狀態，不確信某種教義，他們就是知識分子。

    有人批評知識分子遠離生活。曼海姆認為，在現代分工的社會中沒有人能逃脫普遍的疏離感。每個人必然只了解生活的一部分。從事實際工作的人太實用。知識分子從現實生活的脫離可能更遠一點，但他們恰恰因此獲得了某種優勢，他的疏離幫助他逃脫了特定職業對眼界的局限。

    我們有很多根據説明，曼海姆是思想領域中的先知。當然，希望先知的稱謂不要引起誤會，因為與此同時，並且在更本質上，他是偉大的懷疑主義者。●《文化社會學文集》即將由遼寧教育出版社推出。《理念人》〔美〕劉易斯科塞　著郭方等　譯鄭也夫　馮克利　校中央編譯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１月版２２００元

    《理念人》引徵了大量歷史事實，但是它有別於史學著作，在於他將史實作為血肉充填在他通過對歷史的理解而形成的思想的骨架上。它是昇華到理論的知識分子的社會學研究。

    《理念人》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譯作“知識分子生活的場所”。討論的是知識分子與同行及受眾交流、切磋、爭論、傳遞資訊、評價，乃至提供物質報酬的制度化場所之演變。作者從法國的沙龍、倫敦的咖啡館、皇家科學院、書商、圖書市場、文化評論性雜誌、審查制度，一直追蹤到文人的小團體和同仁雜誌。思想是必有其附體的，而一種社會思想的附體不是一個人，而是“知識生活的制度化場所”。這種源自曼海姆的思路是精妙的。科塞將之發揚光大。

    第二部分“知識分子與權力機構”，題目無疑是挑戰和富於魅力的，但也極易操作得平庸、主觀。科塞實際上是以史實作血肉充填其“理想型”（韋伯提出和使用的概念和範式）。他依據知識分子與權力機構之遠近，提出了五種理想型，並辨析每種類型之得失。

    第三部分“當代美國知識分子”，其實只是改變了時空維度，方法論上仍然是前兩部分的繼續，即分析知識生活的新場景、新的制度化環境，新的內外權力關係。在這一部分中，更可以看到科塞將德國學術遺産與美國思想資源和社會現實的結合。後兩部分使他走出曼海姆的光環，在二十世紀後半葉的知識分子問題的研究中成一家之言。

    《南方週末》2001年4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