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體的書比較好看。它富於現場感,親切、平易,耐人尋味。我至今無法忘懷10多年前讀過的兩本以對話體寫成的好書——英國人麥基編的《思想家》(三聯書店出版),通過主持人與哲學家對談,讓哲人用淺近的語言向公眾闡釋他們深奧的思想;北大學者黃子平、陳平原、錢理群以三人談的形式寫成《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拆除中國古典文學與現當代文學的壁壘,用全新的視角審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
阿正編著的《世紀對話——文化嬗變與中國命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作為新千年中國的第一部對話體圖書,帶給我一種久違的閱讀體驗。周國平、舒乙、谷建芬、楊東平、徐友漁、時間、劉心武、南帆、孫紹振等38位專家學者參與對話,22個話題涉及中國文化的基本問題、大眾文化問題、傳媒文化問題等三大類。諸如傳統文化、中外文化交流、學校教育、報刊、暢銷書、電視、戲曲、繪畫、建築、先鋒小説、新詩、流行歌曲、廣告、企業文化、民謠、體育、網路、生物工程等問題,都在討論之列。值此世紀之交,以專家三人對話的方式對20世紀文化的一些基本問題進行評價和分析,對百年文化的流變、發展脈絡進行梳理,對下個世紀的文化走向提出一些建議,以使中國文化在下個世紀更具活力,體現出這些公共知識分子深切的文化關懷。所謂“公共知識分子”是相對於書齋型知識分子而言的,他們在專業工作之外還致力於面對公眾,關注公共事務;與公眾交流溝通,讓自己的專業進入社會,讓研究成果更多地為社會所了解,所接受。這22個話題不能説十分完備,但具有相當的代表性,不僅影響了20世紀,有的還將帶入新世紀。
誠如該書特邀顧問南帆所言;“很多知識分子的成就必鬚根據他們的專業水準加以衡量,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這個社會的整體之中,知識分子應該有自己的獨特聲音,應該以自己的獨特方式承擔責任。”《世紀對話》讓我們聽到了一群公共知識分子的獨特聲音。比如:傳統就是“活在現在的過去”;辦報刊,空白點與生長點缺一不可;暢銷書的背後反映了各種社會心理;中國廣告從産品情報時代剛剛轉入生活情報時代;知識經濟時代決定了企業文化成為企業管理的最高境界;怨刺是民謠最主要的東西,民謠是一條古老的民意渠道;網路帶來了商務和通訊的便捷,但卻可能使人類陷入隔膜和孤獨;“素質教育”是一句工作性口號,而非一個嚴格的教育學概念;生物工程就是對生命現象進行操縱和利用的技術……聽聽這些深入淺出的精譬之論,會讓我們透過文化問題的表像觸及實質層面。
對編著者阿正來説,通過出版該書,他完成了一種角色轉變,由出版人和專欄書評作家轉變為一位公共知識分子。策劃公眾關心的世紀對話,體現出他對文化問題的敏于感受和準確把握;主持話題討論,需要對各學科知識的相容並蓄,與專家學者平等對話驗證了他的學養和駕馭局面的能力。例如,在進行關於建築文化的討論時,邱華棟對“民族性”回答得不夠直接,阿正多角度發問,迫使邱華棟亮出了“直奔現代化”的主張。《世紀對話》洋洋30余萬言,讀來卻不累人,一方面是因為話題牽動人心,另一方面,要歸結于專家學者用通俗的方式發言、對話的形式。我把這本書視為一種在學者與大眾之間擺渡式的著作。專家見解+大眾情懷+平民化表述,將學術思想引導到公眾的界面上來;對話人各有各的視角,各有各的表述風格,營造出現場感和親和力,易於引發讀者的參與感。對話濃縮了專家學者的思想,邏輯上可能欠嚴密,但是鮮活、靈動,對話過程中還會互相啟發,碰撞出新的智慧火花。多視角、多層面的思考是對話體文本的重要特徵,讀者將從中接受一種思維方法的訓練。從某種意義上説,傳導一種思維方法比傳播一種思想觀念更具價值。
中華讀書報8月20日